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同行听说我采访黄小山，有点担心，说“那可是个混子”。
我说怎么呢。
他说感觉。
所以我对黄小山的形象有心理准备，不过见面的时候还是被他鲜红的裤子给震了一下，上身是鹦哥绿的毛衣，外头套一个蜡黄的羽绒服，这个四十九岁的男人转了一下身子：“怎么样，象红绿灯吧。”
我说，你今天去当政府顾问也穿成这样啊？
“可不是，不这样别人还觉得不正常呢。”他把冲天竖着的头发扶了扶，“现在都熟了，他们喜欢我这样的，还老跟他们讲段子，你想，平常谁跟他们讲啊？”
他现在没单位，没身份，连大名都不怎么用，外号“驴屎蛋”，比起本名黄小山，他更喜欢这个叫“驴屎蛋”的人物——他把这个叫“人物”，就象是他亲手塑造出了另一个自我，“以前那个黄小山，在部队大院长大，上北大当律师，多正常，现在这个驴屎蛋，挺二的，不循规蹈矩，可我挺喜欢这个二。”
开会时，他拿着讲稿上去发言：“今天我的发言题目叫《屎要拉在自家门口》”
底下干部们轰笑。
他讲的是北京各个区垃圾分责的事，讲完各区负责人觉得挺清楚—–他把在局中的人不好讲，容易吵的事讲明白了.
2
吃饭的时候黄小山大谈养狗打球之经，确实象《让子弹飞》里头那个葛优，没心没肺。他也说自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住着别墅，当着律师，打算就这么泡些年，跟他哥一样移民了事。突然一天“嘣”被直接扔进了垃圾堆。从区政府女厕所门口的小黑板上，知道家门口要建亚洲最大垃圾焚烧厂。“这就要住在最大公共厕所边上了”他觉得。
黄小山给自己起了个“驴屎蛋”的名字—–这是“律师”的谐音，他说“老百姓就这点自嘲的能力，那也要发出声音”，他直觉焚烧会产生化学物质伤害人，在网上发贴反焚烧，组织各种会议。“我也特爱开会，跟党代表似的，全是女孩，看着也漂亮。”
他们给支持焚烧的市政市容委的总工程师王维平起外号叫“王焚烧”“王自焚”，“不信他们，利益不一样，不听他们的”。
政府与他们座谈，发了一些小册子，双方都不说话，脸都拧着，“剑拔弩张”。
“沟通是不可能么？”
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我‘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
我说：“你看他们的论据么？”
他说：“不看。”
3
沟通不畅的结果，就是事态的激化。黄小山后来和小区的四五十人站在全国环境博览会门口，举着反对垃圾焚烧的标语。本来不想去“我是个律师，谁都知道律师最胆小啊”，但一投票就他一个不去，姑娘们的眼神一看他，他说自己那个“二”的劲儿又来啦“那不行，我得去啊，哪儿少得了我”
去了，站在第一排，雨浇得透湿，他当时打扮比现在电视上更出位，朋克式的，两边秃着，头上一丛染得象个鸡冠花，好认得很，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
他在雨里浑身都抖。“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
王维平其实也怕。
他第一次与居民见面的时候，他儿子开车带他到了地方，放下他就走了，他直埋怨：“你说你把我扔下我就走了，你好歹陪会儿我呀。”
我说你担心什么？
“我怕他们揍我”老爷子神色有点天真的滑稽。
我说您怎么这么想。
他说唉，以前清华的教授都被揍过。停了一下，他说：“我接过一个信封，里面是子弹”
“那你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
“因为你不能不迈过这个坎，中国法律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权利，就是这个环评，你要开工前要做环境影响评价，周围老百姓不同意你就不能开工。你这坎迈不过去，谁会去理解你？你还建不建垃圾处理场了？”
4
后来我问到王维平，你为什么要请黄小山跟政府考察团一起去日本？
他笑了“当时无奈，跟你说实在话，被他折腾得够呛，垃圾厂没法建，政府也着急，其实努力地解决问题，是一件利民的事儿，为什么不敢跟老百姓沟通？”
黄小山说起当时接到电话的那个兴奋之情。我说你不担心……，他说“剑拔弩张的情况下……那就象LADYGAGA突然说请我喝杯咖啡呀，有毒我也得一口闷呀，那是GAGA呀”
大家都笑场了“您倒是叫得挺亲”
他又一脸心酸“老百姓不容易啊，觉得有人愿意跟自己沟通，事情就有救了。只要手指沾点糖往嘴唇上点一下，都夸半天”。
去之前他心态微妙，在博客里写：“鳩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我会应酬……”
王维平跟他睡一个房间，他等王睡了，三更半夜接受采访，发贴子。王维平恼火，因为睡不成觉。但也不去管他：“黄小山这个人，路上见着姑娘漂亮使劲看着，目不转睛的。这个是一种魅力，真的，其实最讨厌的就是假，明明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脸上还要带着微笑，这样的人最信不着，所以我觉得他很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
5
日本国土面积小，90%的垃圾全靠垃圾焚烧，1300多个垃圾焚烧场，东京23个区，23个焚烧场。垃圾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
