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人人问我，你在何处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从香港得来。”
1923 年2 月20 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陆佑堂以英语发表演讲：“WhyI Became a Revolutionist?”直接将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定位在香港。历史学家罗香林将他的演讲翻译成中文：“回忆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功课完后，每出外游行，见本港卫生与风俗，无一不好，比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香港地方开埠不过七八十年，而内地已数千年，何以香港归英国掌管，即布置如许妥当……香港之腐败事尚少，而中国内地之腐败，竟习以为常，牢不可破……良好之政府，并非与生俱来，须人事造成之，数百年前，英国官僚多系腐败，迨后人心一振，良好之政府遂得以产生。由是吾之革命思想愈坚，深知如中国无良好政府，办事必不能成。”
“中国有一良好政府，我心愿已足。现时香港有六十余万人，皆享安乐，亦无非有良好之政府耳。深愿各学生，在本港读书，即以西人为榜样，以香港为模范，将来返国，建设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责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达。”
学生们听毕，将这位民国首任大总统高高举起，欢呼雀跃。
这应该是香港百年开埠史上最荣光的时刻。民国之志由此地启航。
尽管“以西人为榜样，以香港为模范”并不全然可行，并且在其后百年的道路中引出了无数崎岖；尽管千年帝制的崩塌竟得益于这座被迫割让与列强的海岛，的确是一桩令人尴尬的事实——但是，从辛亥革命起始，香港之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意义毋庸置疑。直至今天，这意义尤显深远。
政论作者程翔认为，辛亥革命验证了香港的历史定位：“香港是促进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的强大推手”。他在文章中写道：“这是香港的光荣传统，也是香港的生命线。什么时候我们丢掉辛亥这个传统，那么这个时候也是香港没落的开始。”
那么，让我们首先回到荣光之地。为什么是香港？这一切如何发生？又会怎样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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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孙中山诞辰130 周年之际，港岛中西区区议会设计了一条“中山史迹径”。这条全长3.3 公里、共15 个“景点”的步行径，基本上概括了孙中山与香港的渊源。其中，甘棠第（宅第原主人何甘棠是孙在中央书院就读时的同学）改建为孙中山纪念馆，更是可以见到不少辛亥时期的珍贵原迹。
1883 年，孙中山离开故乡到香江求学。此后九年光阴，他从拔萃书室（拔萃书院前身）到中央书院（皇仁书院前身），然后入读香港西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一路接受近代西方教育。学医的原因，他自己解释：“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而在异乡求学的日子，每每假期回故乡，香山与香港的差距，更让他深深相信封建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近代文明，而不推翻腐败的清王朝，中国就没有希望。1892 年，26 岁的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
求学期间，他广结各路同道中人，共谋“医国”大计。他与陈少白、杨鹤龄、尢列三人交情甚笃，常在一起讨论政事、谴责清廷。这班当年的愤怒青年言论大胆，还被时人称作“四大寇”。中环歌赋街的商店杨耀记，就是当年“清廷四大寇”经常聚会之所。
除了“四大寇”之外，另一个关心时局的青年圈子，就属以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文社着重购买新学书报，以“开通民智”、“尽心爱国”为宗旨。今天香港的中环百子里一号二楼，便是“辅仁文社”的旧址，如今原貌犹存。
在尢列的介绍下，孙中山认识了杨衢云。
1895 年2 月，孙中山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部，将一年前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由原先的议政组织，发展为有实质行动的革命组织。“辅仁文社”更与“兴中会”合并，由杨衢云出任兴中会第一任会长。兴中会会所就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 号，外悬“乾亨行”商号招牌做掩护。香港兴中会会员入会时，须高举右手对天宣誓。其誓词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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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5 年香港兴中会建立，到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这十六年间孙中山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中，有六次是香港兴中会和同盟会香港分会，以香港为基地秘密发动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总指挥是杨衢云，策划就是在“乾亨行”进行，而起义所需经费港币三万多元，其中两万元就是由香港筹募得来。
香港既是指挥和策划中心，又是经费筹集与转汇中心、军火购制与转运中心，海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与招募中心，也是每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避难场所。
