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下篇：中央大学
一、受命于动乱之际
罗家伦提出辞职后，并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但是他去意已决，便独自到武汉大学当了一名历史学教授。不料蒋介石到武汉后，先是让他回清华，后来又让他到南京担任中国政治学校教育长，并主持校务。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其前身是中央党务学校，罗家伦曾参与该校筹备，因此他对这个学校非常熟悉。
罗家伦对于政治有自己的认识。他说：“不要仅存批评现状的态度，要存如果自己接上来干，如何可以干得好的心理。我们痛骂贪官污吏是不中用的，我们要自己平时有很好的修养，将来不会做贪官污吏。”他认为，从事政治的人不仅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有健全的人格。否则就只能是“有一技之长的书吏”或者“只会活动的政客”。（《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24-125页）
1932年9月，罗家伦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前身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所谓三江，是指江苏、安徽、江西，后因三省之间的纠纷，遂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两江师范学堂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1921年，南高师又改为东南大学，成为东南地区的最高学府。在此期间，校长郭秉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5年，东南大学爆发更换校长的“易长风潮”。这一风潮的起因和经过非常复杂，《南京大学史》说这次风潮“源于国内的政争”是有道理的。不过，该书以及其他研究者似乎没有广泛涉猎当年关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比如在《现代评论》上就有著名学者王世杰、陶孟和、张奚若写的文章。这些人在学术思想界享有盛誉，他们的话对于了解这一风潮有所帮助。
有人说，撤消郭秉文校长职务，是政治干涉教育的表现。为此王世杰在《东大风潮与教育独立》中说：东南大学自郭秉文被免职以后，形成两派。“拥郭诸人的表示，是要拥护教育独立。教育独立确是应该拥护的；但是拥护教育独立，决不就是拥护郭秉文。郭氏趋附军阀是无可讳饰的事实；他对外并没有给东南大学保全一个教育独立的颜面。郭氏的东南大学是一个校长独裁制的大学；所以他对内也不曾给东南大学立下了一个教育独立的基础。”（《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
郭秉文被段祺瑞政府免职后，接替他的是著名学者胡敦复。当胡敦复于1925年3月9日上任时，“拥郭派”学生在教授陆志韦、徐则陵带领下，对胡敦复等人大打出手，酿成著名的“三·九”事件。陶孟和在《东大暴动》中一方面表示不敢相信，一方面尖锐指出：这次暴动既反映了东南大学教育的失败，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大污点。”（同上，第16期）
另外，有人指责郭秉文被撤换，是汪精卫、吴稚辉等人参与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推行“党化教育”。对此，张奚若在《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中说：“据我看来，郭氏免职与一般人所谓’党化’是毫无关系的。因为这件事是由东南大学内部发动的，不是由外面干涉的。内部发动的重要理由，是因郭氏有推翻评议会，取消工科，擅改校章，和其他种种不正大不规则的行为。”他还指出，新校长胡敦复被“拥郭派”教师雇佣流氓殴打凌辱，是无赖的“朋党”行为。（同上，第17期）
当然，曾经在东大担任教授并与郭秉文有矛盾的杨杏佛，在这次风潮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将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的其他8所专科以上学校合并，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简称第四中大。这种贪大求全和将所有大学都以“中山”二字命名的作法，自然不会长久。于是在1928年初，国民政府又下令将第四中大改为江苏大学，但遭到师生反对，最后才做出改名为中央大学的决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因本校师生怒打外交部长、打砸《中央日报》社，酿成“珍珠桥事件”而辞职。几经周折，教育部任命段锡朋前来接任。段锡朋是江西永新人，早年考入北大，五四运动时担任北京中等以为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五四那天，他还是天安门大会的主席。为了对抗段棋瑞政府，同学们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因此他与罗家伦成为北大“五大臣出洋”的最佳人选。留学归来后，他先在武昌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北伐时在陈果夫手下供职。朱家骅辞职后担任教育部长，他是教育部政务次长。
