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二）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既然谣言被视为那些缺乏足够信息的人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努力，那么，一个谣言的公式也就呼之欲出了：

谣言＝（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这个谣言公式来自于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在后来被广泛接受，也为涩谷保所承认。该公式是一个乘法关系而不是加法关系，即是说，假如谣言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为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了（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17）。谣言的出现是因为同时满足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这两个条件，而它的传播的持久性也与这两个变量相关。

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地分析，除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至少还有两个条件构成谣言的前提。其一是，一群人需要行动但却迟疑不决，期待身边的形势得到充分的界定；其二是，形势要求在一些基本的层面上群体成员必须共同行动而不是个人单打独斗。

在三种情形下，上述四个条件会同时具备，从而为谣言提供丰厚的土壤。首先，如果在一种社会秩序中，信息被当局严密控制，谣言就会非常激烈。假使对新闻的控制是一个持续而非暂时的行为，谣言就会变得定期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其次，当发生的事件威胁了正常生活的理解基础的时候，谣言会不胫而走。一个大的灾难或丑闻都会引发这类挑战。同样地，在一个社会中，潜在的冲突对象或互相竞争的群体之间原有的适应和妥协如果被打破，惯常的行为模式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假如对一个有力的共同行动的推动受到阻遏，谣言也会生发出来。

从第一种情形来看，涩谷保指出，当对新闻的需求大于制度性渠道的信息供应的时候，谣言就会大量繁殖。“为了明智地行动，人们对新闻加以寻求，而谣言基本上就是一种新闻。”（Shibutani, 1966:17）把谣言与新闻并列，涩谷保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谣言的新窗口。它显示了，报纸和广播中的新闻也不一定是客观的和真实的，而是携带了很多价值观主导的意见和假设。在中央极权的社会，制度性的渠道控制了信息的散播，人们普遍寻求通过辅助渠道获取信息，有时会逾越官方主张的特权。这样，无论从谣言的意图还是从其结果来看，谣言都可能具有颠覆性。

卡普费雷对谣言的研究起始于涩谷保的观察，两人同样认定，谣言并非是某种“真实”的偏离，而是一种人们达成何为“真实”的一致意见的努力。涩谷保写道，谣言语境的存在，是在“对新闻的需求与集体亢奋的激烈度呈正向相关”的时候，此时谣言会大肆扩张来满足新闻无法满足的需求（Shibutani, 1966:17）。卡普费雷直截了当地指出：“谣言不是从真相中起飞的，而是要出发去寻求真相。”[1]这种寻求发生在权威的或官方的渠道之外，毋需对消息的正式证实，因而谣言很容易离经叛道。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这就是政府当局为何常常会控制或否认谣言，因为他们担心谣言会引发公众的动荡、恐慌或是不满。

再来看第二种情形。谣言活跃于特定的情景中，反过来又为该情景注入动力。这些情景往往与不确定、紧张和危机有关。猜忌、恐惧、仇恨、痛苦会因当下的冲突而进入集体讨论，并塑造和改变冲突本身。在这种情形下，“谣言和闲话是搜集他人信息的重要工具，从中发展出一种公议，这种公议是关于谁应为死亡、疾病、不幸、偷窃、‘不正常’的天气承担责任。这种过程是渐进的，直到它们通过某种事件和人们的解释催化之后显现出来。”（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2005：97－98）

此一过程中，谣言导致了人们交流中的不确定性，并与产生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交织在一起。谣言在这些情景中试图让步于社会条件，或与社会条件协商。在极端情况下，谣言会产生社会和政治暴力，例如，用言说将人定位于特定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给某些人或某些群体贴标签，对被贴上标签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寻找特定的替罪羊，甚而形成一种争取公众支持并用暴力惩罚肇事者的机制。“通过谣言，就像通过其他社会交流方式一样，冲突与延续共存，加强了生命中持续的斗争原则。”（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2005：102）

以上可以一般地解释谣言为什么会在动荡时期泛滥成灾——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导致更大的混乱，差不多构成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规律”，用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话来说就是：“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Allport & Postman, 1947:193）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中外研究者都指出谣言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状况，[2]而对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有学者极而言之地称“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3]

这些分析很容易把非理性因素同大革命的群众现象关联起来，即认为情绪、感情、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政治行为，这不仅使大革命的进程扑朔迷离、一波三折，也为谣言赋予一种独特的活力。然而，革命和骚乱只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除了大众的非理性造成局势失控的情形，还有一种社会运动是理性人的联合行动。这些行动有一定的策略，因为行动者缺少财力和权力，不得不调动另类的资源以对政治和分配进程产生影响。这些另类资源包括如下的集体行动：罢工，静坐，占领，示威，怠工，阻塞交通等。

由此进入第三种情形。詹姆斯·斯科特在观察抵抗的政治时敏锐地意识到，在沉寂不动和激烈反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事物的限度常常被测试……上次事端的尘埃尚未散去，尝试收复失地的探寻可能就又开始了”（Scott, 1990: 197）。谣言正是中间地带的抵抗中一种有力的手段，谣言武器在现代反抗者手中不像过往的革命者使用得那样强悍，但它又比斯科特曾经观察到的作为“弱者的武器”而发挥的功能更为强大（Scott, 1985）。

了解了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功用，我们才能深切地明白，何以卡普费雷对谣言的定义特别强调“官方的公开证实”或“官方的辟谣”。这是因为，

“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它取决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阐明了谁拥有法律上的发言权，即便其缺乏道德上的发言权。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又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在无人邀请的情况下自发地争夺发言的权力。它经常是反对派的发言：官方的辟谣并不能说服它，因为它感觉官方与可靠性并不是相辅而行的。谣言令我们质疑当局，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有时是相左的，所以，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Kapferer, 1990: 14）

作为“反权力”的谣言，反抗的是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以及社会关系上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