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病逝，年仅57岁。中国古人将杰出的史官和史书称为良史。高华和他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堪称当代中国不多见的良史。
《汉书》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人皆服。治史的人，有辨伪存真，信而有征的才学，又有秉笔直书，敢讲真话的品格，才称得上良史。
高华先生有良史之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问世前，中国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近乎一盘散沙。一方面，延安整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在官方文献、政治宣传和个人回忆中被屡屡提及；另一方面，官修历史对这一时期的说法往往围绕千篇一律的政治结论，缺少对历史细节和时代背景的还原。档案定期解密制度的缺失，更让延安整风的面貌扑朔迷离。
凭借中、苏近现代史“活字典”的扎实功底和成长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年代养成的敏锐嗅觉，高华花费十多年时间，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考据、辨伪、挖掘，求证历史的真相。这如同在几千块碎片中找出一千块有用碎片，再拼成一幅事先不知全貌的复杂拼图。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是这样一册延安整风的拼图连环画。高华坚持用证据说话。阅读高著上千条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印象最深的就是史家据事言理，不空发议论的实证精神。高华并没有单独接触隐密档案的机缘，书中引用史料均已公开出版，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大陆权威的出版机构。这更显出史家研究的功力和心血。
特别可贵的是高华先生的良史之心。史家对真相的追求有时并不符合政治的需要。是秉笔直书还是为尊者讳？这是对治史者良心的拷问。
研究延安整风，毛泽东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人物。司马迁身为汉朝史官，直书汉高祖刘邦贪财好色，记载他逃跑时推儿女下车，敢用“且喜且怜之”来描摹刘邦得知吕后杀韩信后的反应。这种“不隐恶”的良史风骨在高华的书中看得到。
延安整风和“红太阳升起”是改变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大事。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无不投射下延安整风的影子。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首先是要有求真求实的史家和史书。
高华比常人更懂得中共党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为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在政治上未必正确，而政治随时可能葬送一个体制内学者的前程。以高华的才华，不必说什么违心话，只要换个不太敏感的研究课题，不难跻身于电视明星学者、畅销书作者之列，告别清贫，名利双收。
就个人而言，高华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就国家和民族而言，他的选择无疑是一种担当。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如果止步于为“伟大、光荣、正确”作注脚，与“秦人不暇自哀”何异？
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古训，更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中国人对过去一百年历史的正视和反思，尤其不能例外。高华先生为缩小这段历史中的盲区鞠躬尽瘁，他是当代中国的良史。
读高华的书，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任何个人都有局限，司马迁亦非无瑕。后人如能指正高著史料或逻辑上的错误，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更进一步，恰是对良史传统最好的继承，这也是高华著书的初衷。
高华一生洞察权谋，却不醉心权谋。如果说他字里行间流露了什么个人倾向，那就是对天下苍生的悲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与高华先生虽不相识，在我眼里，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联系作者：zheng.wu@ft.com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