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开始选择另一种生活，尝试另一种可能，其中各有不同的原因。
老邱44岁，从来没有出过国。2002年他出差，从青岛飞回北京，飞机在高空遇到猛烈气流，翅膀乱颤，急速下坠几百米，这让他患上了飞行恐惧症，心 想，怎么能把命交给这么一坨儿钢铁。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坐过飞机，他爱上自驾游，开着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学早年移居日本，总让他去日本玩，老 邱说他喜欢日本，那里的生活精致细腻。他打听去日本的船票，坐着邮轮置身大海好像比飞机更安全。他还喜欢足球，从1984年看过拉什的比赛之后，就是利物 浦队的忠实球迷。“英国可能有很美的乡村景色吧。”他说，“不过，我还是害怕坐飞机，也许我能克服我的恐惧，真到有一天，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事情让我非坐 飞机不可，我估计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两人聊天，促发了老邱移民的念 头。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需要坐飞机的地方暂时不予考虑，香港既然坐火车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办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绍一家 地下钱庄，老邱在香港开户，回到大陆，往地下钱庄的一个大陆户头打人民币，地下钱庄同时往他的香港户头打港币，交易完毕，地下钱庄的大陆户头立刻注销，服 务优良，收费合理，地下钱庄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进行。老邱赶上了一趟末班车，当时香港法律规定，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需要650万港元，可投资金融债 券或房地产。很快，门槛就上升到1000万港元，不得投资房地产，必须买金融债券。老邱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卖掉一处，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 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楼，然后去律师楼签署文件。这个小小的办公间，买卖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记录着这块地从1893年 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老邱要签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了历史当中，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 限，999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这让你非常踏实。”签约之后，老邱很快得到200万港元的租金收入，这 个小单位他用不上，委托物业出租，租约7年。老邱喜欢香港的热闹繁华，那是有秩序的热闹繁华，这个长期租约带来的收入，让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 也让他对香港的未来稳定生活抱有信心。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处领取临时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能换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证件，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 护照。老邱说：“到入境处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个小时就办完手续，领到了身份证，之前我去咱们的出入境管理局，给我老婆、孩子办港澳通行证，就 要去两次，我以为我能给我老婆代办通行证，到那里又被告知不可以，总之，我原来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准备就是去一次未必能办成事，至少要去两 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产证。
老邱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像是买了一份保险，好像也没什么用，没准你还会骂，卖保险的人都是骗子，可你没 一份保险还真不踏实。”老邱并不打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两年前，他给儿子办“小升初”，给北京海淀区三所 中学的三个中间人各送出5万元现金：“现在谁还送礼啊，都是送现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后，没有人能保证说收了你的钱就能办成，办不成也不会退给你。”最终还 是办成了一个，会吹小号的儿子以特长生身份进入了一所好中学，然后是分班，快班、慢班、实验班的名号把学生分出了等级。那些快班的学生说：“老师，您留的 作业太少了，我们不够。”老邱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这样吹嘘，不免疑惑，学生不爱写作业，这几乎是天性，违背天性的事拿来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态。但让他下 决心把孩子送走，是因为一次篮球赛。“有一回，我们几个家长带着各自的儿子聚会，一起打了场三对三篮球，结果这帮孩子的身体还不如我们这几个40多岁的 人，跑不动。这一下我觉得坏了，学习好不好，在慢班还是快班，我可以忽视，但天天写作业，没时间玩，没时间锻炼身体，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能 踢一场足球，每天都有时间玩。”那时老邱转了几个教育展，确定了一所美国的高中，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5万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还好，去看了，就会被 传染，就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来咨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 的等级观念、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
