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中国千年不衰、至今尤盛的帝王术创始者，韩非，虽然并非一个净身阉宦，但此人向君王进言的口气，却与清朝慈禧太后膝下的李莲英相差无几。谓予不信，翻开《韩非子》第一卷第一篇《初见秦》，其开篇第一段，便可了然：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韩非子·初见秦》
为了突出自己的忠心，韩非甫一开口便将“不知而言”、“知而不言”定为死罪。至于如何算作“不知而言”或“知而不言”，当是很难划分和认定的。只是如此定罪，必然造成臣子在君王面前不知言什么为智、说什么为忠的恐惧。还不啻臣子在君王面前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自由被限制到最低限度，即便君王集思广益的可能性也被相应地缩小到几近于无的范围。而韩非之所以要把臣子的言论限制到如此严厉的程度，则无非是为了强调他自己所言的既智又忠。喜欢做人家的奴才并不稀奇，但把奴才做到如此份上，却实在罕见。
若说智商，韩非似乎高于孟轲；但孟轲再弱智，与君王说话却从来不像韩非这般低声下气。孟轲语君，不说耳提面命，至少也是中气十足；而且总是居高临下，从不示弱。倘若孟轲看到韩非这付十足的奴才腔调，定然蔑视。儒法两家，儒家虽然讲究君君臣臣，但在君王面前倒还不无骨鲠传统。先秦有孟轲，西汉有辕固生，东汉更有陈蕃、杜密等一干不要命的儒臣。与此相反，主张刑名的所谓法家，虽然有商鞅的雷厉风行，有韩非的阴狠老辣，有李斯毫不留情的杀伐决断，但在主子面前却一个比一个奴颜婢膝。这些法家代表人物的结局又非常反讽，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商鞅被车裂，韩非被李斯用计害死，李斯父子双双被主子就地正法。若说誓死效忠，倒也算全都如愿以偿。
追根寻源，被后人认作法家先驱的管子，当年绝非如此低声下气侍奉君王。享有“春秋第一相”美誉的政治家管仲，不仅政绩蜚然，而且个性独具，风采照人。有关管仲的政绩，连司马迁都称道：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史记·管晏列传》
有关管仲的个性，司马迁记载如斯：
管仲頉在青州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说苑云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巿租，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史记·管晏列传》
今世所说牛人者，其时诸子之中，无疑管仲也。这就好比一个才干出众的雇员，为老板打工之际，毫不客气地先向老板提条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老板要雇员贡献才干如是，君王要臣子做出政绩亦如是。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本事的人，需要满足自己的利益，或显示自己的个性，不如说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首先要让雇主懂得尊重雇员或者让君王懂得尊重臣子。以管仲的心胸，如此一再开价，并非仅仅是意在财富、地位，而更是在向君王标明，你我虽然君臣有别，但我管仲的尊严，不可轻视，更不容冒犯。
管仲如此心高气傲，当今商明文明社会的高级白领看在眼里必定心领神会。但当时的一些迂腐士子，恐怕很难理解。比如孔丘，就读不懂管氏三归。提及管仲的尊王攘夷功绩，孔丘盛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但是人问：“然则管仲知礼乎？”孔丘马上回答：“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又有问：“管仲俭乎？”孔丘断然回答：“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不知孔丘倘若能读到韩非的“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会发出什么样的议论。可以肯定的是，纠缠于等级观念的孔丘，不会懂得管氏三归，别有一番尊严在其中。管仲之所以敢向齐桓公步步进逼，是因为在管仲的心目中，君王和臣子之间，彼此是完全平等的：要我管仲效力可以，但你必须给我管仲应有的待遇。这在商业文明无疑是常识，却绝对不符合孔丘所遵奉的君尊臣尊君贵臣贱的等级观念，以致会作出“不知礼”和“焉得俭”的道德判断。殊不知，这样的道德判断，全然有违于齐国的民意民心。有关管仲所获得的特殊待遇以及管仲的功绩，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写道：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
