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大清帝国湖北新军工程营士兵程定国的一粒子弹，击中了第八营排长陶启胜的腰，同时，它打穿了帝国的心脏。是为辛亥革命。
然而1911年，作家祝勇在《辛亥年》中说道：四海升平，天下无事。相对于之前的许多叛乱、起义与革命而言，武昌起义实在是一场烈度不高的战役。按照杨天石先生《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中的记述，到12月1日，武昌汉口即已经陷落。实际上，武昌起义是以败于帝国而告终的。祝勇说：“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
他们，革命党人，为什么赢了？
100年来，关于这场意外胜利了的革命，有难以计数的文献、资料、研究和书籍在讨论，但其中多数的结论几乎一致，即：这是一种必然。清政府的腐朽已经病入膏肓，而革命之花遍地开放，即便没有程定国这致命一枪，也必然有其它起义，其它革命，将帝国送入地狱。
可这是一个方便的结论。至少，当时有太多人，并不以为这是一个必然，这其中包括了孙中山自己，包括袁世凯、杨度、端方、梁启超……
帝国的终结是之后形势的总结，而不是必然。
1911年乃至之前的朝野上下，有两股势力在赛跑。一股势力是君主立宪，另一股势力是武装推翻。或者说一股势力是改良，一股势力是革命。改良可以意味保守，但并不意味落后，而革命可以意味先进，但并不意味进步。两股势力都各自有一群殚精竭虑、眼界开阔、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呼号奔走。这两股潮流并没有谁一定压倒谁，谁一定战胜谁的信念。他们之间，甚至并非水火不容的敌人，甚至有的成为了朋友：终身的。
1905年，流亡中的孙中山抵达日本，与流亡中的君主立宪领袖之一杨度见面。如果当时有维基解密的话，那么公众就会瞠目结舌地看到：“一个革命领袖，一个立宪首领，见面后居然仿佛同志一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关键的还在于，两人抵足而眠，论战了3天3夜，谁也没有说服谁。
杨度何人？1906年清朝预备立宪时候出洋考察的端方等5大臣回国后所递交的立宪考察报告的实际写作者之一。另外一名实际写作者是梁启超。
另外一对不可能的朋友是袁世凯和汪精卫。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谋国篡位的狼子野心。甚至应该说，袁世凯的确是一个具有庞大政治野心和阴谋力的政客，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却是一个朝廷的股肱之臣，万民仰望的中流砥柱。他不是和清政府沆瀣一气的奸臣贼子，他是倡导君主立宪，并且愿意在这样的政体中贡献“青春和热血”的人。1911年11月，暗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擒的汪精卫出狱，被袁世凯接进家中，与其子袁克定结拜为兄弟。除了个别革命党人颇有腹诽之外，从精英到百姓，几乎无不欢呼雀跃。
美国汉学家周锡瑞先生在他1971年的著作《改良与革命》中说，在两湖地区，改良派与革命派纠结在一起，彼此影响。“以种种方式交叉混合和彼此冲击。”
因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从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孙中山崛起于草莽之中，立誓“驱除鞑虏”之时，改良派与革命派事实上在各自的道路上奋勇向前。这就像是一场赛跑。
改良派有着自己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戊戌变法与八国联军使清政府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开始探索政治改革的道路，然而帝国的惯性与制度的颟頇一再拖延和阻碍着变革的速度与方向。但1905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载涛、端方等大臣在朝廷内的推进，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的海外运作，使帝国改制的曙光虽然微弱然而顽强地若隐若现，毕竟使人无法相信帝国仍旧将一成不变地衰腐下去。李泽厚在一篇名为《告别辛亥革命》的采访中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
革命派也自有自己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从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惠州起义开始，一直到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革命党人的普遍性已经成形，规模虽小、效果不佳的武装起义、暗杀、暴动从未间断。但军队主力依旧掌握在朝廷手中，革命的道理仅仅在人数并不巨大的人群手中，民众浑浑噩噩难以依靠，在改良与革命之间首鼠两端。
各自有必胜的理由，各自又都被偶然性的骰子所定义。
然而到了辛亥年，偶然性的骰子已经悄然在向革命派滚动。此时，满清的最后一代重臣李鸿章已经于1901年在辛丑的羞辱之中离世；1908年，长期掌握中国政权的慈禧太后，带着怯懦的光绪一同归天；1909年，洋务运动的干将张之洞撒手人寰。改良派中坚人物全然凋敝，而王室之中，呼吁立宪的载涛羽翼未丰；朝臣之中，端方、良弼等人力量单薄。这些人的力量，显然无法与清廷之中的守旧派所抗衡。于是他们所倚仗的，无非就剩下了一个手握重兵，却左右逢源的袁世凯。
君主立宪在辛亥年前后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朝野共识——除了革命党之外。从1905年开始，慈禧自己已经推出了预备立宪的旗帜。自此之后的清政府行为，其实已经一步步在推进，所差别者，在于时间之长短与方式。废除科举，建立法律，这都是确实地在进行改制的筹备。至于1911年的皇族内阁，委实令世人失望，但试问有哪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不需要一定时间的磋磨？
袁腾飞在讲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曾经提到，日本长期以来，都是幕府在实际掌控政权，皇族并没有实在权力，不过是从幕府手中领薪粮的象征。日本从来都是“虚君”，因而经过短促战争，立宪一蹴而就。而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无论朝野之间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皇族一直都是实际掌握政权的力量，如何能够说放就放？君主立宪虽然已成共识，但必然需要时间的磨合与调整。