老邱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关村做生意，遵循游戏规则，没用几年就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级别的小业主。他说：“我觉得，赚到钱只是我运气好，这钱来得 快，我担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该捐款就捐款，该给员工的保障都给，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儿。可那种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我，咱们的税收制度设计得非常了不起， 不查你，你没问题，一查你，你就有问题，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么吁求，他从经济上就能查出你的马脚。”不过，老邱这两天刚刚办完选民登记，他说他要尝尝投票 的滋味。
刘太太和罗太太
刘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国有投资银行工作，那里的雇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先生这样的，天天忙业务，另一类人不忙，就在公司里坐着，但有他们在，公司才 会有业务。”我见到刘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刚从英国回来探亲的罗太太在北京蓝色港湾一家酒吧闲聊，两位太太坐在一起，说的话又琐碎又家常。
罗太太结婚那年已经34岁，她的丈夫是一个美国人，两人的手续要在民政部门的涉外婚姻登记处完成。登记那天，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问罗女士：“这是 你第一次结婚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工作人员感叹一句：“这么大岁数还能找个外国人，还找了个不错的呀。”罗女士说她当时脑子短路了，心想，是 啊，30多岁了还能找到个不错的。随即意识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羞辱的意味。罗太太的闺蜜那一天和她一起去办结婚登记，闺蜜的那位美国丈夫年纪稍大，工作 人员问：“你和他结婚，你家里人知道吗？你父母同意吗？”这位闺蜜已经30岁，不知道登记处的大姐为什么要这样问。罗太太带着一袋子喜糖，本想着办完登记 手续，给工作人员送点儿喜糖，可几句问话之后，她那位略懂一点儿中文的美国丈夫对她说：“不要给他们糖，这袋糖我们带回去。”手续办完，罗太太及其闺蜜， 连同她们的美国丈夫，两对新人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合影，罗太太手中拎着那包没有送出去的喜糖。
说起8年前婚姻登记处的那一幕，罗太太问：“你说，哪种逻辑是正常的？婚姻登记处那几位大姐，她们以为嫁给一个外国人，就跟捡到个便宜似的，她们的 处世逻辑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思维？是正常的想法？我们遇到自己合适的人，去登记结婚，觉得被羞辱了一番似的，我们是不是太脆弱、太敏感了？我们的逻 辑是不是不正常啊？生活在中国，很多事情都变成这样，原本我们是正常的，结果变成不正常的；原本那些不正常的处世哲学，反而是社会的主流，这是让人别扭的 地方。”
罗太太的孩子现在都7岁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国，这次是罗太太自己回国来玩。罗太太、刘太太凑在一起，说起孩子就有没完没了的话。罗太太说， 到了伦敦，第一件事是给孩子找寄宿制学校，伦敦顶级的一个女子学校，校园里有宿舍，有湖水，常年和伊顿公学联谊，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进入牛津、剑桥， 一年的学费是3.3万英镑。刘太太听了就说，哎呀，我刚打听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学，初中每年的学费是24万元，高中每年是27万元，这还不包括食宿，每天还 是要回家吃饭，这样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学，还不如送孩子去伦敦上一所顶级的寄宿学校呢。她接着算账：“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面，最便宜的500 日元，配料最多、最贵的是1200日元，这都是那种纯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好拉面啊，你再看看那个味千拉面的价格。在北京买房子，或者享受别的什么服 务，那价格跟在国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国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东西绝对要好很多。”
