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休息时间，面对记者的镜头，孩子争相拍照。——本报记者 郭杨 摄
为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子弟提供受教育的场所，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道路，是黄鹤的梦想。但现实情况是，不仅当年他一手创办的行知学校在历经波折后，最终因办学经费难以为继，交由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管理；现在他参与发起的基金会旗下的5所学校，亦陷入困顿。
黄鹤这些年来的梦想及其所需面对的现实，正是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年来真实境况的鲜活写照。
时代周报 155期 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北京
10年前，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创办人、中国十大人气校长之一黄鹤绝对不会想到，如今依然会因为“缺钱”而四处奔走以寻求帮助。唯一不同的是，10年前的奔走，是为了一所当年叫“棚鹏”现在叫“行知”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现在，则是为了更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今年10月18日，黄鹤的妻子曹明秀在微博上倾诉，因要维持“日新汪唯基金”（以下简称“日新基金”）的正常运作，失去资助方的黄鹤去借了高利贷，“一年半了，自从我博士后出站，每天好几拨债主围追堵截，甚至半夜2点（的时候，惊动）110也来了，我带着孩子和老人，撑不住了。我不得不利用爸妈退休金帮他还了50多万，还有40多万债无法还清，不得不去借高利贷”。
日新基金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道亨兴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发起，2010年5月在北京成立。一年内，日新基金用北京道亨兴业公司董事长汪唯最初投入的100万元，资助了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包括执行校长在内的126名教师。
“黄老师是一个很仗义的人。”说起自己的丈夫黄鹤，曹明秀的脸上写满了自豪，尽管一直被追债，尽管受到了惊吓，但她并没有怨言。她觉得，这时，她应该支持丈夫。曹明秀说，微博求助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仅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子弟学校，“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希望。”
“行知”往事
2001年8月16日，在北京市丰台区花乡东南部的新发地批发市场附近，一所叫“棚鹏”的学校诞生了。至今，仍然有人能够描述当年的情景，“学校在一间旅馆里，五六间教室，桌椅、黑板，一应俱全。”一直在新发地做水果批发生意的李先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开课的时候只有几个孩子，“不少人去看热闹”，但大家对这个学校的前景并不看好。李先生至今记得黄鹤，“校长姓黄，说是个大学老师，斯斯文文的。”
李先生说，很多人当时都不明白，为什么黄鹤会放着好好的大学老师不当，跑来办什么学校。“他们说我是骗子。”想起当年的事情，黄鹤笑道，“因为之前曾有人收了钱没办学，就跑了。”
半个月后，黄鹤让所有的人看到了一所学校，“课桌、椅子是北京小学赞助的，他们还赞助1万元启动经费。”尽管大家都在感叹黄鹤的办事效率，但依然没有家长送孩子去上学。黄鹤找到一个安徽老乡，告诉他，如果让孩子去他那里上学，可以减免一部分学费。当时，这个老乡和他亲戚共有5个孩子，“免了三个孩子的学费，就为了他们来上课。”黄鹤说，当年的学费是，一个孩子一学期400元。两周内，前来上学的孩子增至150人。这让黄鹤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了让学校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教学空闲时间，黄鹤多次前往丰台区教委，希望能为学校办理“准生证”（办学许可证），“当时，他们明确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没有相应政策。”
2001年8月29日，开课仅两周时间的棚鹏学校就被当地教委、政法委等5部门，以“办学场地不合格”为由查封。“当时来了100人左右，他们把孩子和老师赶出教室，就忙着把课桌和黑板往车上搬，”黄鹤说，拦都拦不住，“孩子和老师哭成一片。”
多年以后，曾在“棚鹏”就读的小朱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那一幕。小朱是河南人，当时跟父母一同来北京，那年正好10岁，在棚鹏学校读二年级。“黄校长大喊着不让他们搬，但没人听，我们乱成一片，大家被吓坏了，好像世界末日一般。”
