“著名女作家、摇滚诗人、旅行家、世界人权斗士、新时代女性领袖周雨霏，于20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被发现死于自家公寓内，享年XX岁，警方推测死亡原因可能是XX，确切原因还待进一步调查。文艺界、摇滚圈等社会各界第一时间发来哀悼和慰问，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遗书
周雨霏（中国人民大学）
我不认识朱平，直到她死的那天。
这种感觉很奇妙。
有个人死了，可对你而言，这一刻他才“正式出生”，仿佛他是否活着还需要经过你的认可鉴定。这让我想起去年四五月间的一件相似的事。那时我还没有一颗足够安静的、纯净的灵魂（现在也没有）——我不是个读诗的人。所以我不认识张枣。然而那天，我认识了张枣，因为那天张枣死了。他死了，诗人的生命以“盘点概括总结升华”的形式浓缩在一张年少时的照片中、几页杂志上、三两故人的唇间和泪里，以最简明扼要的方式介绍给陌生人。今天我也以这种方式认识了朱平。
朱平，你好。
一个活着的人，要认识一个刚死的人，也许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死去的是个非凡的人；第二，死去的是个平凡的人，却以一种非凡的方式死去。张枣属于前者，而朱平无疑属于后者。这让我想到一件事—— 一辈子也不见得会相识的朋友啊，有一天，你会怎么认识我呢？
“著名女作家、摇滚诗人、旅行家、世界人权斗士、新时代女性领袖周雨霏，于20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被发现死于自家公寓内，享年XX岁，警方推测死亡原因可能是XX，确切原因还待进一步调查。文艺界、摇滚圈等社会各界第一时间发来哀悼和慰问，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2011年7月XX日，中国人民大学大一女学生周雨霏的尸体被发现于云南省XX市XX县省道旁，警方怀疑可能是搭车过程中遭司机施暴、抢劫后虐杀、弃尸路旁。报警的是与她同行的男友，现已精神崩溃。警方温馨提示：搭车旅行有危险，勇敢尝试须谨慎。”
前一种死法是我前两天听说Amy Winehouse死后想到的，后一个是我在云南搭车旅行这半个月中脑子里总会冷不丁闪现的念头。
有一天傍晚在临沧市，赶往云县的路上。我们搭的车在离幸福镇不远的地方抛锚了，司机只好把我们赶下来让我们去重新搭别人的车，于是我们走到一个村庄旁边，在村民们惊奇的目光围堵下举起“求搭顺风车”的牌子。天色渐渐暗了，村民们也回家睡觉去，荒郊野岭的，愣是一辆车也不来，一辆车也不停下。我们开起玩笑说今晚怕是要“以天为被，以地为褥”了。如果当时情况是：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黑夜里的话，我恐怕还会忆起自己不算长的一生，还没做的事和后悔的事，以及很可能即将降临的死亡。那一刻，我处在“不安全”中。
从“不安全”的云南回来后，在沙发上安全地坐着看新闻。看着“最安全”的动车这么掉下桥去了，突然觉得屁股下的沙发也不是那么安全——仿佛随时会弹出一根钢丝把我扎死，或是突然从中间断裂把我夹死。我发现自己再一次走入了“不安全”中——屁股没动，心却瞬间变得空牢牢的。这种“不安全”，和在云南时经历的“不安全”，是一样的。如果对于“死于沙发”的恐惧足够无厘头，那么对于“搭顺风车遇害”的恐惧，又怎么站得住脚。
我有一个爱我的妈妈，她总是害怕我发生不测。她害怕我被坏人骗财，害怕我从楼梯上摔下来半身不遂，害怕我过马路被车撞死，害怕我被司机施暴、抢劫后虐杀、弃尸路旁。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对我的爱。
“为什么我不能去？” “因为我爱你，害怕失去你。”
“害怕”是怎么变成“爱”本身的？这就好比：丰富而诱人的“未知”，是怎么被“不安全”完全取代了位置？
出发去云南前，我本该写一份遗书。（SB当时做出休学一年周游全国的决定，出发前就写了一封，存在要好朋友那里，等自己死了，就把它发出来。）
可是我没写，我觉得不该因为我要去云南搭车旅行，才写遗书。我也不该单是因为坐沙发，或但是因为坐动车，而写遗书。活在这样刺激的国家里，每一天有比云南更危险的未知等着我去经历；在这个将生命的概念设定为“走向死亡的过程”的世界上，每一天都是写遗书的最佳时间。所以在“幸存”下来的今天，在“幸存”下来的每一天，我写一份遗书。
这一秒的遗书是上条状态：“在码字。一个用笔，一个键盘。不码完不吃饭！立此存照。”
下一秒的遗书是下条状态：“饿死了，去吃饭。”
采编责编：黄理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