当然了，管仲的自尊，并非商业文明孕育，而是缘自华夏初民与生俱来的平等观念。在周室标榜尊尊亲亲之类的森严等级之前，臣子与君主说话，并没有仰视神明般的战战兢兢。《尚书·西伯戡黎》记载的殷臣祖伊，与商纣说话的口气，就算比不得管仲那么豪放，至少也有孟轲那样的义正词严。人的尊严，并非书本熏陶出来的教养，而是发乎生命底蕴的人文品质。倘若没有周、孔等级观念日深月久的侵蚀，华夏民族天然具有的平等观念以及人之为人的尊严，绝对不会丧失殆尽到在君王的权杖面前诚惶诚恐的地步。
春秋伊始，虽然周室周制已然数百年，但尊尊亲亲的等级观念，并没有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样统摄天下众人之心。鲁僖公九年（公元前六五一年），齐桓公在葵丘之盟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后世所谓尊王攘夷，由此而起。这是对周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相当温馨的解构，温馨到了把孔丘小可怜感动得如醉如痴的地步。然而，尊王攘夷再温馨，骨子里却不再把当初周公建制时的等级尊卑当回事了。于是，就有了齐桓公向管仲步步进逼的三归一再表示敬意的非常之举，根本不管会有个叫做孔丘的破落子弟说三道四。因为齐恒公内心深处也像管仲一样，毫无等级尊卑观念。齐恒公有过作为公子小白的流亡经历，再加上齐国当初乃吕尚之封地，不以“尊尊亲亲”为然，而以“举贤而上功”治国（参见《淮南子·齐俗训》）；因此，齐恒公身上既无公子哥儿养尊处优的纨绔习气，也没有姬氏家族等级森严的尊卑观念。尽管在鲍叔牙推荐管夷吾时，齐恒公有过犹豫：毕竟当年与公子纠争夺王位时，曾被管仲射过一箭，几乎丧命。但齐恒公听了鲍叔牙之于管仲才干的一番盛赞后，旧日恩怨顿时消解于一片赤诚的爱才之心。及至获得管仲辅佐，更是乐不可支，管仲要什么都答应。如此的求贤如渴，后世的君王之中，也就曹操可相比拟。
齐恒公和管夷吾的相知相善，与其说是君臣间的佳话，不如说是高山流水一类的美谈。对于管仲来说，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而对于齐恒公来说，因为有了管仲的辅佐，得以成为春秋首霸（借用当今的天下首富之说）。可以说，生机勃勃的春秋时代，就是这对君臣以尊王攘夷的名义共同开创的。
历史的诡异在于，当初尊王攘夷之夷，乃一再北侵的南夷楚国。而后来对中原诸侯真正构成威胁的，却是最终吞并天下的西夷秦国。春秋时代的秦国，才刚刚崛起，除了野蛮，别无所长。及至秦穆公上台，才开始学习中原文明，不惜代价，网罗人才。诸如特地到楚国以五张羊皮换得虞国大夫百里奚，重用晋国亡臣丕豹，请出隐居的䞿叔，与百里奚一起，拜封为相当于丞相的左、右庶长。秦穆公由此大展身手，开疆扩土，跻身春秋五霸。秦穆公的成功与其说是野蛮之于文明的胜利，不如说是蛮力获得了文明的导引。或者说，中原人杰的加盟，使蛮秦摇身一变，成为强秦。
毋庸置疑，秦穆公时代的君臣关系，不说完全平等，至少毫无主奴意味。秦穆公虽然身为君主，但同时又是百里奚、蹇叔等臣子的学生。搏战有赖于野蛮，政治却需要智慧。这就好比西安以西的乡镇企业老板，请了上海的公司主管，绝对摆不出颐指气使的架子。而百里奚、蹇叔他们，也不可能像后来的韩非之于嬴政那样，在秦穆公面前诚惶诚恐。
秦国历史上君臣关系演变的一个重大转折，见诸商鞅进谏秦孝公，以献称霸之道。
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韂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史记·商君列传》
与当年秦穆公的求贤若渴截然相反，秦孝公只消身子朝王座上随意一歪，自然就会有商鞅这样的中原士子进宫巴结，而且还要私走宠臣的门路，才能得见。此刻的商鞅，无疑比不得当年的百里奚、蹇叔，让秦穆公感觉如获至宝；更难望春秋名相管仲之项背。像管仲那样理直气壮地向齐桓公一再提要求，在商鞅可是想都不敢想。商鞅能够做的只是，向秦孝公点头哈腰地献计献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从帝道说到王道，从王道说到霸道，一直说到秦孝公大悦，方才感觉大功告成。商鞅未必不知道自己是在取悦君王，内心深处更是明知，秦孝公的喜欢霸术，“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但商鞅就是一味的奉迎，一味地寻求秦孝公所需所喜。