罗太太的孩子出生时，办了一本中国护照，母亲是中国人，自然可以办理中国护照，可父亲是美国人，又去美国大使馆给孩子领了一本美国护照，尽管中国不 承认双重国籍这一说，但小家伙有两本护照——那本空白的美国护照在中国没什么用，要想拿着它走出中国，必须去补办一张旅游证件，可这本美国护照在世界上其 他地方都能用，这就是身份的吊诡处。刘太太对这些早有研究，她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曾经详细探讨过这种可能——把孩子生在美国，让他领一本美国护照再回 来。可随即打听到，父母双方都是中国人，抱着一个拿了美国护照的孩子回来，在海关多半会被羞辱一番：孩子那个美国护照不予承认，还是要去办个旅游证才能入 关。刘太太的一位闺蜜曾经遭遇这样的麻烦，生了个孩子领了个美国护照，却发现在中国生活，那护照还不如一个北京户口好使，于是又去办理北京户口。户籍管理 者说，那边注销美国护照，这边才能上北京户口，她去把美国护照注销了，可这边的北京户口还没能办好。刘太太是上海人，在北京生活，生孩子办理准生证等手续 都要跑回上海原籍去办，户口这些事本来就够麻烦，不愿意再加上护照这个更麻烦的事情，所以踏踏实实把第二个孩子在祖国大陆生下来，一儿一女，按部就班地开 始办理移民香港的手续。说起孩子的身份问题，罗太太那边又燃起怒火：“我怀孕的时候，就为我们家孩子的身份操心。我去出入境管理局咨询，到咨询处我就说， 我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现在我怀孕了。那位警官没等我说完，就来了一句，你怀孕了去医院啊，找我们干嘛？我当时就急了，破口大骂。你说，我也是受过良好教 育的良家妇女，只要跟咱们的政府部门、物业等服务部门打一回交道，我就能变成一个泼妇，这太他妈神奇了。”
刘太太的大女儿在北京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学，每年学费8万多元，排队等着入园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儿园有一点点宗教背景，不接受赞助费，有班车，孩 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避免任何生活条件的攀比。刘太太考察过好几家幼儿园，有些幼儿园硬件条件更为出色，但她害怕自己的闺女在那里呆上两年，就会变 成一个“泼妇”。进了现在这个幼儿园，刘太太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和“主流社会”接不上轨：“现在这个幼儿园，总教育孩子，快乐是做正确事情的结果，快乐 是要帮助别人。可有一次，我带着她在我们家楼下玩转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拣皮球，回来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这时候，旁边一个小孩子的皮球也掉 了，那个小孩子的奶奶就占住座位说，你去拣球，奶奶给你占着座儿。我就不愿意以后我的孩子要去跟别人抢座儿，我还得给他占座儿。我宁愿把他送到英国去。我 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剑桥，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 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说话间，罗太太去了趟洗手间又转了回来，打量一下酒吧里消遣的一帮中年男子，小声说道：“听说现在国内又流行红酒加牛奶了？这种喝法真是新鲜啊，你 要是在英国，听说国内流行红酒加牛奶，一定觉得这事情好笑，可你要是在国内，边上真有人喝红酒加牛奶，你就有点儿抓狂。所以咱们还是保持一点儿距离好，你 说是不是？”我说：“是啊，可我真没听说哪里流行红酒加牛奶啊。”
小吕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小吕，北京人，在南京大学学地质，到美国后攻读环境学的硕士。她上高中时，父母就想过让她出国，但当时小留学生的负面新闻过 多，父母不放心她，让她先在国内念大学后再准备出国。父母很早就告诉她，要出国见世面。这条出国之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准备，从高考选择学校选择专业，到 “大二”开始准备托福、GRE，一直都在一步一步实现一家人的理想——就是出国。小吕“大四”的时候申请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几所学校，被宾大一个硕士 项目和英国帝国理工一个博士项目录取，硕士项目没有奖学金的，博士项目有，小吕家庭经济情况不错，一年大约30万到4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对父母的 生活没太大影响。“我爸妈说留学的钱从小就给我存好了，所以还是鼓励我来读硕士。他们不希望我读书读傻了，做个女博士嫁不出去，另一个担心是去读帝国理工 未必能留在英国，就让我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项目。我当时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的性格不大适合做科研， 还是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好。”
没来美国之前，小吕想，以后也许还是要回国工作，父母不会英语，她是独生女，想跟爸妈在一起，当时一家人还没想移民的事，都说中国经济情况很好，美 国正是次贷危机。“我当时都想好了，去学两年环境，然后去NGO(非政府组织)实习，回来找一个NGO驻中国办公室的工作。师兄师姐都告诉我美国其实就是 个大农村，特别没意思，还是国内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多、朋友也多。后来我们大家想法就变了。”
宾大在费城，是美国东部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城市。小吕刚到这里的时候也为费城的破旧纳闷，而后才发现这里的好处。“比如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发现美国 大街上很多残疾人，就是坐着轮椅的那种，有的是半身不遂，有的是腿有问题，我开始还纳闷，觉得是不是美国残疾人比例高？后来渐渐就明白了，其实不是美国的 残疾人比北京的多，而是北京的残疾人大多待在家里不能出门，出来很不方便。但是美国就不一样，比如我们学校的宿舍，我就发现我们那栋宿舍楼专门有一层是无 障碍的，那层所有的门，包括楼道门和房间门，都有一个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的一个按钮，方便坐轮椅的同学开门。学校也有专门的班车可以免费接送不方便的同学 去教室上课。任何地方的卫生间一定有一间是比较大、有扶手的无障碍卫生间。市里的公交车司机看到残疾人都会放下一个踏板，方便他们摇轮椅上车，车上有专门 固定轮椅的地方。”接着小吕发现，原来美国的东西很便宜，衣服、鞋子的选择也多，而不大方便的地方是中国菜不好吃，工作效率低，去医院、去银行排队很慢。 人工贵，家具自己装，电器坏了自己修，搬家也要自己搬。
