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sarafirst
我受邀为《动物农庄》的乌克兰译文作一篇序言。我意识到我在为我一无所知的读者写这篇序言。我也知道他们大概也没有丝毫机会去了解我。
在这篇序言中，他们大概最希望我谈一谈《动物农庄》灵感的来源，不过首先我想先谈体坛我自己和我形成今天的政治立场的经历。
我于1903年出生于印度。我的父亲是那里英国行政机构的一名官员。我的家庭属于像军人，职员，政府官员，教师，律师，医生等的普通中产阶级。我在伊顿公学受的教育。伊顿
公学是英国私立学校中最昂贵，最势利的一所学校。但是我只是靠奖学金才进去的，否则我父亲无力承担我就读这种类型的学校。
离校不久（我当时还不到20岁），我去了缅甸，加入印度帝国警察。这是一支武装的警察，宪兵一样的队伍，类似于西班牙的国内警卫队或法国的别动队。我在警察部队服务了5年。尽管那时缅甸的民族主义感情并不十分明显，英国人和缅甸人的关系并不特别紧张，我还是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我，是我憎恨帝国主义。1927年当我休假回英国时，我辞了职并决心当一名作家。最初并没有特别成功。1928年至1929年，我住在巴黎，写了一些没有人出版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后来我把它们都销毁了）。接下的几年我也只是勉强度日，时不时还挨饿。1934年以后我才能够依靠写作的收入生活。同时，我有时会接连好几个月穷人和半犯罪分子之间。他们住在穷人区最破败的角落，流浪在街上行乞或偷窃.那时我因为缺钱才和他们打交道，后来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花了好几个月（这次是较为系统地）研究英国北部矿工的状况。直到1930年，整体而言，我还没有把自己看成一名社会主义者。事实上我当时还没有明确地界定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最终成为拥护社会主义者是出于对产业工人中比较贫困的阶层受压迫和忽视的情况的憎恶，而非出于对计划社会理论上的赞赏。
1936年我结了婚，几乎在同一周，西班牙内战爆发。妻子和我都想奔赴西班牙，为西班牙政府而战。我们准备了六个月，一直到我完成正在写的书。我在西班牙阿拉贡前线待了近6个月的时间，直到在韦斯卡一名法西斯狙击手打穿了我的喉咙。
在内战早期，外国人整体来说并不了解支持政府的不同政党之间的内部争斗。由于一系列意外事件，我并没有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加入国际纵队，而是加入了POUM民兵，这一组织被称为西班牙的托洛斯基分子。
因此在1937年中旬，当共产党掌握（或部分掌握）西班牙政府的权力时便开始迫害托派分子。我和妻子发现我们俩也在受迫害之列。我们俩很幸运地活着逃出西班牙，一次也没有被捕过。我们的很多朋友被枪决，其他的朋友被关进监狱很长时间或者干脆失踪了。
西班牙的这些大逮捕和苏联的大清洗是同时发生的，可以说是对大清洗的补充。在西班牙和在苏联一样，罪名（即与法西斯分子共谋）都一样。但就西班牙而言，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罪名都是子虚乌有的。经历这一切是一个客观的教训，它让我知道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多么轻易地控制民主国家开明人民的舆论。
我的妻子和我都亲眼见证了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仅仅因为他们被怀疑有不正统思想。然而在我们回英国后我们发现许多明智并且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居然相信媒体发自莫斯科审判关于密谋，叛国和破坏的荒唐报道。
因此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理解了苏联神话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
这里，我必须停下谈谈我对苏联政权的态度。
我从未去过苏联，我对苏联的了解仅仅从阅读的书籍和报纸中获得。即便我拥有力量，我也不会干涉苏联内政：我不会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野蛮和不民主的行径就谴责他们。极有可能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他们用心良苦，也只能如此。
但另一方面，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西欧的人们必须看清苏联的真实面目。自1930年以来，我很少看到有证据能证明苏联在朝人们真的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相反，让我震惊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在向等级社会转变。在这一社会，统治者和其他统治阶级一样不愿意放弃权力。其次，像英国这样国家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都无法理解今天的苏联已不同于1917年的苏联了。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理解（例如他们宁愿相信真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个地方真实的存在着），部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公共生活相对自由和节制的生活，因此极权主义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的。