他看了几家，再安排他看“不看了，不用看了。”
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都象东京一样，大家还反对什么？”，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
中国垃圾最要命的地方是“水”，中国人的垃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含水高，咱们吃饭都汤汤水水，厨余垃圾比例高到65%到70%，按黄小山的算法，北京一年一万八千吨垃圾里头，差不多一万吨是水，人人拿垃圾袋一扎，全倒在里头。到了填埋场，也分不开，只能堆着，让它渗出来。我们闻到的垃圾的臭味，全是这个渗滤液，进了土，进了水，都是污染，不可恢复，填埋场的地，就算是永远地废了。
垃圾焚烧的技术很稳定，但这个水如果不把它分出来，烧的时候，水多不容易烧起来，炉温不容易到850度，就可能会产生二噁英。要想达到850度，厂子就得往里加助燃剂，黄小山“你不知道那些企业能不能加这个成本？加了他能挣钱么？不能挣他会怎么办？”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他在日本问日本主妇：“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
对方说“我们相信政府一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听了句话居然哭了。
“为什么对这句话……”
“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垃圾焚烧，政府真实想法是在做好事，问题是好像中国现在属于一种无解的状态。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怎么样，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明白，大部分是明白的，但我就不愿意。我不是源于什么理由，不是源于什么科学数据，我就是不买帐。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
王维平也说，这事情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让居民代表，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你要建，在每个焚烧场前面，都要求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公示牌，在线检测。比如说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碳氧化物，他这个随时在荧光屏上显示你实时的结果。”
“谁能够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负责？”
“我曾经建议，作为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的专业法庭，后来吸纳了我这个建议，你要真是超标了，或者你弄虚作假，上法院告你去。你危害公共安全，给你判几年，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的话，那都是牺牲环境，肥了自己，那不行。我也是个老百姓，我的立场跟老百姓是一样的。”
“还没有完全规范之前怎么办？”
“事儿可不是骂出来的，不是埋怨出来的，是孜孜不倦，努力争取来的。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可能对后代人，给他们解决了问题。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努力”
垃圾焚烧厂到现在还没有动工，王维平说，先把现在散发着臭味的填理场处理好“我家要住那儿，不敢开窗，我也有意见，都是人，将心比心，起码得取信于民。你如果连填埋场都管不好你还说什么，所以现在区政府非常关心这个，说无论多少钱，先把填埋场整治好“
我问王维平“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觉得行政的事务，越快越有效率？”
“不是，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你方向就错了，那你会兜大圈子，如果你方向对了，不怕慢。”
“不怕慢吗？”
“不怕慢，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
6