据罗家伦说，段锡朋虽然久居官场，却没有沾染一点腐败习气。抗日战争期间，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本来是１２０人编制，却只有６０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老百姓太苦”的缘故。至于个人前程，他也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当局想让他出任某部部长，他坚辞不就。罗家伦问他为什么要拒绝，他说“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罗家伦认为，段锡朋身上既有儒家气象，又有墨家传统。由于他在生活上律己太严，近于苦行主义，终于积劳成疾，住进医院。在病中，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肯住三等病房。作为老同学、老朋友，罗送去一点钱让他买营养品，他说什么也不收。病危期间，医生用氧气对他进行抢救。他知道氧气需要进口，便一再请求：“外汇，少用一点”，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因此罗家伦有“亦儒亦墨亦真诚”的诗句来歌颂他的品行。
按理说，派段锡朋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本来是很合适的，但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在中央大学十分活跃，他们在“珍珠桥事件”中甚至“带赤色臂章，打出共产党旗帜”（《南京大学史》第15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因此段锡朋上任时，许多学生高呼反对口号涌向校长办公室，“部分学生扭打段锡朋，砸毁了段的小汽车。段锡朋极为狼狈，仓惶离校。蒋介石闻讯，后极为震怒，即刻下令解散中大。”（同上，第118页）这是1932年7月初的事
中央大学解散后，行政院派蔡元培、李四光、罗家伦等十人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可见所谓“解散”，其实是利用暑假进行整顿。整顿之后，罗家伦于当年8月26日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因此有人说他是“受任于动乱之际”。
二、校长的理想与大学的使命
罗家伦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1932年10月中旬，中央大学重新开学，罗家伦为了陈述他的抱负和治校方略，在全校大会上作了《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
罗家伦指出，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央大学要承担起“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使命。他认为一个校长首先应该与大家共同认清大学的使命，这样才能“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现在，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作为首都的国立大学，我们对国家民族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否则办这个大学就没有意义。他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的基础，一个民族要自立图存，就不仅要在文化上有所创造，还必须使民族文化有所寄托，而国立大学就是民族文化的寄托之处。如果大学不能承担这样的使命，就不能塑造民族文化精神，领导民族文化活动。
为此，他提出要树立“诚朴雄伟”的新学风。所谓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而不是把学问当作获得文凭以及升官发财的途径。他说，如果学者对学问都缺乏诚意，文化怎能不堕落，事业怎能不败坏？所谓朴，就是以质朴的不计功利的态度埋头学问，而不是把它拿来做门面、当摆设。所谓雄和伟，则是要改变中华民族柔弱的体质，萎靡不振的精神状况，创造一种伟大的文化。他认为树立并养成理想的学风，对于担负起上述使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演讲中，他还以柏林大学为例，说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努力创造新的民族文化，比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还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指出“有机体民族文化”包括两种含义：第一，大家要具有死里逃生，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第二，有了这种共同意识，才能“精神一贯，步骤整齐，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因此他要求“无论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配合得当”（《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42页），向这个方向努力。
这个演讲表达了罗家伦的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他说：“我们主持教育行政的人，乃是牺牲了自己做学问的机会，来为大家准备下一个环境做学问的。这是大学校长的定义，这也可以说是大学校长的悲哀！”（同上，第243页）与此同时，他想把教育纳入“精神一贯，步骤整齐”的“有机”框架中，却又带着明显的政党意识和时代印记，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由主义教育理念。