“说到读书，我在美国、在国内上的都是还不错的大学，我觉得差距还是挺明显的。课的内容差不多，可能国内的老师还讲得更好点儿，但是国内大学有人格 魅力的老师比美国这里要少很多。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几个老师还是挺可爱的，不过总归有那么几个老师或者什么党委书记，一张嘴就特别官腔，虚伪。我特别不 喜欢。美国就少有这种老师，听美国老师讲课，你就能看出来他搞科研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他就是爱地质！一上课终于有几个人能听听他研究的这点东西了，眼 睛都发光啊。国内好多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打一份工，虽然也很努力、很敬业，但是没有那么爱，还有些老师纯粹是把科研当赚钱的工具。我以后有孩子，大学我一 定让他出国念，省得学一肚子世故虚伪。”
小吕说：“我对美国的看法，说起来挺老套的，就是自由和公平。自由就是在这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都可以得到理解。比如 说，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就比国内小。在美国，你愿意单身，不结婚，或者你愿意跟同性结婚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但是在国内，你说你 不结婚，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要对你施加压力，像个邪教似的。四十几岁不结婚，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正常。我一个师姐说，她的理想就是一边打工一边环游世界。 她在国内跟别人说，别人都说你疯了，你应该干点正经事。但是在美国，所有人都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你应该趁年轻快点去。公平，可能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包括残疾人和穷人的权利，包括别人的权利。我在国内听大家说不公平，主要的意思就是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很少有人关心别人的权利。我刚来的时候第一次听说 美国常春藤白人学生和黑人拉丁裔学生的入学申请是区别对待的，你的成绩不够好，但是有可能因为是拉丁裔就能进常春藤念书，我当时震惊了，我说这不公平啊！ 后来才慢慢发现美国的思维是，弱势群体的孩子成绩不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投入不够，所以要加大投入，给他们更多机会。这也让我更加理解什么 是公平。”
小吕以往多次和父母去欧洲，到美国读书后，暑假的时候就去南美。“大致就一个体会，我去过的所有国家的人都活得比中国人轻松，中国人太累了。我觉得 其实中国人和外国人比，是一些深层的不一样吧，我说不出来。”她到美国一个学期之后，父母开始考虑移民的事情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父亲身边的几个朋友都在谈 论移民。对于移民，妈妈好像更热心一点儿，小吕的妈妈在民主党派做扶贫工作。“我妈妈说她觉得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社会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哪天矛盾激化， 她一点儿也不会惊讶。后来开始唱‘红歌’，我妈说感觉那氛围有点吓人。虽然我觉得动荡不大可能，但是准备着也没什么不好。而且现在国内通货膨胀这么厉害， 钱存在银行一直贬值，买的股票现在还套着，我觉得还不如拿来投资移民划算。还有就是我觉得在中国私有财产不大受保护，哪天万一真要强拆我们也没办法，所以 还不如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小吕爸爸的一个朋友，女儿在多伦多，一家人也要移民。“我去找她玩过，我发现加拿大真的很适合移民。我爸爸还有两个同学在多伦多，等那个叔叔也移民 了，我想我爸爸妈妈过去之后，起码不会没有朋友。多伦多华人社区很大，中餐店又多又好吃，好多银行都有华人接待的，不会说英语问题也不大。房子我都看好 了，在一个地铁终点站附近，有个很不错的社区，很多中餐、韩国菜，治安也好，房价也不贵。我想他们可能会无聊，没准开个小餐馆什么的吧，具体的还没想 好。”
小吕说：“我和妈妈、爸爸基本上没有什么很难沟通的事情，我爸爸比较传统，也不善言辞，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很新潮、有时候很天真的一个人。我上高中的 时候，我妈妈从来没管过我什么早恋啊这些事情，也没逼着我学习。我问我妈，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或者跟个女的结婚了你理解我么？我妈就说不结婚也没事，要 是跟女的结婚了你别告诉我就完了。我觉得我爸妈还是非常好沟通的。最大的矛盾也就是叫我赶紧找对象啊、好好找工作什么的这些小事，大事上我们大家的思想还 是很统一的。不过我妈不喜欢我批评时局，我妈说，这跟愤青一样没气质，而且有些事不必说，做就行了。”小吕知道，妈妈在“文革”的时候受过一点儿刺激，妈 妈当时住在民主党派的院子里，经常能看到院子里的人被红卫兵逼疯了，或者是放学路过后海看到自杀者的尸体被捞上来，还有楼里有自杀的人，尸体被抬出来。 “当时我外公关在九三学社的一个院子里，只有我妈和我姨两个女孩子在家，我妈说当时她们俩一个10岁、一个7岁，自己连饭都不会做，还成天有红卫兵闯进来 抄家什么的，两个小孩吓坏了。我妈说那是她人生中最恐怖的10年。我妈妈也不是故意跟我说这些，就是我妈妈有点儿神经质，特别容易乱想。我问她为什么，她 说是小时候吓着了，然后顺便说了这些事。我希望她能够健康、开朗，永远高兴。”
另外四个人