香港一代富商李升之孙、李玉衡之子李纪堂，几乎所有家财捐给革命之用，倾家荡产之后，自己所留的最后一个农场，所得的农牧产品也都用来支援革命。由于农场地点隐秘，它还多次作为兴中会的秘密基地，进行军事训练、储存武器、策动起义。农场今天正是香港屯门著名的青山红楼。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金强教授，将香港所扮演的这种特殊历史作用，称为革命的“香港模式”。他在接受访问时指出：“这种香港模式是1895 年广州起义开始的。革命党以香港作为革命的大本营，他们在香港策划、筹款、购买军火，再输送革命起义的部队进去内地。他们的目标就是广东的省会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撤退时也经过香港，在香港避难。这种做法成为日后武装起义其中一个模式。”他指出，之后的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都是香港模式。“整个晚清，孙中山所策动的起义中，香港模式是贯穿始终的。”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杨衢云流亡海外，仍然到处成立兴中会的分会。杨衢云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再次失败，藏身香港。1901 年，满清政府派出杀手，在上环杨衢云教书的地方射杀了他。他被安葬在跑马地坟场，为躲避满清的耳目，坟墓的墓碑上，当时甚至没有刻上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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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环士丹利街24 号，位于香港最为繁荣的中环地铁站四周，一座数十层的贸易写字楼，楼下几层是闻名遐迩的美食地“陆羽茶室”。若不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的纪念碑，很少有人记得，百年前这里就是兴中会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创刊地。
1895 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满清政府向港英政府施压，革命活动几近中断。此时，孙中山指派革命挚友陈少白到香港创办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1899 年成立的报馆，随后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基地。
陈少白曾撰写《香港中国报经过略史》，全篇五百余字，开首写：“中国报者，唯一创始之公言革命报，亦革命过程中一继往开来之总枢纽也。自乙未年广州事败，同志星散，团体几解，中国报出，以悬一线未断之革命工作，唤醒多少国民昏睡未醒之迷梦，鼓吹『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之主义，战败康氏保皇之妖说，号召中外，蔚为大革命之风。”《中国日报》之后，香港的革命报馆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以香港为基地的反清运动和革命宣传汹涌热烈。1905 年同盟会成立，代替兴中会，宗旨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国日报》亦改为同盟会机关报，继续在“建党、宣传、起义”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香港学者梁炳华博士认为，“香港对中国大陆而言，是一个地理上相连，但政治上却与外国无异的地方，是策动革命的『安全岛』。”香港的殖民地身份受到西方世界庇护，邻近海洋方便革命者及军火进出、联络，爱国华人多，方便招募志士以及军费，这些都是香港作为革命策动地的天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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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中国日报》曾与改良派刊物屡屡展开论战。最知名的便是1904 年开始，与康有为等保皇派创办的《商报》之辩论。其时，《商报》支持改良立宪，鼓吹扶满保皇，《中国日报》则坚持革命，两边展开论战。论战扩大了革命派的思想影响，“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1905 年，冯自由在《中国日报》发表长达2万字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的文章，批驳改良派中国不必实行“社会革命”的观点，称此“为我国言论界畅论民生主义之嚆矢”。这场论战持续多年。
而另一方面，满清改革停留在经济、技术、行政方面，而全不涉及根本权利，满洲党反而因此更显专制，令立宪派失望透顶。
1907 年初，坚决反对激进革命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与革命派激烈争论后，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从“温和立宪”转为“激进革命”后，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无奈地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清政府在1908 年公布了著名的《宪法大纲》。学者雷颐分析，以明治维新为标杆的此次改革，却生成了一部“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温和的立宪派都坚决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
从1910 年1 月起到11 月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以香港辐射的南方省份为主要请愿成员。而清廷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并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1911 年，武昌枪响，辛亥革命爆发。满清帝国自此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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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香港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时，梁文道提出一个他自称是“简单、粗暴”的说法：“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就是海洋中国对内陆中土中心主义的北伐。”他说，依照今天的角度来看，孙中山完全是勾结海外反华力量、颠覆国家政权，因为辛亥革命90% 以上的金钱支持都来自海外，其中主要是来自南洋。
而“这样一个南方海洋中国的存在，其实在今天也依然发挥其作用。有那么多在内地不方便讲的话可以在香港讲，在内地不方便出的书可以到香港出，有那么多内地朋友可以偶尔过来香港透透气，又或者是透过香港获取一些在内地无法获得的资讯。”
作为中国接触并传播西方近现代文明进步思想的源头，作为价值多元、言论自由、经济开放之地，自孙中山孕育革命思想开始，可以看到，香港扮演的，实际一直是对祖国母体政权敦促改革的角色。正如程翔所言：“香港从来都是每一个朝代里的政治异见分子，谋求改革中国大陆腐败政治的基地，不管这种改革是改良或者革命。孙中山之于满清、国共两党之于北洋军阀、共产党之于国民党，等等，都是藉着香港的自由、多元、政治人才汇集等特点来宣传自己的政见。换言之，香港一直成为人民反对大陆腐败政治的重要基地，每当大陆的中央政府变质腐化时，香港就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久而久之，香港就渐次发展成为中国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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