秦国从偏偶一方的蛮夷，壮大到一统天下的王朝，依次走过由微而显、由荒蛮到暴虐的生长阶段。经由秦穆公，蛮秦变成强秦；经由秦孝公，强秦变成霸秦；其后秦昭公企图帝秦，被赵相平原君等中原士子挫败。所谓帝秦，实质上乃是暴秦，其标记性的历史事件，便是秦昭公手下的白起在长平之战得胜之后，坑杀四十五万赵国降卒。可叹的是，中原士子的义不帝秦，并没有能够阻止秦国的最终称帝。秦昭公受挫的帝秦或曰暴秦之业，最后在秦始皇嬴政手里，如愿以偿。
倘若说强秦的标记是秦穆公利用了中原文化和中原士子，那么霸秦的标志则是中原文化经由诸如卫国人商鞅这类士子的臣服，完全匍伏于霸秦的军国主义。秦孝公要的是军国主义，而商鞅向秦孝公提供的，正是叫做霸道或者霸术的军国主义，如斯：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史记·商君列传》
用商鞅本人的原话来说，则是：
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四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於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商君书·来民》
因此，在国与民之间：
民弱国彊，民彊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换句话说，国家必须凌驾于国民之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此乃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二十世纪中叶的德国、意大利、日本诸法西斯国家，无不如此。商鞅巧舌如簧地把这种军国主义说成是：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的厚今薄古，表面上是相对于孔儒的厚古薄今，实质上却是以所谓的“不法古”为名，为军国主义铺平道路，从而推动秦国更上一个台阶：由霸秦走向暴秦。可以说，二千多年之后，东瀛之国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早在商鞅的政治主张里，就已现端倪。当年秦国向中原诸国发动的吞并战争，与日本法西斯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名的入侵中国，大同小异；骨子里都以野蛮强暴文明，以暴虐作践柔弱。商鞅变法，无论是对中国文化还是对中国历史来说，都毫无光荣可言，而是耻辱的标志。至于商鞅的结局，在秦孝公驾崩之后旋即遭到车裂，只不过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报应罢了。
当时向强秦献计献策献媚献丑的中原士子，并非商鞅一个。商鞅只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当野蛮向文明步步施虐之时，最为耻辱的还不是文明的柔弱，而是文化人的臣服。这种臣服不仅给当时天下的政治格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给整个民族文化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与卫国士子商鞅将自己绑上秦国的战车相对称、并且给后世的民族文化带来极大伤害的另一个中原名士，便是赵国人荀况。
商鞅在公元前三三八年被杀，荀况于公元前三一三年出生，卒于公元前二三八年，比商鞅之死正好晚了一百年。荀况在世之时，恰逢秦昭襄王嬴则当道。秦昭王做下的几件震动天下的大事，不可能不对荀况的思想和著述产生影响。一件是公元前二六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一件是得胜的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五万赵国降卒，一件是随后发生的秦昭王企图称帝，还有一件是公元前二五六年的秦昭王灭东周。春秋时代的“尊王攘夷”，到了战国时代，以秦昭王野蛮的夷王灭尊，黯然落幕。
在秦昭王不可一世的铁蹄面前，同为赵国人的相国平原君，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向暴秦以帝秦俯首就范；魏国的信陵君盗窃兵符以救赵，楚国的春申君毅然发兵以助赵，更有齐国一介布衣鲁仲连，傲然蔑视暴秦而义不帝秦。惟有学问家思想家荀况，以截然相反的姿态，又是入秦考察，又是在《强国》篇中盛赞暴秦：
