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注册学生的课堂报告结束。金融危机以来，北大文凭迅速演变为毕业生求职可以利用的许多相互竞争的“信号”之一，为获得文凭而修的课程，只能占用相当于“文凭信号”对毕业生就业机会总量的“边际贡献”所值的时间。在这一约束条件下，学习成本最低的学生或有时间选修一些与未来求职关系最弱的课程。另一方面，教师的主要兴趣仍由学术文献引导，他们发表论文的冲动，越年轻的，越强烈。CCER的制度安排比较合理，最年轻的教师承担最少的课程。最缺乏发表欲望的，如我这样的教师，又可有两类问学方式，其一可称“为己之学”，其二可称“经世之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互补大于互替。当然，对即将毕业求职或出国“谋生”的学生而言，为己之学未免太奢侈，经世之学未免太宏伟。总之，在这样的知识市场里，教师愿意供给的，与学生只能需求的，似乎有严重分歧，希望这分歧不会导致市场崩溃。
现在我描述今年秋季“新政治经济学”讲授思路：开端是“寻租”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官僚政治严重程度的表征。第一讲和第二讲，我讲解寻租理论与社会选择原理。第三、四、五讲，学生们的课堂报告十分出色。他们分别研读了21篇多数是晚近发表的论文，平均成绩是B，每位学生的报告和讨论时间大约25分钟。根据这些文献，来自世界各国和各时期的经验研究表明：（1）官商勾结（寻租活动）更可能拖累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在经济起飞的后期（大致就是中国目前的阶段）；（2）这类活动产生的效率损失可以远大于“寻租竞赛”优胜者最终获取的租值，寻租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三十五之间，并且似乎有一条“U”形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监督机制太弱）和末期（官僚化严重），寻租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很高，在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团结一致求发展），这一比例较低。有了这条曲线，当然很糟糕，因为中间阶段不是均衡状态，于是人类社会迟早要陷入寻租的泥潭，也就是革命的前夜；（3）目前，寻租的实证研究受到理论研究不足的严重限制，因为，图洛克及其追随者在1950年代建立“寻租”概念时，不能将“租”概念纳入当时仍在发展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主要由于这一缺陷，所谓“租”，在实证研究中，一方面，很难与创新带来的“企业家利润”相区分，另一方面，很难判断寻租导致的（一般均衡）效率损失是否为“非生产性的”。
11月6日，我开始第六讲，主题是“企业家”理论。因为，与“官僚化”相对立的概念，是“企业家才能”。我们判断一套社会制度的好或坏，只能根据它怎样诱导企业家才能在价值创造活动与政治寻租活动之间的分配及其后果。我们不能消灭企业家才能，因为那是天生存蓄在任何人群之内的一种本能（人格心理学研究）。罗素曾预言，如果制度不能充分宣泄人类的这一本能，它可能被这一本能毁灭。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讲，接着这一思路，我介绍“公共选择理论”，并探讨“国家理论”，根据教室里我们的讨论，临时调整我们的思路。结束这学期的课程，通常我需要讲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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