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者上周三举行了横穿纽约的游行，并获得大型工会的加入。实际上，这次游行让人感觉，抗议者的天真无辜开始消失。“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典型的左翼诉求和组织结合得越紧密，它的吸引力就会消失得越快。那将非常可惜，因为在他们的理想主义中存在某种强有力的东西。”
上周我去拜访了一下“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我沿着设置了许多路障的街道步行，经过仍然残留着坑洞的前摩根大通(J.P. Morgan)总部，据信1920年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曾在这里引爆了一颗炸弹，夺去了38人的生命。然后，我在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右拐，一路走到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的营地。
这些年轻的抗议者在上上周逐渐占领媒体头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700人因为堵塞布鲁克林大桥而在周末被捕。抗议者当中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但我遇到的人都温和而有风度。他们制造的最大噪声，只不过是一群人围坐成一圈，和着手鼓唱“我们带来改变，我们是升起的太阳”。
“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3周，但刚刚开始蔓延到美国其他城市。抗议活动一直被批评为缺乏领导、不成熟、缺乏具体诉求。我认为他们应该这样坚持下去——他们对银行家的幻灭之感与几乎所有人形成共鸣，而诉求模糊目前还无伤大雅。
我所见到他们提出的政策要么很疯狂（一名抗议者在一段视频中大喊着要求关闭美联储(Fed)并废除法币），要么不太可能获得广泛支持。例如，《被占领的华尔街日报》(The Occupied Wall Street Journal)要求政府采纳的两项政策是：社会化医疗和银行国有化。
抗议者上周三举行了横穿纽约的游行，并获得大型工会的加入。实际上，这次游行让人感觉，抗议者的天真无辜开始消失。“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典型的左翼诉求和组织结合得越紧密，它的吸引力就会消失得越快。
那将非常可惜，因为在他们的理想主义中存在某种强有力的东西。我们必须接受华尔街和银行的存在，经济增长需要它们提供资金，但抗议活动表露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欧洲即将推出新一轮纾困计划，而大西洋两岸的民众还因为上一轮纾困而感到生分，那么这当中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抗议活动的优势与其说在于其目的，不如说在于其形式——它坚持一种运转低效的大众民主，祖科蒂公园“人民大会”中的每一个人，不但在每一项决策中被询问意见，还可以否决那些他或她不喜欢的决定。抗议活动组织者之一、23岁的安德鲁•史密斯(Andrew Smith)对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组织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管理。这样做既不方便，又缺乏效率。”
但面对国会的政治僵局和软弱的总统，如果人们能够在示威游行中能集合在一起，并且如果真的真的非常努力，还有可能达成共识，那么这将是一场有违常理的游行。令人迷惑的事情并不在于抗议者缺乏诉求，而在于他们仍然充满热情地努力达成一项诉求。
他们提到了阿拉伯之春和希腊、西班牙反紧缩政策民众抗议的影响，还有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组织方式。最近的国内榜样是2005年“网络草根”(netroots)的数字起义，它使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当选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主席。
这类活动在历史上有先例，比如掘土派运动(The Diggers)，他们是一群信仰经济平等的英国农民（他们自称为“真正的平等派”(True Levellers)，以区别于另一个不信奉英国国教的组织），1649年在萨里郡的圣乔治山上开荒，种植蔬菜，以抗议圈地运动。
就在那之前不久，清教徒航海抵达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寻找自由。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露营有一种人类堕落前的纯朴味道，仿佛想要回归”山巅的闪光之城”。这一点与茶党(Tea Party)相似，但区别是它们把美国的弊病归咎于巨额融资和大企业的贪婪，而不是联邦政府将手伸得过长。
它的另一个优势是非暴力，尽管正因为此，它起初更加难以引起“主流媒体”的注意，而它既想讨好主流媒体，又不信任它们。希腊的抗议活动已经转向了暴力，伦敦骚乱则充斥着纵火和打砸抢。相反，“占领华尔街”藉绝对和平建立了威信——它迄今最具破坏力的举动就是布鲁克林大桥静坐。
问题是，在此基础上，它要达成什么目的。“我们需要明确提出要求，并且要得到满足，”24岁的杰西·利维(Jesse Levy)说，他十分友好，带着我们这群来访者四处参观营地。即使他们能够提出要求，要得到满足却是空想——普通美国选民或许对金融体系怒不可遏，但离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者还很远。
更明智的做法是保持难以捉摸的特点。正如史密斯所说：“没有诉求的力量令人难以置信，你们这些媒体的家伙会发了疯地试图把这件事弄清楚。”只要抗议手段仍然是他们希望传递的中心思想，谁会反对一群充满希望、关心国事的年轻人呢？
银行家非常擅长于把要求他们改变自身行为的广泛诉求，转变为关于细节的壕沟战。这一点从两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一个是围绕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晦涩辩论——从如何定义“互换交易执行场所(swap execution facility)”，到关于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另一个例子是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执行官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对《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资本规则的违抗。
“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好还是继续远离摩天大楼和委员会办公室，坚持在边缘地带露营，以提醒内部人士注意公众的愤怒。如果他们能够迫使政客不向金融界的抱怨妥协，那将是一种成就。掘土派的人数并不多，并且很快被驱散了，但我们记住了他们。
（约翰·加普：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产业评论员。他的专栏每周四会出现在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版。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060?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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