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
荀况虽然像商鞅一样心知肚明，秦国“粹而王，驳而霸”，从而认定“其殆无儒邪”，用商鞅的话来说则是“难以比德于殷周”；却偏偏要恭维经过商鞅军国主义调教的秦国，民是“古之民也”，吏是“古之吏也”，士大夫是“古之士大夫也”，朝廷更是“古之朝也”；从而得出了如此貌似很真理很公允的结论：“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这样的结论，足以让平原君、信陵君以及春申君乃至鲁仲连，全体瞠目结舌。
说荀况弱智，也许会伤害华夏民族的感情。但说荀况的平庸与其自身的怯懦互为因果，即因为平庸而怯懦，由于怯懦而平庸，恐怕并非失实。试问，倘若没有秦国的咄咄逼人和一再得逞，荀况会那么煞有介事地援法入儒么？商鞅跑到人家宫廷里献媚取悦是为做官，荀况如此礼赞暴秦为哪般？倘若不知其写作背景，还以为荀况是在发展孔儒学说；但仔细观察一下其著书背景，才明白荀况其实是受了秦国威逼天下帝秦的霸道气势的震摄，才不得不在君王的“仁眇天下，义眇天下”之外，加上一个“威眇天下”，不得不在自己的学说里掺入些许商鞅的主张。这与其说是荀况有思想，不如说是荀况没胆识。这就好比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歌颂日本人是“古之民也”，日本官员是“古之吏也”，日本天皇是“古之朝也”；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威眇天下”。真不知荀况这番颂秦，发生在秦军坑卒之前，还是之后。但不管是之前之后，作为深受暴秦荼毒的赵国子民，说出这番谀词，都是极其丢人现眼的。尤其是比之于赵相平原君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荀况的谀秦很难让人不鄙视。
有其师，必有其徒。有荀况的谀秦在前，此后他那两个学生楚人李斯、韩人韩非的相继仕秦，也就顺理成章。或者说，荀况强调君权威严的君本主义学说，为李斯、韩非放弃自己尊严向秦王嬴政下跪嗑头，扫除了可能会有的心理障碍。于是乎，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韩非写给秦王嬴政的那番叩首之言：“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有关韩非其人，司马迁如此写道：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在韩非与李斯的同门相残之中，韩非假若没有口吃，李斯恐怕不是其对手。当然，汉儒司马迁毕竟没有先秦诸子那样的学养，会把韩非的“喜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反过来说，司马迁假如没有如此这般的糊涂，也不会将韩非与老子并列为传。因为事实上，韩非虽然在著述中劫持过老子学说，但韩非的帝王术在骨子里却是既承继了商鞅的军国主义的霸术理论，又师承了荀况的君本主义的威君学说。否则，韩非的著述，不会得到嬴政的如此赏识。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在这之前：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冑之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王的不能用韩非之说，既可说是韩王胸无一统天下之大志，也可说是韩非的学说实在太可怕。说儒者“用文乱法”，说侠者“以武犯禁”，还有“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在在处处，韩非都是在替君王着想。儒者侠客，名士武士，全都像是君王脚下的蚂蚁一般，韩非教君王想怎么踩就怎么踩。这确实很合乎想称霸天下的秦国君主口胃，但未必会让中原诸侯如韩王者愿意采纳。
毋庸置疑，韩非把自己也定位于可怜的蚁群，否则，不会向嬴政说出那么卑躬屈膝的话来：先给自己定妥死罪，再向主子表示忠心。这个帝王术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奴才哲学的奠基者。比起商鞅的军国主义主张，韩非的君主专制论，走得更远。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子·五蠹》