鉴于中央大学面临的问题及其特殊情况，罗家伦曾说：“欲谋中央大学之重造，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罗家伦：《中央大学之最近四年》第1页，无版权页，系非正式出版物）他计划各用三年时间来达到上述目标。他强调，安定中就要充实，充实时也要发展，因此这只是大致的划分。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影响了他的计划，使他的理想未能实现，使命也没有完成。
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十年，大至院系整顿、课程设置、添置图书仪器以及发展建设、选择新校址，小到关系到师生生活的柴米油盐，都要过问。有人说他是好大喜功，他却说他是要把中央大学办成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为此，他在精简行政机构、节约开支的同时，却非常重视增添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罗家伦上任前，有一年图书仪器方面的开支是36582元；上任后四年内，图书仪器经费达到1207042元，每年平均301760元，是过去开支的8倍以上。罗家伦说：在“新增图书，中文及日文书籍共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五册，西文书一万九千五百七十册，中文杂志二百六十六种，西文杂志一百八十六种，卷册均不及计。中文书中善本极多。西文书中亦多较珍贵者，……西文杂志种数甚夥，其中……最可乐道者，则在此短期内，购齐西文全部杂志计三十余种”，即使价格昂贵，也要“不惜巨资以购得之”（同上，第15-18页）。这些数字，与他在离任前所谓“我在中大十周年纪念册上，发表一些统计数字，计约略四年多的时间共旨在图书仪器及教学设备等项，为二百二十三万元。为数过于预算的四分之一。西文专门杂志定到七百余种；重要的全套杂志自出版以至当时的增购计六十种”（《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43页）云云，有不小出入。这可能是统计内容不同所致，也不排除罗家伦有夸大之嫌。尽管如此，罗家伦舍得在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方面花钱，却有口皆碑的。
罗家伦说：我在中央大学，“充实的不仅是图书仪器，而且还有教学人才。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中央大学因为地处首都，许多人都想把亲朋好友安插在中央大学，但都被罗家伦拒绝。因此他在离任时能够说这样的话：“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同上）据说蒋介石曾问教育部长王世杰：“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这是什么原因？”王回答说：“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够，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南京大学史》第123页）
1934年，罗家伦感到中央大学地处南京市中心，四周车马喧嚣，市气逼人，既不是研讨学问的环境，又没有发展的余地。他决定在郊区另觅新址，建造一所能容纳五千至一万人的首都大学。罗家伦的想法得到教育部长王世杰的有力支持。王世杰曾经是武汉大学校长，他在珈珞山主持建造的武汉大学校园，在30年代初被胡适视为“中国进步”的标志。（《走近武大》第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时，正值国家急需航空人才，上面把这一任务交给中央大学。罗家伦利用这一机会，征得蒋介石同意和国民党中央全会批准，先获得240万元建筑费，新校园建设开始起步。
为了选择合适地址，罗家伦在南京郊区四处寻觅，终于选定中华门外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他认为，那里山林起伏，气象宏大，“不但环境优美，格局轩昂，而且其间有安置一切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之余地。再加上还有一条秦淮河的支流通过，更能增添校园景致。
罗家伦说，他这样做是参考了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经验，吸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的教训才决定的。因此，他在诗中把新校址视为”理想的学术都城“，在回忆中把这一计划当作”玫瑰色的甜梦“（《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45-246页）。经过紧张的准备，新校址于1937年1月凿井，5月正式动工，预计在1938年秋季便可落成。
这时的中央大学，除了文、理、法、教、工、农、医七个学院及其所属三十多个系科外，还有一个附属牙医专科学校，一个实验学校，一个畜牧兽医专修科，一个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班，两个研究所，一所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22个实验农场（同上，第187页），其规模已经蔚为大观。
四、抗日战争中的大搬迁