“我们没有人身体上受伤，但心里难受极了。现在想想，为什么我们连上学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小朱后来回到河南老家念完初中，然后回到北京，和他的父母一样，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涯。而当初在棚鹏学校的经历，注定将成为他一生中无法忘却的回忆。
课桌和椅子没了，孩子们在教室里垫上纸皮，跪着上了两个星期的课。而黄鹤，则不断地与教委进行沟通，最后，凑了6万元钱，租下了一所乡村小学废弃的校舍。那时，他以为，校舍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安安心心办学了。
但麻烦还是不期而至。2001年11月，学校再次被查封。这一次，不管是黄鹤，还是学生，大家都镇定了许多。小朱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哭的人少了，帮助黄校长抢桌椅的同学多了，“这样一来，难免发生冲突。”
小朱回忆，当时黄校长和一个保安对打了起来，一边打一边呼喊，“从来没有想到黄校长也会打架。”黄鹤坦陈，当时他气极了，和一名保安动了手，“我说他，你也是农民的孩子，你也是打工仔，你怎么能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保安停了手，走了。
黄鹤说，当时的状况混乱，他叫几名男老师指挥学生关上学校大门，把一部分人挡在门外，又“控制”住一名现场指挥的官员，并警告他，“如果今天我的学生有一个受伤，我就把你的头割下来。”黄鹤事后回忆，可能是当时自己恶狠狠的样子吓倒了那个官员，这名官员在和他对峙了几分钟后就妥协了，用对讲机告诉外面的人不要往里冲了，然后，带着剩下的人迅速离开。
就在大家以为可以安安稳稳过新年时，麻烦又来了。2001年12月的一天下午，学校放学后，几个部门带着100多名保安、联防队员去将学校搬空了，“我当时刚回到位于清华大学的家里，就接到电话，刚好我前妻也回来了，我们马上打车赶到学校。”看到已被搬空的学校，黄鹤欲哭无泪。在空荡荡的操场上，他歇斯底里地大喊了好长时间。
“从那时起，前妻觉得压力太大。为了保护她，我和她离了婚。”对于黄鹤来说，这是他对家人负责的一种表现。“我不想她替我担惊受怕了。”提及此事，黄鹤的情绪很是低落。
让他欣慰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几次封校的举动，引起外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大兴区政府向学校抛出橄榄枝，主动邀请黄鹤到大兴办学，并承诺绝对不会查封学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棚鹏学校更名为行知新公民学校（以下简称“行知学校”）。
2004年，国家出台有关政策，行知学校成为第一批拿到办学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之一。此后，除因拆迁等原因搬了几次家外，行知学校再没有被查封过。2007年1月5日，黄鹤曾向大兴区教委提出申请，要求停办这所学校。这是北京第一所主动要求停办的农民工子学校。黄鹤的理由是欠债过多，学校难以为继。
“我并不是真的想停办学校，只是想借此降低房租或要求政府给予一定补贴。”2008年底，黄鹤退出行知学校，行知学校的举办者由个人变为一个非营利组织—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行知学校成为了一所真正的公益非营利性学校。
尽管对于黄鹤来说，那是一段“光荣的斗争经历”，但显然，有人并不这么觉得，行知学校现任校长，当年从一开始就参与棚鹏学校组建工作的贾海霞，明确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她的理由是：“现在我们在和有关部门合作，不太想再提及那段历史。”
“打工学校赚钱也是应该的”
捐出学校后，黄鹤开始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他依然想继续办学为农民工子弟提供读书的场所，觉得应该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道路。
那一年，他结识了汪唯，并和汪唯就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些事宜达成共识。这一年，黄鹤的另外一个收获是，认识了现任妻子曹明秀。
谈及曹明秀和家人被高利贷债主骚扰，黄鹤说，这触及了他的底线。他说，他已经找到了那些人，告诉他们，“伤害我可以，但绝对不允许去伤害我的家人”。好在媒体介入后，高利贷债主收敛了许多。