然而革命党人显然已经等不得了。自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这样的口号，皇族已成众矢之的。革命的目的已经悄然转换，从一个政体之争，变成了一个民族之争。本来，君主立宪也是民主制，共和政体也是民主制，其中哪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
最后骰子停止滚动的偶然性，全系于袁世凯一人而已。倘若袁世凯一心是一个君主立宪派，结果未必推翻帝制。事实上，武昌一城已经陷落，虽然各省宣布起义与独立的旗帜纷纷，但是各省之中都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共同主宰，甚或改良革命不分。湖南总督谭延闿本身是咨议局议长；江苏都督程德全原为江苏巡抚；四川的第一任都督蒲殿俊，更是不折不扣的立宪派。南北议和的形势，无非是袁世凯一面吓唬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一面以南北战争的形态吓唬孙中山，从而窃国成功。
1911年11月9日，梁启超从日本紧急赶回中国在大连登岸。他的目标，是配合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从石家庄打进北京，拥立载涛作为总理，帝国立即自行更张，改为君主立宪体制。计划周详合理，若能成功，袁世凯便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要打进帝都，恐怕就人心尽失了。
可是，11月6日，吴禄贞已经被不明目的的手下刺杀。无凭可依的梁启超仓皇逃回日本。这又是一个偶然性。至此，所有的偶然性都化成了必然性，中国走向和平改制的可能性全部丧失，惟有一条道路而已。
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赛跑之中，偶然性跑赢了，所以革命党人跑赢了。历史居然局促到如此地步，委实令人扼腕。
sea_song：辛亥革命的决定因素——民心 （FT中文网，2011年10月11日）
读了《辛亥年：巨人死于感冒》一文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武汉人，对彭刘杨路、红楼、首义广场、起义门这些地名都再熟悉不过了，今天辛亥百年，应该写点东西纪念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看了些反思辛亥革命的文章和书，感觉到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有趣的趋势，就是反思辛亥革命的种种不足之余，幻想如果行康梁倡导的改良之路，走君主立宪之道，中国会怎样。
诚然，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太多的偶然性，没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等革命党的指挥，也没有多少东南亚或者英美华人华侨的资金支持，起义前还出了试制炸弹发生意外的纰漏，结果仅仅靠着连长排长一级的人物振臂一呼，便武昌易帜，以至于要从床底下拖出黎黄陂来收拾局面。
可是革命成功，却已经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参与起义的湖北新军要远远强于作为之前多次起义主力的“天地会”等会党。即便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比，在经张之洞多年苦心经营的新军中，官兵在对现代文化和思潮的理解和认识上也是旗鼓相当的，而军事素养上更是好过广州那些拥有理想却少经训练的年轻人。不过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何武昌首义之后革命之势能席卷大半个中国。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当时的情境下，所有人都知道，大清朝已经完了。
清朝建立之初，便先天不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人口比例很小的满族八旗掌控整个中华大地。而“留头不留发”、大兴文字狱等等极端做法，虽然帮助稳定了政权，却也在满汉之间划下了深深的鸿沟。这道伤痕，仅仅靠着乾隆写些汉诗就想抹平，显然是不现实的。国家稳定经济顺畅的时候，这一点还不明显，可是一旦国家陷于危难，伤疤便会迸裂开来。而从1840鸦片战争，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整个大清已经千疮百孔。这个时候，普通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几乎是必然地转变为群众主体的汉人对权力主体的满人的仇视。因此孙中山先生最早的口号是“驱除鞑虏”，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慈禧在世的时候，凭借她的权术，还能勉强压制一下汉人大员，她之后的那些满清贵胄，除了弄出个“皇族内阁”贻笑大方，便只能乖乖等死了。可以说，满汉民族分歧，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只可能走革命的路，而不可能搞什么君主立宪，留个满清辫子皇帝供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就急着去祭拜明孝陵，其实也是这种民族情绪在作祟。
不过我觉得民族矛盾仍然不是当时走激烈革命道路而不是温和改良的根本原因。当时的中国，基层经济文化仍然是延续了千年的农业式的，但是列强的屡屡欺凌已经逼迫着中国必须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了。说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好，是民族自强的决心也好，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上下，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该变一变了。这时候，指望什么改良来循序渐进，外则东西方诸强国留下的空间不足，内则饱经磨难的人民耐心不够，也就只能镜花水月了。更何况，对于改朝换代这种事，中国人已经再熟悉不过了，革命，也不过是另一种改朝换代，实在没理由让一个外族的皇朝逃过这个规律。
因此，汤化龙这么个宪政改良体制内的湖北省谘议局议长，可以毫不犹豫地接过管理首义后的武昌民政的责任，而湖南议长、江苏巡抚之类的人物也能毫不犹豫地挑起大旗支持革命。民心已成，仅此而已。
但是，辛亥革命的问题也恰恰在此。民心求变，但不知该如何变。局面就沦为了乱世。先是权臣篡位，后则军阀混战，无非是隋末唐初群雄并起、五代枭雄逐鹿的重演。至于后来蒋介石的形式上统一中国，到国共相争直至49年雄鸡一唱，其实仍然是民心在求变求强上的摸索罢了——以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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