此番论说，几乎是韩非帝王术的总纲。韩非既把商鞅的厚今薄古推到极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又把商鞅没有说明白的“有功者显荣”划分得更加清晰：“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商鞅还担心其霸术“难以比德于殷周”，韩非却断言：“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借用一句韩非之师荀况的话来形容，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韩非之青，不仅胜于商鞅之蓝，也胜于其师荀况之蓝。脱胎于孔儒的荀况学说，虽然演变成了君本主义，但骨子里依然兼具儒、法两家的双重性。但韩非的帝王术却是一元的、极端的、毫无折衷可言的，从而是冷酷无情的，所向披靡的。这在战国时代，其形象当是嬴政的战车；这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欧洲大地上，则应该化身为希特勒军队的坦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的纳粹，比德国早了两千多年。德国的纳粹效忠的是其元首希特勒，中国先秦时代的纳粹效忠的则是后来号称秦始皇的嬴政。比起德国纳粹，中国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帝王术，更为阴暗，又更加奴颜婢膝。
真要说起来，商鞅虽然也跟韩非一样的效忠于秦国君王，但开口闭口，却总是国家当先。诸如：“治国贵民壹”（《商君书·民壹》），“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商君书·修权》），等等。韩非却不同，每每下笔，总是君主为上。在商鞅的霸术里，国家已然凌驾于国民之上；而在韩非的帝王术中，君主更是高踞国家之上。有道是：
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韩非子·八说》
韩非因此告诉君主：
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韩非子·五蠹》
韩非根本不相信什么民爱国、君爱民之类的仁义说教，而坚信人君的威严，人君的至高无上，既高于民，也高于国。韩非心目中的圣明人君要的是，国民为之效力卖命，根本不必听他们说些什么。国民赞美也罢，抱怨也罢，人君不必当回事。立功的有赏，不听话的杀头。非常简单。诸如个人权利，思想自由或者言论自由之类，对韩非的帝王术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于上。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
－－《韩非子·诡使》
所有的个人权利，无论是家室财富，还是思想言论，通通都得被剥夺干净，否则，人君就会有“道私者乱”的危险。尤其是“圣智成群”，亦即是知识分子成堆，假如“上不禁塞”，那么等于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这即是说，所有具有思想言论能力的人们都不能享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一如拥有武器的国民不能有“私剑之捍”。这样的韩非学说，嬴政能不喜欢么？更不用说以秦始皇自比的现代枭雄，能不喜欢么？倘若说，韩非学说像一枚硬币似的具有两面形象，那么翻过来是帝王术，翻过去则是奴役术。韩非奴役术的宗旨，在于彻底消灭国民的自由，彻底剥夺国民的权利。所有想要享有个人权利或者个人自由的人们，都被韩非列为去除对象，叫做“五蠹”，就像两千年后被称作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一样。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韩非子·五蠹》
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还有商工之民，活跃于天下的士子市民，几乎被一网打尽。后世暴君希特勒想要清除的，也不过是犹太人而已。韩非设置的清除对象，竟然比希特勒想要消灭的还要众多。这与残酷镇压阶级敌人的红色革命倒是有一比。难怪枭雄有言：秦始皇算什么？
比起两千多年后的镇压反革命，秦始皇当然不算什么。但秦始皇毕竟有焚书坑儒，可算作嬴政在韩非光辉思想指引下、在李斯英明果断的建议下所做的清除异己之壮举。从列出五蠹到焚书坑儒，然后再比较后世的消灭犹太人和镇压反革命，横看竖看，翻过来看，倒过去看，都可以发现，韩非确实非常了不起。相比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清除五蠹，韩非的思想要超前两千多年。可见，韩非、商鞅等法家人物，在毛时代的文革当中空前走红，绝非无心插柳，而是历史和逻辑的双重必然。