当抛开所有的烦恼，谈到自己目前进行的事业时，黄鹤一下子来了精神，“汪唯先生来找我时，说他想资助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学校老师。”黄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就在道亨公司汪唯的办公室里，两个加起来快100岁的大男人越谈越兴奋，开怀大笑，手舞足蹈，“很多思路不谋而合，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按照黄鹤和资助方汪唯的计划，道亨公司将在三年内给日新基金注入600万元资金，其中，300万元用来资助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日常运转，和教职员工绩效考核工资，绩效考核工资每个老师每月300元到600元不等，1200元的基本工资部分则由校方自己承担；另外300万元，则用来资助农民女工的培训就业。
当汪唯为日新注入基金100万元的启动资金，踌躇满志的黄鹤准备“大干一场”时，意外发生了，汪唯因心脏病突发辞世，日新基金断“粮”。
黄鹤清醒地意识到，没有资金支持，日新基金形同虚设，不但无法资助学校，连正常运转都成为问题。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为基金寻找资金来源。
该借的地方都借了，该找的人也都找了，黄鹤依然一筹莫展。不得已，他借了60万元的高利贷。按照约定，一个月后，要还72万元。当时他乐观地认为，一个月内，自己可以筹措到款项。但现实显然在他的意料之外，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他依然没有筹到钱。办公室因拖欠房租，被封了，放贷者也开始上门逼债。
对于黄鹤，质疑的声音一直存在。有人认为，这次曹明秀微博求助是“作秀”。对此，黄鹤的回应是，如果这也是作秀，那么，这个“秀”显然作得还不够，他会在更大的范围里去作，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创办人张志强，对黄鹤在半年内花完汪唯资助的100万元资金，一直心存疑虑，“汪唯刚把钱投进去，黄鹤就开了一辆30多万的新车，他和人家说是他老婆的，但是他早不开，晚不开，偏偏钱到了就有车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对此，黄鹤的回应是，“车是汪唯先生借给我的，方便我开展工作。因为刚开始培训老师需要接送教授和专家，培训完后，车就还给汪唯先生了。”黄鹤说，这些都有电子邮件为证。
11月16日下午，他的妻子曹明秀向时代周报记者提供了汪唯生前发给黄鹤的邮件，邮件主题为“我可以借给你一台汽车先使用”。在邮件中，汪唯写道：“我这里目前汽车多。所以，我可以借给你一台汽车先使用。”
根据自己对打工子弟学校多年来的调查和研究，张志强认为，目前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已有一部分成为创办人牟利的工具，“如果一个学校有1000名学生，那么一年挣20万-40万是很轻松的事情。”
目前，国家每年给打工子弟学校每个孩子发放120-160元不等的书本费补助，学生的食宿和冬季取暖等都需单独向学校缴费。以昌平区东小口村明欣学校为例，该校现有学生999人，每人每年学费1600元，“因为有困难学生，平均下来，每个学生实际能收到的学费，“因为有困难学生，平均下来，每个学生实际能收到的学费约1400元，一年学费收入约140万元。”
明欣学校执行校长胡金龙说，钱是不少，但每个月教师工资4万多元，一年下来50多万元，还有房租、水电、校车加油、维修等各项费用，林林总总加起来也得好几十万元，“很多开销是看不到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好像一个民营企业，如果不挣钱，创办者为什么要继续做下去？”在这个问题上，黄鹤和张志强存在分歧，“即使挣钱，也是应该的。”
被默许的灰色地带
11月16日9时45分，是明欣学校课间操时间，900多个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手语操。因为做广播体操需要的地方大，要让900多名学生都能站开，明欣学校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课间操结束，孩子们开始做游戏。和公立学校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宽敞的塑胶操场和跑道，没有单双杠等体育健身器材。毽子、沙包成为这所学校区别于城市里的其他学校的显著特征之一。
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学生们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老师好几个月来都只能靠着1200元工资生活了。
牛老师算了算自己的开销，“每月服装费平均300元，现在衣服很贵。”她解释，“话费100元，早餐200元左右，化妆品100元，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开支，每个月都是不到月底钱就没了。”她说，周末时她和同事们都不敢出去逛街，“逛街就要花钱。”
教师宿舍之前是个仓库，四处透风，又冷又潮，但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墙上，贴满了学生送给她们的手绘画；桌上，摆着学生手工做的绢花。
在这个简陋的宿舍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是坏的，“那就是个摆设，从来没看过。”牛老师说，宿舍里有一台电脑，大家轮流上网，这是她们唯一的娱乐。
