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蘇聯仍然無法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但是許多媒體的尺度之寬，已是「斯大林時代」的過來人所無法想像的。當時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不是經濟自由化，甚至也不是政治改革的進一步擴大，而是既抽象又飄渺的道德問題。讀者紛紛給報紙雜誌寫信，宣稱他們再也受不了週遭社會「良心上的斷裂」。安東諾夫（Mikhai Antonov）就是在這一年發表了他著名的《我們到底出了什麼事》。在這篇文章裡，他把道德問題說成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人民需要被拯救——不是自外在的危險中，而是從自身，從那些去道德化的惡果，從那些殺死人類高貴情操的過程之中挽救出來。」
類似的危機感，近日也出現在我們的國家了，幾乎每一份雜誌、每一個網站論壇上，都有很多人在熱鬧地討論中國的道德淪陷問題；觸發點，當然是發生在廣東佛山的那起「小悅悅事件」。王悅在成為大家口中的「小悅悅」之前，也曾經是一個有姓有名的鮮活生命。10月13日那天傍晚，她孤身一人晃到馬路中間，被一輛面包車迎面撞倒。司機知道出了事，所以頓了一下，然後開足馬力繼續碾過。接下來的七分鐘裡，不僅18個路人經過現場，還有另一輛小貨車再次碾過王悅的身軀。直到拾荒的陳賢妹出現為止，沒有任何一人理會臥在血泊中的小女孩。
在我看來，最叫人心寒的不是那些過客見死不顧，也不是路邊商販勸阻陳賢妹救人（「別惹麻煩」，他們說），甚至不是視人身如糞土和「怕惹麻煩」的司機，而是之後某些人的反應。那時有一名自稱是肇事司機的惡搞漢致電電台，「表明心跡」說：「寧願壓死她，好過將來背一輩子的麻煩。」我們還未知道真相，自然破口大罵，一位內地親友也在斥責這人：「這麼講實在太不對了，他可以這麼想，但怎能公開說出來呢？」我聞聽此言嚇了一跳，幾乎覺得自己好像從來沒認識過這位朋友。
很快地，有人開始在網絡上質疑救人的陳賢妹「是不是想炒作自己」。同樣地，這種想法也是我非常陌生非常不可思議的。但是冷靜下來，我便發現它和我那位親友的話其實都是能理解的，甚至還頗為熟悉。不過，那種道德只宜宣之於口、實踐中還是趨利避禍的思路難道不普遍嗎？從政府到學校，「講道德」已經講了這麼多年，難道你不感覺這只是一種用來應付場面、應付考試的官樣文章？另一方面，如果真有人認真起來，把大家都拿來說的事情付諸實行，違逆潮流，一士諤諤，這難道不是「標榜立異」？難道不是「自我炒作」？
叫我困惑的是，一些官員卻又呼籲大家別再冷漠下去。且讓我們想想，什麼樣的人會見義勇為、會不怕惹麻煩地幫助陌生人？他大概是一個對他人有一定信任和同情、對理念有一定看法和堅持的人。如果他看到王悅倒在路上，會跑過去扶她起來，那麼，他大概也會為了一個無故被城管毆打的小販出頭；說不定還會更進一步關心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比方說公平與正義。政府官員應該仔細想想，你們真的希望我們都是這種人嗎？
我們也應該好好回顧，從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凸顯的那種「公民覺醒」以來，中國是怎樣一步步退回到今天這個個體原子化的地步。這四年間，社會互助的非政府組織實際上出現後退，「公民社會」這四個字再度敏感，「志願者」成了政府動員你才志願、政府不動員你站著別動的「群眾」。誰能告訴我，在佛山那18名路人的過度冷漠，與我們所關注和期待的「過度熱心」之間，那條線應該怎麼劃？我該熱血到什麼地步，才不會讓人覺得我危險？又該冷漠到什麼地步，才能保住自己的安全？
有些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知識分子形容他們當年面對的政體是一種「不道德的政治」，理由是人民的冷漠、互不關懷和良心的虛無，恰恰乃政權所需；它們不是怕你沒良知，只怕你太熱心。然而弔詭的是，你又不可能長久而穩定地管治一群什麼都不相信的人。一個徹底原子化的社會，注定是要瓦解的。所以1987年那一年，蘇聯媒體上最常見的一句話，是「我們不可能再這樣子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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