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作者是《世界报》记者阿兰－弗拉雄。文章写道，２００１年秋季，发达国家与“世界工厂”开始直接地贸易竞争。当时，有人说，取消与中国的贸易壁垒可以刺激世界贸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也就会带来就业。但十年后的结论则是众说纷纭。
作为出口大国，中国当然希望加入世贸组织。成为这个推崇有序地解除贸易壁垒的组织的成员，可以为他打开富裕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市场。作为交换条件，中国也应当遵守对等要求，降低关税，允许其他国家的产品流入。在北京看来，这是邓小平在70年代末启动改革的必然。
文章写道，美国当时也希望中国加入世贸。自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二十世纪末的美国十分自信，不能想像一个富裕起来的中国不会顺理成章地变得民主，并因此而成为一个盟友。于是，共和党人老布什将推动中国加入世贸作为努力目标；他的继任者，民主党人克林顿继续努力，甚至比老布什更积极。他们有共同的论据：中国产品可以更顺利进入美国，美国的出口也将侵入中央帝国深不见底的市场。他们也有共同的信心：美国将可以平衡他们对华贸易中已经出现的赤字。
但是，阿兰-弗拉雄写道，十年后的事实与此完全相反。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爆炸性膨胀，美国的就业形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糟。是偶然吗？还是应当归咎于中国，归咎于中国加入世贸？
这篇文章就此指出，中国遵守了承诺，降低了关税，扩大了农产品进口配额，对外国投资开放了服务行业。中国是一个工厂，但也是一个市场。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是第二大进口国。无论进出口，中国的贸易额翻了五倍。
但是，美国（还有欧洲）的工会组织则认为这是一场骗局。跨国集团将工厂转移到中国，然后将在那里低价生产的产品再出口到美国。受益的是股东，受害的是美国的劳动者。十年内，美国工业领域可能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就业，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也从八百三十亿美元增长到两千多亿美元。
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认为，北京的行为方式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不比别人更好，也不比别人更糟。但是，各国商会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中国市场的开放只写在纸上，其实仍然难以进入，北京还是优惠对待中国企业。无论是出口，还是投资，外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法律框架都还很模糊。
《世界报》文章以英国人蒂姆－科里索在中国的经验为例。蒂姆－科里索和他的企业在中国发展已经二十余年。今年秋季，圣－西蒙出版社再版了他的中国投资心得：《中国先生，如何在华尔街发财后，在北京损失四亿五千万美元》。蒂姆－科里索在这本书里写道：在中国，市场是专横指令，是虚假意向书，是对案件没有任何了解就可以作出宣判的法官，是接受展开调查前先要汽车、要装有现金的箱子的反腐办公室官员。
《世界报》文章介绍说，美国那些拒绝批评与中国贸易状况的人提出三个理由解释他们的立场。首先，计算贸易平衡的方式会歪曲贸易往来的真实现状，很多在海关处被打上“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只是一条复杂的生产链条的末端。这个生产链条往往是跨国公司，产品中的中国附加值通常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其次，企业得以将工厂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原因首先是技术。即使这些企业不去中国，也会去其他南部国家，从而破坏美国的就业。最后，对于那些维护与中国自由贸易的人来说，中国在贸易上的优势首先来自人民币价值低估。
《世界报》文章最后总结说，中国加入世贸的真正后果也许并不在于此。其实各方共同认同的是：由于竞争激烈，中央帝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量影响着价格，其中包括劳动的价格。也就是说，中国加入世贸代表着经济全球化迈出的巨人脚步，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中等工资停滞不前的原因。中下层社会靠借债维持了购买力。这是眼前债务危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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