杰西卡，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第一家服务了10年，第二家服务至今也有6年了，这两家公司大名鼎鼎，在世界500强 里都排在前50名。杰西卡2004年在美国总部工作了一年，把3岁的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入园第一天，还不懂英语的小闺女就参加了地震演习训练，加州属于 地震多发地带，幼儿园和学校时常举行演习。每天早上，女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会带着孩子高声朗诵一句口号：“我们对待别人，不能用我们不喜欢别人对待我们 的那种方式。”这个略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翻译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杰西卡的丈夫是以家属身份去美国的，每天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的事情 更多由他承担。工作期满，丈夫对“家庭妇男”的身份感到厌倦，一家人告别加州的明媚阳光，回到北京。在北京，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白领”，每天忙忙碌碌。 到2010年，国内忽然接连发生几起校园凶杀案，有杀手闯入小学杀害孩子，北京的小学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丈夫忽然跟杰西卡念叨，我们移民吧，去加拿大。这 个目的地的选择没费什么时间，他们服务的都是美国公司，对北美最熟悉。加拿大的情况也相对简单——温哥华适宜居住，可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多伦多的机会更 多。从移民的念头萌发，到办完相关手续，杰西卡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其间还成功传染了一位上海同事，同样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现在，杰西卡一家三口等 着加拿大的审批，一旦获批，就准备奔赴“新大陆”。她也有心情回顾这10多年的职场生涯：“我在美国总部工作那一年，发现那里是弹性工作制，很多人都是早 上送孩子上学之后就到公司，这样下午4点多就能下班，回家去喂宠物，享受家庭生活，从来不加班。这种比较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跨国公司都 把中国大陆当做最重要的市场，定下非常高的目标，我们这些职员就要贯彻执行，都跟着这个目标拼命，其后果就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感。我们这些 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那就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期，收入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我们的目标就是升职、涨薪水，时不时能接到 猎头公司的电话，告诉你又有一家大企业给出多少万的年薪。可现在‘80后’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外企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很普通的打工者。现在，房 价飞涨，要想过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可上升渠道比以往更为狭窄，人际关系——那种内部和外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竞争，让你待在公司里极其紧张。”
杰西卡的这种紧张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她在美国考下了驾照，在中国却从来不开车。“我前两天带女儿出门，打出租车，出租车上的乘客要下来，我们要 上去，后面过来一个奔驰跑车，一直就在按喇叭，我们上了车开走，那辆车还在后面跟着按喇叭。我就对司机说，不要回头，不要惹他，这时候我就想起北京那起 ‘英菲尼迪车祸案’——北大、清华毕业的夫妻俩，和我们一样是‘白领’，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去看病，结果被后面的车给撞了。还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说有些 ‘少爷’，车里都带着枪。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 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岁，住在山东老家，一直是个教徒，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成为教徒，在美国那一年，一家 三口每到周日就去教堂，如今，女儿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到班会召开 前，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黑，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问：‘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 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在电话里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 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我们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 我们不认识的人，成为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与杰西卡不同，陈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梦还遥遥无期，他1997年在南京办理第一次加拿大技术移民，1999年办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开始第三 次，如今在办理第四次申请，他在电话里承认：“这个梦想离我自己是越来越远了。”他的移民之梦起源于1995年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涯，那个地方的壮美风光和 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环境，大家买一毛钱的樱桃吃，都会高兴，在市场上买点儿东西，顾客都会轻声细语地问， 这个东西能便宜一点儿吗？