正当罗家伦雄心勃勃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突然爆发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打破了罗家伦”玫瑰色的甜梦“。
罗家伦说：“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大学，毫不挫气，而且加倍迈进。从一二八到七七这一优期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进步最迅速而最沉着的时候。中央大学也是和他的学术伴侣，在这迈进轨道上奔着前程的一分子。可是主持大学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处境却是困难极了。因为我是略略知道国防政策的一个人，知道中枢是积极的准备抗日；同时又是天天和热血青年接近的一个人，他们天天在要求抗日。我在这方面知道的不能和那方面说，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了！”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罗家伦正在庐山，他听到这一消息后，知道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他和最高当局不需要再忍辱负重了，于是他一扫以往的抑郁，感到非常兴奋。几天后，他为学校招生出题的事飞回南京，同时开始布置迁校事宜。在这方面，他显然要比北方的著名大学占有地理上的优势。不过，罗家伦的未雨绸缪也不容忽视。早在一年前冀东事变时，他就让总务处准备了一批里面钉了铅皮的大木箱。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他先拿出550只木箱，用来装重要的图书仪器。可以设想，如果事先没有准备，事到临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由于是突然事件，中央大学根本不知道该向何处搬迁。罗家伦派几位教授分别去两湖、四川寻觅校址。在这危急关头，教授们不但顾不了家庭，还要承担意想不到的风险。据说心理学教授王书林在湖南醴陵时，居然被当地县长当作汉奸捉了起来，最后还是由朱经农出面才释放。
经过详细考查和慎重考虑，罗家伦决定除医学院到成都外，其他各院系都迁往重庆。当时战局还不明朗，有人主张在城外挖防空壕上课，有人主张迁往上海，有人主张安徽，有人主张迁往庐山，还有人主张迁往武汉、沙市、宜昌，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罗家伦拜见蒋介石，陈述他的理由，得到蒋的同意，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他的理由是：“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该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同上，第224页）从这三条理由看，罗家伦的确是少有的堪负重任的人才。
不久，敌人开始空袭南京，中央大学也被轰炸，破坏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罗家伦指挥若定，他刚让男女生从危险的宿舍搬出，那里就遭到轰炸。他说这样做这不是什么灵感和直觉，而是因为有一颗负责任的心。
随后，他率领教职员工，在战火中井然有序地进行搬迁。经过两个月多月努力，到10月下旬，中央大学不仅全部迁往重庆，还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坝盖起可以容纳上千人的校舍。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正式上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是一个纪录！“（同上，第228页）
罗家伦是个诗人，即使谈如此艰难困苦的经历，也是颇有趣味，颇有感情。他说：“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致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备。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罗哀宝筏（Noah’sArc），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以为管不得了。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迫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他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同上，第228-229页）这其实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罗家伦和竺可桢等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在学生时代就想占公家的一点小便宜，将来到社会上就可能是贪官污吏。
对于这件事，当年还是学生的王作荣说：“在所有内迁的学校中，中大是唯一事先有准备，临危又不乱，将全部图书仪器迁至后方，立即安定下来，维持弦歌不绝的一个学校。虽然其他中大老师对迁样之功甚大，但究竟不能缺少当家者的气魄与眼光。中大不仅图书仪器全部内迁，连农学院的外国种牛猪鸡等都经过一年多迢迢万里的跋涉，而到达重庆。在化龙桥附近与罗校长的座车相遇，连天烽火，几番生死，老友异地重逢，罗校长的诗人气质又来了，单向热泪盈眶，下车与那些畜牧拥抱亲吻了一番。中大附近的居民常羡慕中大的校工厨司的谈吐举止，都有大学生之风，其实，中大的牲畜都有中大之风——朴实而有光辉。默默的走遍长江黄河，秦岭蜀山来参加抗战行列，多么朴实，多么光辉。”写完这段轶闻后，他真诚地表示：“罗校长迁校成功应得到一个勋章”。（《走近南大》第54-55页）
