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记者Emmanuel的报道里，中国工厂常常被直接形容为工业“集中营”，这也代表了当地舆论对类似中国工厂的一种普遍情绪，和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敌意
【财新网】（特派记者 赵何娟 发自尼日利亚）“我觉得你讲的应该不普遍，也不是中国公司的普遍现象，是偏见吗？”我说。
“这非常普遍，这绝对在我们国家是极为普遍的。中国难道不也这样吗？”他说。
“中国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人当’奴工’，超时加班很普遍，那你说说，为何你们国家不对此进行处罚呢？”我问。
“国家有法律，他们不遵守，还对工人以开除相要挟。”他说。
他叫Emmanuel，是尼日利亚的一名调查记者。他坚持，他所记录的中国工厂现实，真实而残酷。
我们认识于非洲调查记者论坛上，在看到他所作的尼日利亚中国工厂“奴工”报道之后，我觉得难以置信。
（一）
因为报道了一系列关于亚洲工厂“奴工”和尼日利亚劳工保护的问题，Emmanuel在本国，乃至非洲都赢得了一定声誉。在他的报道里，中国工厂常常被直接形容为工业“集中营”（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Camps）。当然，这也不只是他的形容，同样代表了当地舆论对类似中国工厂的一种普遍情绪。
那里，高墙树立，生产从来不停工，环境恶劣，工人严重缺乏休息，没有保护，上厕所还要跟合作者协商轮流上，工人不能正常出入。那里，疾病高发，工伤频发，老板不负责任，随便打骂、罚站，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
我仍无法想象也不相信。
他出示了更多的工人断指断肢的照片。
那些展示着残肢的工人照片，让我想起了当红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一部著名电视剧，《外来妹》以及那个命运多舛的女孩，阿芳。但那是，20年多前。
我告诉他，现在在中国，“奴工”问题，更集中在西部和中部一些落后地区，这并不合法，也很少正规大企业敢这么做；全国工厂会有很多普遍性的问题，比如加班超时，工人工伤缺乏保护、工作空气、噪音、辐射等环境污染的保护不够好，尘肺病等职业病等，这也都是中国媒体关注的问题，可我认为离“奴工”甚远。
“工人一旦进入工厂工作，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吗？”我问他。
“是的，无法自由出入和活动，有的都要站一整天，连坐都不允许。”他说。
“在特殊流程线上工作的工人，难道连基本的保护装备都没有吗？比如防切割手指、防辐射等的装备或者仪器设计。安全操作的培训也没有吗？”我问他。
“没有，我了解到的情况大多是没有。”他说，为此，他曾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与暗访。
在尼日利亚的一份报纸上，大字标题赫然登上头条“Slave labour”，讲的却是中国工厂，旁边的配图是一幅工人照片，照片中的男子，面容憔悴，高举左手，左手上是已被整齐切断的四个断指。而报道更称，像他这样失去手指、失去胳膊的工人正越来越多。
（二）
我后来听说，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还专门为当地媒体不断对中国工厂的负面报道出面协调，认为本地媒体过分妖魔化中国公司，比较过分。而这也可能导致本地人的反华情绪。就在前不久，中国还在尼日利亚宣布了一个更大的建厂计划。
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简单，但沟壑还在拉大，Emmanuel所说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属实。
“很多尼日利亚人对中国人不那么友好，除了在向你讨钱或者你要给他付钱的时候，”一个中国企业的派驻人员说。
“那为什么不给他们上足够的保险，不给他们更好地生产环境，不让他们感觉在你这工作更有尊严？”我据理力争。
“你想得太简单了。尼日利亚，很多工人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不仅中国公司，所有的公司在那种地方都那么干，中国公司本来就胜在价格战，成本提高就意味着亏损，意味着死。”
“谁完全按人道主义那套规则来，谁先倒闭。”
令人惊讶的是，尼日利亚劳工法，相比其他很多非洲国家，都没有给予弱势劳工以更严格的保护。“老板想辞退就可以辞退你，只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连理由都不需要，因此，工人们其实对老板更多是敢怒不敢言。”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人口超过1.5亿，大多没有受过多少高等教育，失业率高达50%以上，国家首脑和政府机构人员更替频繁，大多不抱理想与热情。
尼日利亚出口奴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来又一度成为非洲输出“童工”最集中的地区。虽然如今他们已明确禁止了童工和“奴工”买卖，但其实在当地的黑市中仍然不少见。尼日利亚的“童奴”（Child slave labor）买卖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因为其不仅往非洲输出，也已部分输出到了美洲与欧洲。
与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类似，因贫穷和人口红利富足而带来的种种问题，一言难尽。
“我不能提供保险，你们谁愿意来干，就干，不愿意来就拉倒。”很多中国老板也许一开始还比较规矩，时间长了反而逐渐意识到，中国作为外资，当地人能进入中资公司工作已机会难得，不交保险又如何？
“我其实更愿意给中国大公司做，本地老板从来不给加班费。”一个尼日利亚的司机说。我才知道，本地人对本地人的管理有的更为苛刻。他的本地老板一天给他相当于40元人民币的工资，而如果有中方公司要租用他老板公司的车子，付出的加班工资也是给到他公司，但他的老板并不会多给他。
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的长期优势地位，造成了很多中国企业主的优势心理，以及更多当地民众的敌意，“中国人很容易成为抢劫和敲诈的对象。”
尼日利亚一家中国铝合金公司老板的妻子从尼日利亚回国，在机场，海关人员要求她出示“黄皮书”（即已注射黄热病等传染性疾病疫苗的证明书），被告知在机场办一个黄皮书需要1000本地币，她身上只有500，她又在机场四处找人借了500。
当她问海关人员在机场哪里可以注射疫苗办那个黄皮书时，海关人员收过1000元当地币，就立刻放进自己口袋，然后又掏出一张纸壳，随便写了一段话，就放她过去了。原来，他要的不是“黄皮书”，而是钱。而1000元当地币也就相当于几十元人民币吧。
尼日利亚机场有两个入口，中间有一段大概至少500米的距离，雨天，一个中国小老板要从其中一个入口入，警察说，“不行，你必须从另一个入口进”。
“可下着雨，你能让我从里面通过吗？不然，从外面走过去，我就要淋雨了。”
“不行，我就喜欢看中国人在雨里面走。”
不得已，他又掏出了点钱给警察。
“腐败也能藏着点吗？”中国小老板一路骂骂咧咧。
每个人都似乎都更多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各自面临现实的不同，所处历史环境之不同，一致的沟通，真的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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