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以及春运的病毒化

一年一度的春运又开始了。数据显示，今年的春运期间，预计有31.58亿人次往返城乡间，为我国在40年中的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移。（《工人日报》）http://news.163.com/12/0108/01/7N77QAHF00014AEE.html

春运的形成，在客观原因上，自然与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关系密切。春节的最主要意义是：团圆。

但，春运的规模越来越大，却不仅与客观因素有关，而越来越主要与主观因素的压迫有关。具体了说，就是：家庭碎片化，以及“一切行动听指挥”。

所谓家庭碎片化，就是在工作环节基本实现了劳动者的全国流动，却一则因为政府的公共责任缺失严重，“巧借”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将社会等级化，尽可能多地汲取外来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而尽可能少地承担公共责任，以行政门槛限制劳动者家庭随着流动；二则因为实行各种社会资源的选择性配置，造成了社会运行成本高昂，特定地区的生活成本畸高——尤以房价为甚，进一步限制了劳动者家庭随着流动，至于在相当程度上说，家庭单位实质性破裂了。以我生活的江汉平原为例，在打工者家庭，甚至连父母不再认识孩子、孩子不再认识父母也越来越常见。

所谓“一切行动听指挥”，主要是休假制度极其不合理，要么是全国一起放假，要么就全国一起不放假，而舆论呼吁多年的强制性的弹性休假制度一直不能成为现实。便如测量数据显示，多少人一起起跳就可能改变地球运行的轨道，13亿中国人被制度性地要求一起上班后，又被制度性地要求集中放假，所造成的交通压力便不可避免如超级火山爆发一样猛烈了。

我们现在的春运，实际上，已经是病毒化的春运。

病毒化的春运，主要因主观因素导致。

病毒化的春运，不可能以单纯的技术手段解决。以日常运量配置交通设施，必然满足不了病毒化春运的所需；以病毒化春运的运量配置交通设施，则交通设施在平日里的闲置成本之高，将是整个社会承受不起的。

解春运之难，主要在于能否升起防护墙，隔离、杀灭病毒，避免春运被病毒化。说不难，真的不难，无非就是明确政府责任、公共财政责任，建立健全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保证全体国民的国民化待遇，杜绝将社会等级化，实现人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全国流动，并约束权力，改革财税制度，充实地方财政，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则春运规模将趋于正常，缩减至正常范围，能够以技术手段解决。难点之所在，当然在于彻底抛弃特殊利益。

且尽可能实现更多家庭在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的团圆，保持家庭的完整，其意义所在，还绝不仅仅在于有效缩减春运的规模，避免春运被病毒化，不再形成为社会难题，而更在于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维系社会的血脉纽带，维系社会的完整。

否则，如设春运专期，在专期内大幅加价，以及全国上下齐动员等等，被动应付而人人疲累，却将主观因素导致的春运病毒抛在一边，必然在整体上与事无补——如同铁道部的网络售票，确实是开辟了新渠道，方便了公众购票，但终究解决不了车票稀缺的问题，具体是谁买到了票可能因此而变化，多少人必然买不到票却不变，并因此诞生了网购是否对非网购群体不公平的无解之论——之外，还再度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都只是恶性循环中的一个节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