五、重视人格教育，强调特立独行
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校址选择在沙坪坝的松林坡。这里景色是非常美丽，一边是碧绿的田野，一边是清彻的嘉陵江。鳞次栉比的教室和宿舍以图书馆为中心，散布在小山坡上，再中上松涛汹涌，花香袭人，尽管校舍简陋，却是个很好的读书环境。入川经二年，由于流亡青年的涌入，中央大学学生增加到两千多，于是罗家伦又在嘉陵江对岸的柏溪建立分校。柏溪是嘉陵江支流，这里山峦起伏，恬静幽雅，风景极佳。罗家伦以松林坡建校经验，历时两个月，又盖起数十栋校舍。据王作荣说，这里“桃李满园，……蔓草丛生，蛙鸣阵阵，虫声唧唧”，倒像一个世外桃源。（同上，第44页）
罗家伦说，由于手里有那笔建校款，因此他在南京没有实现的理想，却在兵荒马乱中到重庆实现了。所以他感叹造化的安排使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于是，中央大学学生人数由南京的一千多人增加到三千多，教师、学系也大有增加。当时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中央大学也不能幸免。王作荣亲眼看到，“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警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著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同上，第55页）这一幕让他终身不忘。
罗家伦对学生的爱护，还体现在人格的熏陶方面。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就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今生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58页）。抗日战争中，有人提出要用战时教育取代常态教育。不少学生受其影响，也要求改变课程设置，接受速成教育。针对这种情况，罗家伦恳切地指出：有人“以为知识里有一种’万应丸’，一吞下去就有用，对于按部就班的学问，不耐烦学。在这抗战的年头，不耐烦是普遍的心理，也无怪乎学生。但是知识里的’万灵丸’是没有的，世界上也决无速成的事。从前中国就害在日本的’速成法政”速成师范’这些学校或班次上面，造成了一班’速成大家’回到中国来，什么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做文章瞎吵却是第一。你看民国元二年国会里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日本速成的反映。’一点知识是最危险的事’，这是西方一句颠扑不破的格言。”（同上，第203页）
1941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四周年纪念日，罗家伦在这一天主持了他上任以来第十个毕业典礼。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谆谆告诫自己：“我首先要说的就是青年到社会上去要有伟大而坚定的抱负。抱负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们不要专看见物质的现实，人事的现实，而把自己埋葬进去了。”
接下来他要求大家走出校门后无论如何忙碌，都不要放弃学问。因为“理想是人生事业的蓓蕾，学问就是滋养这蓓蕾的雨露。”另外，他还劝大家在工作读书之余，要留出闲暇来思考问题。在思考问题的同时，不但要读专业方面听书，还要读常识和修养方面的书。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容易造成狭隘的专家，不容易造成豁达的通才”。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坚实的学问做基础，单纯凭借学生时代的激昂慷慨或断指血书来呼号爱国，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同上，第237页）
由于他担心青年学生会误入歧途，他告诫学生对黑暗势力既不要偏激反抗，又不要同流合污。偏激反抗是拿千百万人的生命作实验，将国家民族的存亡当儿戏；同流合污则是非常可耻的人格崩溃。因此他希望大家要有特立独行的精神，做转移风气的工作。走向社会之后，千万不要只认校友，安插亲信，因为“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讲风度。”只有坚持“泱泱大风”海纳百川的气度，才是中央大学的作风。
六、重视基础科学，倡导通才教育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遇到的问题与八九十年代有点类似。当时社会上也有一股尊重科学、发展经济的潮流，于是许多年轻人在报考大学时，首先选择原是经济类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业。对于这种情况，罗家伦在题为《一个天文学家的长叹》的文章中有所反映。这篇文章有点像独幕剧，其中除“我”和天文学教授外，还有哲学教授、物理学教授、工程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一位投考大学青年。因此罗家伦在文章前面特意加按语说：“请求读者不要把这篇柏拉图式的对话认作独幕剧。”
故事在寒酸的哲学教授的客厅里发生。面对当时的经济热，许多青年都一窝蜂地报考经济系。于是，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对此发表了看法——
