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前半生生活在人口爆炸的恐吓中，后半生生活在人口下降的现实里。
小时候，村里大喇叭每天都在播报计划生育相关事项，结扎、罚款，软硬兼施。墙上刷满计划生育标语，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是大事，我最早认识的就是这些字。
毕业后刚进媒体那几年，一胎政策已经明显不符合时代，但大家也只敢小心翼翼说一说，不小心就会犯错误。不过还是做了一些文章，谈老龄化、低生育陷阱，谈生育权利，谈文明，谈法治。那时候的媒体还是媒体。
后来，计划生育终于结束了，和我们的青少年时代一起封进了记忆。出生人口有过几年反弹，接着义无反顾地掉头直下。现在打开近几十年来的出生人口趋势图，仿佛看到一幅诡异而惨烈的情景，历史正在杀死它自己。
想起一句西方谚语，不要轻易许愿，万一实现了呢。
我们的余生，或许都将伴随新生儿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的社会图景。其实没必要太悲观。往好处想，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非经战乱、自然灾害实现的人口下降。我们不是很喜欢“有史以来第一次”吗？
不过困惑还是应该困惑一下的。从前不是说，我们骨子里就爱生孩子，拦也拦不住吗，怎么突然不生了？与此同时，性别战争愈演愈烈，离婚率越来越高，农村“剩男”城市“剩女”越来越多（说明一下，这两个词我很不喜欢）……
关于东亚社会引人注目的这些现象，目前看到的最有解释力的说法，来自韩国学者张庆燮。他提出了一个叫“压缩现代性”的概念。他分析的是韩国，但他的理论对整个东亚社会都很有启发。关键的一点是，他把东亚社会现在的困境，跟当初的成功结合在了一起，这就好比一枚硬币找全了两个面。
张庆燮发现，在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的角色和作用跟西方社会很不一样。
西方古典社会学认为，家庭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主要是降低其社会功能和淡化其社会角色。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家庭逐渐解体，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许多功能，逐渐转移到社会。
但是韩国很不一样。在短短几十年里，韩国实现了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没有被边缘化，而是扮演了很中心性的角色。
韩国的现代化战略是“先增长，后分配”，通过“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来打造经济竞争力，与此同时，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几乎全部交给家庭。
简单来说，一个个韩国家庭，才是韩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发动机。家庭为经济增长贡献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养老、育儿、教育这些责任全都不用社会操心，出了问题家庭自己来扛。
这一切当然离不开韩国家庭的配合。韩国家庭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就是“代际向上社会流动”，所以不计成本地培养下一代，培养出来无偿交给社会。韩国家庭教育热情之高，甚至超过了政府的发展需要，这使得政府企业在公共教育支出极少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群体，从而发展出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结构之一。
故事讲到这里，只是一半。假如韩国故事可以一直这么演下去，地球上其他国家都会被卷死。韩国人民可以永远骄傲，直到星辰大海。
故事的前半场有多么轰轰烈烈，故事的后半场就有多么黯然销魂，而它们是同一个故事，有因必有果。
韩国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现代化，在各种统计数字实现完美赶超之后，家庭本身撑不住了，出现了“去家庭化”的各种征兆——如最低的生育率、无子化、家庭遗弃、离婚、推迟或厌恶结婚。
承担了太多责任的家庭，变得过度劳累，家庭却没有办法给自己减负，因为人们想象不出新的家庭形态，社会也不支持。这其实也是东亚性别议题与西方性别议题在本质上的不同。东亚社会的男男女女，对于另一种性别抱有异常强烈的愤恨，因为他们无形中都背负着必须组建完美家庭为社会培育新生力量的精神负担，在现实中却无法实现这样的愿望，所以把仇恨都投射到了彼此身上。
东亚社会的内卷难题也在于此。张庆燮把韩国家庭称为“战略性的企业单位”，家庭与家庭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教育、创业、甚至投机竞争。但是这种恶性竞争，却只能把整个社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没办法从容呼吸。“个人教育课程和城市住房的费用过高，威胁着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邻居和同胞造成的。”
我的理解是，东亚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工业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因为东亚家庭愿意自我牺牲、自我压榨，享受吃苦，延迟满足，换取下一代“逆天改命”的机会。但是这样卷了两三代人之后，工业化成功了，统计数字十分耀眼，但是家庭本身自我延续的土壤被卷光光了，东亚家庭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消失了。环顾四周，这确实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众所周知，韩国的出生率越来越低，但高科技产业却很发达，后者看起来是一个安慰。所以这里要补充的知识点的是，这两者其实有关系的。“矛盾的是，韩国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却呈下降趋势，这反而成为促进其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东亚人太能卷了。好消息是，连高科技都能卷出来。坏消息是，卷出来的高科技跟大多数东亚人没有关系。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跟着骄傲一下，管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