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童年在故乡那头（二）

【编者注】这是老愚题为《故乡在童年那头》的文章的第二篇，第一篇见《故乡在童年那头》

春节回家，得到两张老照片。

“1964年4月1日”。照片上这行字让我回到那一天。

四十九岁的我端详着百天的我，那真的是我吗？

我坐在摇车上，头戴兔耳朵绒帽，脖子上挂了一副长命锁，左手食指和中指抚弄横杆，右手半握，眼睛看着前方。母亲一定站在摄影师旁边，逗弄我。我嘴巴微张，仿佛被这世界弄糊涂了。

照相馆外面的天是什么颜色？街上走过的人们脸上和母亲笑得一模一样吗？那个饥饿年代，母亲是如何让我有奶吃的？

在绛帐镇照相馆照完相，母亲抱我走出双庙坡，从土路回到汤家村。一路上有谁看见她怀里的孩子？又对她说了些什么？

麦子拔穗时节，如果仔细听，会被满地咯吱咯吱的声响弄得兴奋起来，活命的粮食正在生成中。燕子高飞，不时把金贵的屎坨拉在地里，它看见阳光下行走的母子了吗？

另一张是周岁的留影。母亲抱着我照相，背景为六层楼房，那是画在幕布上的图像，照相馆使用这样的背景，为的是讨农村人的高兴——谁不想进城做工人，当干部，过上有工资的日子。在贫瘠的土地跟前，那样的高楼有一股勾魂的魔力。

我在幼年的时候，经常会抬头朝南方望去，目光越过村南头的高坡——那儿埋着死去的人们，坟头的松柏连成一团浓荫，黄鼠狼野兔们出没。四周种满了苜蓿，初夏，紫色花开，正午去那边拔草，我和伙伴们都有点心慌意乱，老觉得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太阳迷糊眼，天空蓝得死人一般。时间仿佛停止了，野地里响起“嗡嗡嗡嗡”的声音，好像从地心里发出来，经久不息。这个时候，大家便纷纷往村里走了。憋着尿，一直到下了坡，才敢掏出小鸟，喘着粗气滋出老高，还往往要比试一番，看谁滋得最高。

到了村头那株茂盛的皂角树下，便能听见大人们的吆喝声：吃饭了——吃饭了！

南坡下横卧着一条铁路，钢轨发出的亮光能刺疼我们的眼睛。大人说那是陇海线，东通北京，西到新疆。汽笛叫了，那是我们最欢乐的时候，大地一下子活了。尽管不知道东来西往的车里坐了什么人，但心里还是那么愉快，好像那是以后会认识的朋友一般。

火车轮子跟钢轨摩擦发出好听的声音，“哐嘡——哐嘡——哐”，世界在外面，但有了火车的响动，我们便也去了远方一般。

照片里，母亲眼里含着一丝忧郁。多少年后，我才能掂量出其中的悲哀。父亲在新疆克拉玛依当兵，出身贫农，会写东西，有一条金光大道已经铺到脚下。一年一次的休假团聚，母亲守着我期盼明天。地主家的闺女，在新中国能嫁到贫农家里，已经算烧高香了。孙子出世了，爷爷疼爱也没用——他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个人人需要时刻站好队，才能不被吃掉的时代。我的父亲，凭本能选择了“进步”。从母亲忧愁的眼里，我能看见她一生的命运。

我当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黑亮的眼睛望着镜头，不明白那是在干什么。如果知道将被四十九年后的自己打量，没准儿会笑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