哲学教授说：“……在提倡科学的时代，大家倒把纯粹科学置之脑后。不知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之基础。”结果是“经济！经济！青年岂不是在发经济狂吗？”
物理学教授是个明白人，他说：“我想每个时代思想的变动，总是发动在文哲方面。你们才是精神方面的领导者，是社会思想的前驱；现在许多青年看不到这点，真是可惜。”
对于哲学教授感叹的经济过热现象，经济学教授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说：“经济系教的并不以银行为主体，但是想来学的人，往往以进银行为目的。”由于银行的工作其他专业人才也可以做，未必非要经济系学生才能胜任，这样就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国家一方面培养人才而且需要人才，一方面又如此糟蹋人才，真是不经济极了。”
面对教授们的感慨，投考青年申辩说：同学中“投考经济系的，……都是受了家庭的命令”；而不报考理工的，“乃是因为中学的数理化教育愈来愈坏的缘故。”
故事的最后，一直没有发言的天文学家仰天长叹，发出一句出人意料的哀怨：“天呵！你也得救救青年！”（《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56-260页）
这时的罗家伦，已经卸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他写这篇东西，既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也暴露了他的无奈。但是他在校长任上，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和抗争的。1942年他离开中央大学时，他一方面回顾总结了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指出时代青年和大学教育存在的四大问题：
第一，“现在的青年对于’现实’太看重了，尤其是对于物质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认识现实。但我们决不能陷死在现实的泥淖之中；若是陷落下去，必至志气销沉，正义感与是非心一道埋灭。我们应当作什么一种人，将来为国家民族做什么一些事，这主意在大学求学时代，就应该打定的。打定之后，在这时代的立身处事，为学为人，就应该立刻开始按照这标准做起。正当生活习惯的养成，是实现这高尚理想的阶梯。我们唱高调责备流俗，是没有用的。若是我们没有抱负而只以个人的实利主义为前提，则我们于未问世之前，已经坠入流俗的溷瀦之中而不自觉。在这彷徨的人生幽径里面，只有坚定而高尚的理想，是我们前途的明灯。”
第二，“现在的大学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而太忽视其整个人生的修养。所以大学往往只能造就专才而不能造就通才。往往只能造就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而不能造就通达事理，气度雍容的领袖人才。我不是说专门人才不要紧，我只是说一个专门人才能通达事理，气度雍容，蔚为全部或局部的领袖人才，则其将来对于国家民族的用处更大。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修养是很重要的。这种修养，可以为你开拓意境，变化气质，调剂性灵，使你人生更加丰富，更感觉得有意义。’质胜”文胜’之说，中国古来教育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今日仍不可忽视。人生是要经过千磨万折的；若是平素没有修养，一经磨折，便要流入偏激、烦闷、横溃、或是悲观的路上去。我们要知道中国俗语所谓’老和尚成佛要经过千修百炼’这句话，何况我们还不到老和尚的增地呢？
第三，”现在大学的教育，往往把一个青年知识造好了，身体却弄坏了。现在的大学课程，加在不用功的学生身上固无所谓，加在真用功的学生身上，却是忙不过来。“
第四，”现在的青年，为时尚所趋，多倾向于应用科学，而忽视基本的理论科学。这也是不对的。在大学里基本的理论科学，尤当注重。须知应用科学是从基本的科学原理中产生出来的。应用科学将来的发展，还要靠新的原理的产生，前途才有希望。
第五，“现在的大学太重物的组织和科学，而不曾注重人的组织的科学。”
第六，“现在中国社会上喜欢牵强附会的人太多。牵强附会是由于一知半解来的。于是科学的精神，就在这种浑沌的空气之中牺牲了。……所以我们青年对于非科学反科学的现象，必须尽力排除。”（同上，第248-251页）
此外，他还提出大学应该承担起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以及把握时代的精神需要等任务。
从此，罗家伦就再也不没有回到教育界。因此，这些话可以视为罗家伦对大家的临别赠言。
罗家伦一生经历非常丰富。他曾经两次担任大学的校长：一次是在北平的清华大学，为期两年（1928-1930）；一次是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将近10年（1932-1941）。这两所大学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罗家伦涉足政治较深，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不是比较肤浅，就是失之公正。因此，探讨一下他在校长任期内的是非与得失、贡献与教训，是很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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