然而你必须记住英国并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它也是一个有着极大阶级特权和贫富差异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现在，在一场可能实现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这样一个国家，人们在一起生活了几百年没有发生巨大冲突，法律相对公正，官方新闻和数据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人的意见并不会带来任何生命危险。在这一气氛中，对于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的逮捕，媒体监察等，普通人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任何他读到的关于像苏联这样的国家的一切都自动化地翻译成英国术语，而他也很天真地接受了极权主义宣传的谎言。直至1999年，甚至更晚，大多数英国人还不能认清德国纳粹政权的本质。现在对于苏联政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同样的幻觉。
这已经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极大危害，并给英国外交政策造成严重后果。的确，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认为俄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及它的统治者的每一个行动，如果不是模仿就必须加以辩解的观点，更加腐蚀社会主义原有的思想。
因此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坚信，要想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就必须摧毁苏联神话。
在我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就想用一个人人都容易理解并且易于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然而我并没有想到故事的实际细节，直到有一天（我当时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辆拉车的大马走在狭窄的小道上。每当那匹马想转弯的时候，小男孩就拿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自己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跟富人剥削无产阶级是一样的。
我接着便从动物的观点分析马克思理论。对于动物而言，人类之间阶级斗争的概念纯粹是错觉。因为当剥削动物成为必须的时候，人类便联合起来对付它们：真正的斗争是人和动物间的。以此为出发点就不难构思出故事了。直到1943年我才动笔写，因为我总是忙于其他工作没有时间写。最后，我把一些大事件，比如在我写作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包括进去。这样，故事的梗概在我脑海中存在了六年之久后我才开始写作。
我不打算对这部作品发表评论。如果它不能自己说明问题，那它就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尽管许多情节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历史，但它们做了缩略处理并打乱了时间顺序，这对于故事的对称性是很有必要的。第二点已被大多数的批评家忽略，或许因为我没有充分强调。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后会有这样的印象：它是以猪和人之间的完全和解结尾的。这不是我的本意，相反，我本打算故事在不和谐的高调中结束，因为它成书于德黑兰会议不久，当时大家都以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最好的可能范围的关系。个人而言，我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并没有错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我还要说些什么。如果还有读者对我个人感兴趣，我要说的就是我是一名鳏夫，有一个差不多三岁大的儿子，我的职业是作家，但一战开始后我主要是一名记者。
我最定期投稿的期刊叫《论坛》，是一本关于社会政治的周刊，大体而言，代表着工党左翼人士的思想。
普通读者大概会对我以下作品最感兴趣：《缅甸岁月》（关于缅甸的故事），《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源于我在西班牙内战的经历），以及《评论集》（从社会学角度，而非文学角度所作的主要关于当前盛行的英语文学和建议类文章）。
《动物农庄》的乌克兰译文是为生活在德国流离失所人口集中营的乌克兰人而作的。这个集中营在二战后由英美两国管理。正如翻译者兼发行者-Ihor SzewczenkoIgor Shevchenko,信里指出的那样， 这些人曾支持十月革命并立誓捍卫革命成果，但他们反对‘反革命的斯大林独裁主义者’以及‘俄国对乌克兰人民的民族压迫’。他们是普通人，农民和工人，有的受过一些教育，但他们都渴望阅读。为了这群人，他请求奥威尔写一篇特殊的序言。英文原文已经遗失，这篇重写的英文版序言是从乌克兰文版的翻译过来的。奥威尔坚持不收取这部作品及其翻译作品（如波兰文译本和泰卢固文译本）的版税，因为这些翻译作品是为穷苦人民而作的，他们无力购买译本。奥威尔本人支付了俄语译本的出版费用。它们被印在薄薄的纸上供被关在铁幕后的士兵们和其他人阅读。
注：这些学校并不是公立的‘国家学校’，恰恰相反，它们是专门的，昂贵的寄宿制中学，分布很广。直至近年，它们几乎只招收富有贵族家庭的子女。把孩子送进一所私立学校就读，是19世纪的暴发户银行家们的梦想。在这些学校，体育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体育造就高贵的气质，强健的体魄以及绅士的风度。在这些学校中，伊顿公学是最为著名的一所。据报道，威灵顿曾说过滑铁卢的胜利取决于伊顿操场上的训练。不久以前，以某种或其他方式统治英国的人中，大部分都毕业于私立学校。奥威尔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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