不会粗声大气的说话。我看过《瓦尔登湖》那本书，我的梦想就是能在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能移民，那我过些年退休了就 去新疆找这样的地方。”陈先生服务于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南京、西安、广州、海南等地辗转工作了10多年，电话中谈起为什么想移民就激动起来：“不公平啊 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给企业创造4000万元利润，可工资一直那么少，公平吗？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繁华地带30多层高楼，到现在已经 7年了还办不下来产权证，谁能知道这样的楼手续不全，我的投资得不到保障，这公平吗？”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陈先生刚在网络上跟人吵完架，他说他希望某人 能出任总理，因为他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谈起国家大事，陈先生愤怒了：“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可那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这公平吗？都 说我们自己的红旗轿车好，可那些当官的谁买红旗轿车了？他们爱国吗？一辆玛莎拉蒂，多少人议论啊，这样一辆车4000多万元，能养活多少老百姓？这不还是 发动机上弄个铁盖子，凭什么卖那么多钱？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享受好生活，浪费那么多资源，要我们买他们的国债，用金融衍生品来坑蒙拐骗，这个世界蕴藏着 更大的不公平。”陈先生越说越激动，但很快就自嘲起来，“我说这些话，都是愤青言论，和我的年纪不相符，我的这些想法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是我的纠结 所在，我希望能到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把这些混乱的念头都抛开。”陈先生承认，技术移民逐渐缩紧，投资移民需要的钱他承担不起，第四次申请的结果可能还是 失败。
对于西宁的小向而言，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出生于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上大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看见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为了攒钱 买房子累到吐血，于是辞职，回到西宁接手家里的生意，感叹西宁的闭塞，办完了新西兰的创业移民，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兰去。“上大学时我还是一个爱国青年， 整天讨论光复台湾；可另一方面，为了加入学生会，又没脸没皮，请老师吃饭，请高年级同学吃饭，我猛然发现，我们对权力、对官职的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很多同学都会说，我既然改变不了现状，我就要加入其中。这时候我才开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学到的那些假的东西一行行删除，然后重新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 西，比如国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中国人这三个字的重点到底是中国还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入托前，父母对他的教育是，要学会打架和骂人， 这样才不会吃亏。我可不愿意将来我的孩子重复一遍这样的生活，他们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还年轻，我只想过心地干净、有朝气 的生活。”小向说，在新西兰工作一年之后就能获得绿卡，然后再考虑换国籍。
杭州的老王，已经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了墨尔本，墨尔本刚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气、环 境、政府服务，这些都无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这个城市略显陈旧，土了一点儿。不过，这里的确适合人居住。我从1994年开始做外贸生意，曾在莫斯科、约 翰内斯堡长驻，以我的经验，外国人在异地总有一些紧张感，很难交到朋友，可我在墨尔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机里就多了40多个人的电话，都是我新结识的朋友， 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里很容易交到朋友，每个人都与人为善。孩子在那边也很幸福，下午3点放学就去公园玩，在国内，他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八九点是 很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可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回来了，他习惯了那边的生活。”老王谈话极为从容，“我 在国内生活也非常好，不会为钱发愁，可我们也有不安定的感觉，像我这样收入的人，买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难，我真不知道以后人们怎么生存，现在我逐渐把财产转 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但我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激愤的批评，毕竟我的到了利益，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