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上网比上访猛，微博改变了维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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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盗图”事件由微博上开始，在微博上解决

上网比上访猛，微博改变了维权生态？

   版次:SA36   版名:深圳读本 城市周刊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1-14 

摘要：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遭到“盗图”指责。插画师王云飞日前在微博上称，该晚会舞台背景画面抄袭了其系列作品。1日晚，负责该晚会视觉效果的工作室发出致歉声明，表示对事件全权负责。如此迅速而成功的维权，微博在这里面发挥了几成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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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微博真实上演侵权、维权百态

    微博名为“FEI童鞋”的插画师王云飞1日发微博称，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曾轶可演唱时的背景图抄袭了他的《粉色生灵系列》5幅作品，希望湖南卫视给出合理解释。天娱传媒视觉总监彭宥纶在微博最初这样表示歉意：“我以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如果我的作品被使用在这样万众瞩目的时刻和这样优秀艺人的身上，只会觉得非常荣幸。千万不要学某些国内设计没有眼界和格局保守。（我们可私信沟通版权费用）……不用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那样多的团体和个人，我对此事全权负责。淡定，小朋友，天，没塌。”“把那个场景去掉也不会影响它是收视第一的节目。”如此傲慢的回复，迅速催生2012年微博第一语体——“芒果体”。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导演王蕾也在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那些缺钱的人啊……唉……无语……”

    更加吊诡的是加V认证为“百度湖南卫视吧官方微博”的 @湖南卫视贴吧 的一条微博：“几张画您要是觉得侵权了就赶紧走法律途径去解决，何必这么大张旗鼓地在微博上叫大家转发？这种行为好似别人开车刮了下你的衣服，然后你就假装倒地，躺着中枪，然后要死要活要钱啊，要赔礼道歉啊。何苦，还是要对症下药吧。要不我会觉得你是居心叵测，你说呢。”这条微博的重点不在 @湖南卫视贴吧 是否能代表湖南卫视，而在于从某个层面道出了个体维权艰难的冰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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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降低维权成本

   “围观改变中国”———微博兴起之后，这成了一个随处可见的句子。围观，在汉语的语汇里，本来是个贬义词。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看客文化、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代名词。然而，互联网时代赋予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这是围观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结果。这种进化，被长期研究互联网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称之为一个“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过程：新闻跟帖、博客转帖、推特转推、短信转发，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与视频分享，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而且，这种围观还可以从线上走到线下，形成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联合互动。(南方

    胡泳在其博客《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中给出了一项数据：据《检察日报》2010年11月报道，一项网上调查显示，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有75 .5%的人会选择网络曝光。胡泳分析，这看上去是对网络的信任，其实也是一种现实的无奈，因为传统的维权方式无外乎以下几种：通过法律的方式、举报信的方式（匿名或者实名）、上访的方式（集体或者个人），而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因其成本过高且少有见效而令维权者望而却步。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与主编萧强从传播形式来分析，“微博很有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所谓的自媒体，成为信息的生产和消费者；而它的即时性和互动性非常突出，一条信息有时会出现一传十、十传百的滚雪球式的转发，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得到成千上万次的阅读。那么，这种个人向网络的即时广播、每个人形成自己听众群落的群聚形式，不仅是对于个人身份认同的建立，更有对公共舆论的参与。这种不可小觑的网络舆论平台，通过微博的普及和发展，在中国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原来的空间。”

    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亚洲及中东文化系副教授，《中国的互联网力量：网路公民行动》一书的作者杨国斌指出，“不怕上访，是因为上访的传播力有限。往往限于本地，又被当地政府捂住。上网呼吁有跨地域性，有时候甚至是跨国性，容易把声势造大，声势夺人呀。网众对社会不公的事件，应和者甚众，反映了当下民声民怨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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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维权最终价值还是要靠法律实现

    微博正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地铁车厢、饭店或其他公共场所，常能看到人们低头用手机“织微博”，甚至朋友聚会的间隙也会随手发上几条。结合前述 @FEI童鞋 的维权实例，很多人会认为是微博在改变中国，对此，杨国斌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其实未必说明威力在微博。互联网发展到微博阶段，网民数量激增，网络文化广泛渗透社会，自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应该说是网络文化演变近20年的结果。如今微博上网民的参与的程度，未必比以前的BBS高。即使跟以前一样，但因为网民基数的增加，参与度也大幅度增强。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微博的力量可能更妥当。试想今天没有微博，只有博客和BBS、QQ、手机等，是否也会有现在这样的传播力？我看会有的，网民会找到传播的方式。当年的BBS和论坛不是也照样风起云涌。”

    与杨国斌的论断相对应的是中国网民的极速增长，和因为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维权意识的觉醒。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提到的数据，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而仅仅2011年上半年，中国的微博用户从6300多万增长到1.95亿，这样两倍的增长，说中国出现了微博用户和信息的大爆炸，也不为过。微博的威力，也正是建立在这样庞大的用户基数之上。

    不过胡泳也指出，网络只是一种路径，法律才是最后的价值归属。“网络维权一方面是好事，因为互联网为求告无门的老百姓提供了通路，维护了社会正义与良心，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能依靠‘网络一线天’，那也凸显了这个社会的治理怪象。长此以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信访部门的社会公信力何在？《宪法》和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既要看到网络维权的成效，也要正视这样做的局限。”

    采写：南都记者 赵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