倘若要将韩非的帝王术和奴役术作个比方，那么颇类于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言及的《葵花宝典》。那部武功秘笈造就的是东方不败，韩非帝王术炼成的则是叫做嬴政的秦始皇。有趣的是，东方不败习练《葵花宝典》先得自宫，而韩非低声下气地请求嬴政采纳所献帝王术的结果，却是自杀。说起来，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倒也是自杀的，只是相比之下，韩非自杀得更为窝囊。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从韩非《初见秦》里的“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到“韩非欲自陈，不得见”，只得自裁了结，此情此景，真可谓怎一句报应得了？司马迁有评如是：“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没说报应两字，但报应之意，已在其中。正如杀人者，要偿命；以言怂恿人君剥夺臣民自由和权利者，岂能有什么好下场？但这也正好就是韩非帝王术和奴役术的特征所在：先将自己完全奴才化，并且誓死效忠，然后再教人君如何强迫全体臣民当奴才。或许，这也能算是一种以身作则。
理当承认，商鞅的霸术确实能让秦国称霸，韩非的帝王术也确实能让嬴政称皇称帝，但代价不菲。除了无数将士的生命，黎民百姓难免生灵涂炭，尚有国民的权利和臣民的自由。因为这是越过底线的暴力扫荡，这是毫无人性的征服行径。如此的血腥，如此的残暴，如此的野蛮，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良知之人，都无法漠视。若说这是大一统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请问，这样的大一统要来干什么？即便书同文、量同衡、车同轨确实不无文明的进步意味，也抵不上这样的人文代价。试想，以诸国和平协商的方式，难道不能抵达这样的进步？难道一统天下非得诉诸杀人无算摧残文化的野蛮？假如硬要说，暴秦的大一统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就同样可以成立了。彼此都是由夷入主，籍暴力称霸，以杀人立国。历史的人文立场虽然是柔弱的，却是不可动摇的，绝不妥协的。因为历史是属人的历史，而不是杀人的历史；历史是人文的历史，而不是被帝王主宰的历史，更不是向威权和暴力屈服甚至顶礼膜拜的历史。任何诸如此类的野蛮，无论来自暴秦，还是出自日本法西斯，都是不能认同的。历代帝王，各色枭雄，或许会醉心于如此野蛮的一统天下，但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人文学者，更不用说什么思想家，假如这个民族还存在思想家的话，都没有理由为嬴政及其暴秦的如此统一天下，喝彩；同样没有理由向商鞅的霸术和韩非的帝王术，致敬。孔儒的君君臣臣等级观念尚且不能认同，更何况商鞅、韩非先后以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向秦国君主的称臣效忠？
比起商鞅的军国主义，韩非的专制主义更奴才，更无耻。商鞅的军国主义着眼于国家利益，着眼于国与国之间的逐鹿；韩非的专制主义却完全聚焦于君主的权威，聚焦于如何剥夺国民的权利和臣民的自由。倘若说，商鞅旨在称霸的军国主义，与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多少有些不谋而合，那么韩非意在教唆人君实施专制独裁的帝王术和奴役术，毫无政治上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可言。当一个国家面临灾难或者面临强敌入侵之际，商鞅的学说，还有圈点之处；国家确实需要用非常的手段，凝聚国民力量，共同赴难。然而，无论一个国家处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韩非的主张，都是绝对不能采纳的。因为商鞅的学说，含有国家利益成份；韩非的主张，却惟人君是从，既剥夺国民的权利，也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倘若国民权利可称作私，国家利益可称作公，那么商鞅的学说，尚有公心可论。但韩非的主张，却除了向人君献媚，既不利于私也无益于公。作为一个中原士子，商鞅低头哈腰地向野蛮的秦国献策献身，无疑是可耻的；但相比之下，韩非诚惶诚恐地向嬴政进言，如何剥夺国民权利，如何取消臣民自由，比商鞅更奴才更阴暗。