她们不是没有想过跳槽，但想想还是觉得要坚持。“舍不得这些孩子。”这些二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有着和年龄不符合的坚韧和执著。
没有保险，工作强度大，是这些老师的真实写照。“曾经一个老师一天内批改了好几百本作业，这在公立学校，是不可思议的。”胡校长说。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如明欣学校一样。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完成的《2010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现状分析报告》显示，北京目前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除63所拥有办学许可证外，其余都属于非法办学。不仅如此，除了少数的学校教学质量有保障，更多的打工子弟学校更像是“扫盲班”。
“没有教师资格证、混日子的老师大有人在。”张志强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老师其实也很无奈，“她们出去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只能拿着微薄的薪水在打工子弟学校里‘混’。”张志强说，这样的老师做得更多的，就是看着孩子，不让他们出事，“这些学校处于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被默许但又无保障的灰色地带。”
《北京民工子弟学校调查报告》中采集了114所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样本。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这114个办学者中，有84个男性办学者，30个女性办学者。办学者文化程度为大专（主要为函授）18人，中师与中师进修27人，中专1人，高中36人，初中10人，小学1人，文盲2人，19人学历情况不详。其中42所是民办教师所办，5所是代课教师所办，30所是公办教师所办，2所是企办教师所办，26所学校是非教师所办(其中13所聘用教师讲课)，4所是无教师经历但在民工子弟学校做过教师的人所办，5所不详。
在张志强看来，北京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而只是个人自办学校，是在地方财政没有投入的情况下，第一代富裕起来的打工者一种自助方式。“北京公办学校生源逐年减少，资源是够的，但是经费没到位，学校当然不愿意收农民工子弟。其实那些农民工子女自己也不愿意到公办学校去上学，即使硬把这些孩子放在一起，也并没有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反而会有更多新的问题。”张志强说。
而这，正是黄鹤坚定地要将日新基金维持下去的重要原因。他的理论是，“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一个好老师就是一个好班级。”只有找到好校长，提高教师待遇才能让学校的教学质量提升上去。他形容日新基金是一个母公司，而被资助的5所学校则是分公司，“这就把打工子弟学校集团化、规范化了。”黄鹤认为，这应该是未来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方向。“当基金资助到一定的时候，教师队伍以及生源稳定后，教学质量就会相应得到提高，学校就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面对未来，黄鹤充满信心。
但张志强却并不看好这种模式的前景，“目前在广东那边有这样的模式，发展得还不错，但前提是政府不找麻烦。要在北京发展这种模式，可能还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
张志强说，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2008年以前，北京市有45万-47万农民工子弟。“近两年，由于学校关停等原因，这个数字有所下降，目前，北京约有农民工子弟40万人，这些孩子有一部分在公立学校读书，有大约10万人在150所打工子弟学校接受教育”。
流动儿童研究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认为，义务教育应“谁用工谁买单”。义务教育经费并非中央拨付，而由省市一级地方政府承担，具体落实是由区县一级拨付。由中央将户籍所在地经费转移到居住地支付的方式很复杂，而且并不实际。地方政府切实享受劳动者提供的服务，就应该为他的家庭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义务教育至少不应该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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