之前两年里，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群体性事件很多。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那时候，甭管上海的，江苏的，番禺的，北京的，六里屯的都是处于一种邻避主义—-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就是不许烧。但只要不建在我家门口，如果是在天通苑，我才不管呢。现在觉得这个责任大了。觉得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批评政府，理直气壮。但这个时候，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在日本，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女孩用完纸巾擦汗，喝完瓶水，都放在包里带回去。每天早，上上班的人下电梯，穿着西装，手里都是一袋垃圾，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辰可以倒，倒的是不同类的垃圾，错过就没机会了。
有的地方，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就在那看着处理站，你不按垃圾分类，就上你家找你去，把你的垃圾放旁边，不给运走，所以一次、两次、五次，给你写一个不良记录，有了这不良记录，将来上学，就业，甚至出国办签证，都受影响。
在1989年之前，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人口越来越多，城市不断扩大，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但是到了1988年，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从1989年开始，垃圾逐年减少，逐年减少，到了2010年，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减少了44%的垃圾，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全世界没有象中国人这么吃饭的，也都没有处理大量的厨余垃圾的技术，黄小山才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先在小区里试，给大家垃圾筒垃圾袋，实名制扔垃圾，把含水不含水的分成两袋，他研制一个机器，“象洗衣机脱水一样，把垃圾给甩干，”水净化了再流入地下，干物质交给大型收垃圾站。
我问：“你担不担心有人会骂你，说他是不是借着垃圾想发财”
“我觉得那是对我最大的夸奖吧，如果我通过这个我能发财，那我觉得真是对我最大的夸奖，我愿意接受这种夸奖。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接受了，社会接受。是一件大好事。”
王维平以前城市90%的资金都花在垃圾终端处理上了，花钱在填和烧上，现在政府也要把钱往前花，花在垃圾分类上：“黄小山这种做法只是一个开始，等到了再到垃圾站，大型转运站，再到垃圾处理场，一步一步分选，就使得我们垃圾焚烧量极大的减少，环境风险就极大的减小，处理的成本就极大的减少，可以回收更多的资源，这叫做可持续发展”
节目播出后，有多位观众联系我们，有几位也在做与黄小山相近的事，要与他联系，“其实我们一直在相互寻找”。
7
留言里有人问：‘黄小山看上去是一个从自私角度出发维权的人，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大的转变？”
我想起两会的时候，有位广东人大代表连续数年跟踪银行跨行收费不合理事件。我采访她时问她为什么坚持，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还不是被你们媒体逼的”
是，象曾国藩说，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
黄小山辞了工作，自己投钱搞研发，一再失败，他带点气恨地说：“环保真他妈是条不归路”—–我们为了不在电视上播粗口，还得费劲把那两个字扣掉。
我问他：“有没有一个因素，就是你是被推着走的？”
他说：“所以才叫惯性，什么叫惯性，他后面一定要有力，谁占多少我也不知道，有政府的力，有民众的力，有媒体的力，有我自己的力，也有大风，反正就把你推上去了，而且现在你想刹刹不住。所以没办法，现在你只能碎步地往前跑。”
看完这期节目，那位说黄小山是“混子”的同行对我说：“这人还挺有意思，没想到。”。
一直嬉笑怒骂，满脸飞眉毛的黄小山，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脸凝固了一小会儿，说“我挺喜欢这句话—-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你堕落，中国便堕落。你光明，中国便不灰暗。我们要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从哪来，我认为他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行动。”
我说“那有人说，等有一天我也当了律师，我也挣了钱，像你一样自由的时候，我才来行动。”
“只要我们是一个活着的人，拿着身份证的人，身份证上没有职务，就是你的照片的，你的名字，你的出生日，后边还有一个国徽，在这个国徽下我们大家都是平等，你是一个有尊严的，有法律地位的公民。”
（有要与黄小山联系的朋友，不用再写信给我，请在新浪微博加“驴屎蛋”的关注即可）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