司马迁在《史记》里有言：“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但说到韩非，司马迁却只是连连感叹一个说难者的最后被难。殊不知，要说报应，韩非远比商鞅轻得多。因为韩非学说的罪孽所在，远不啻得罪秦国的权贵，更是伤害到了普天之下的工商士子，黎民百姓，乃至后世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司马迁竟然将这样一个策士，与老子并列而传，实在是糊涂到了荒唐的地步。司马迁能从商鞅身上读出刻薄，怎么从韩非著述里就读不出阴暗呢？
倘若从商鞅、韩非再回首早先的管仲、晏婴，真可谓，判若云泥。管仲的风采毋须赘言，连司马迁都佩服不已。即便后来的晏婴，也别有一番风貌：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
有道，无道；有行者，无行者；司马迁的《史记》，总算还能够有所区分，没有将管仲、晏婴与商鞅、韩非混为一谈。只是《史记》中有关韩非的这段文字，读来令人发噱：
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诸如“悲廉直”、“作孤愤”之类的词语，用在韩非身上，相当滑稽。虽然韩非确实有篇什叫做《孤愤》，以示怀才不遇。但这不过是尚未遇到嬴政罢了。看看韩非在《初见秦》里那种激动不已的模样，哪像个怀有“孤愤”的中原士子？孤愤之孤，在于独立不羁。在人君面前像韩非那么的低声下气，何来独立之有？而无独立，又从何说起孤愤之孤？至于“悲廉直”的廉直一词，更是与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的韩非无缘。而了无廉直可言，又从哪里悲起？这就好比韩非在《五蠹》中一面教唆君王清除士子市民，一面请求君王提拔“耿介之士”。说这太过阴毒，却似乎一派天真模样；说这太过残忍，却又像是为君王打扫清洁卫生一般的纯洁无邪。其实，韩非骨子里就是这样一具怪胎，阴暗到了不知什么叫做阴暗的地步，残忍到了不知什么算是残忍的程度。可叹的只是，自称承继孔丘理念的司马迁，不知为何如此情有独钟似地怜惜韩非。难道说，司马迁是看在韩非乃荀况弟子的份上，特意买荀况一个面子？抑或是韩非被同门陷害的缘故，所以深表同情？实在不明白。也许只能说，汉儒确实读不懂先秦诸子。
在李斯与韩非的这场同门相残之中，嬴政的角色既可憎又可笑。正如李斯、韩非与管仲、晏婴相比，判如云泥，嬴政与齐恒公，也是一抔黄土之于一壁高山。不要说齐恒公的心胸、智慧，嬴政遥不可及，即便是比之于秦穆公的气度，嬴政也显得委琐得不行。秦穆公当年为了网罗人才，不惜到楚国的俘虏群里赎得百里奚。得到百里奚之后，又通过百里奚网罗到了蹇叔，并且委以同样的重任。相比之下，嬴政为了得到韩非，先是以开战威逼韩王拱手相送。到手之后，却听信谗言将韩非扔进牢房。及至醒悟，赶紧命令放人，韩非已经被李斯成功除却。于是，嬴政惟剩后悔不已。
当初，嬴政逼韩王送人，无疑是行事霸道；听信谗言，当然是心胸狭窄；出尔反尔，是因为智力低下；后悔莫及，标明了赢政其实是个既不懂用权又不会用人的蠢货。倘若嬴政还有点智商，那么应该意识到，也正是像他这般野蛮而愚蠢的人主，才与韩非阴暗透顶的帝王术相般配。被这么一个浊物一统天下，既是天下的不幸，也是历史的喜剧。赢政王朝，二世而亡都算是长命的。嬴政的这场一统天下，非但不是什么伟业，还更像一出闹剧。剧中的所有角色，全都机关算尽，反误自己性命。对嬴政来说，则是因为其低智商的暴虐，断送了妄想永世长存的嬴姓王朝。倘若说，当年姬氏兄弟在以周室取代殷商之际的同室操戈，尚有几分悲凉在其中；那么嬴政王朝的兴亡，全然一出喜剧。后世感叹的只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嬴政其人就像其喜爱其热衷的韩非学说一样，除了权谋的阴暗和权力的暴虐，乏味之极；无论是文化品质，还是人格魅力，全都了无意趣，更无内涵。韩非的学说有多么的尊严丧尽，嬴政的统一就有多么的粗俗野蛮。堂堂荀况弟子如韩非者，竟然向这么一个粗坯战战兢兢地表示誓死效忠，实在是喜剧得可以。这幕喜剧的最后一笔，当是司马迁将如此诡异而滑稽的韩非，与智者老子比肩而立。这段历史与其说是满纸写着吃人，不如说是处处透着荒唐。
二0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选自《中国文化冷风景》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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