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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这是老愚题为《故乡在童年那头》的文章的第二篇,第一篇见《故乡在童年那头》
春节回家,得到两张老照片。
“1964年4月1日”。照片上这行字让我回到那一天。
四十九岁的我端详着百天的我,那真的是我吗?
我坐在摇车上,头戴兔耳朵绒帽,脖子上挂了一副长命锁,左手食指和中指抚弄横杆,右手半握,眼睛看着前方。母亲一定站在摄影师旁边,逗弄我。我嘴巴微张,仿佛被这世界弄糊涂了。
照相馆外面的天是什么颜色?街上走过的人们脸上和母亲笑得一模一样吗?那个饥饿年代,母亲是如何让我有奶吃的?
在绛帐镇照相馆照完相,母亲抱我走出双庙坡,从土路回到汤家村。一路上有谁看见她怀里的孩子?又对她说了些什么?
麦子拔穗时节,如果仔细听,会被满地咯吱咯吱的声响弄得兴奋起来,活命的粮食正在生成中。燕子高飞,不时把金贵的屎坨拉在地里,它看见阳光下行走的母子了吗?
另一张是周岁的留影。母亲抱着我照相,背景为六层楼房,那是画在幕布上的图像,照相馆使用这样的背景,为的是讨农村人的高兴——谁不想进城做工人,当干部,过上有工资的日子。在贫瘠的土地跟前,那样的高楼有一股勾魂的魔力。
我在幼年的时候,经常会抬头朝南方望去,目光越过村南头的高坡——那儿埋着死去的人们,坟头的松柏连成一团浓荫,黄鼠狼野兔们出没。四周种满了苜蓿,初夏,紫色花开,正午去那边拔草,我和伙伴们都有点心慌意乱,老觉得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太阳迷糊眼,天空蓝得死人一般。时间仿佛停止了,野地里响起“嗡嗡嗡嗡”的声音,好像从地心里发出来,经久不息。这个时候,大家便纷纷往村里走了。憋着尿,一直到下了坡,才敢掏出小鸟,喘着粗气滋出老高,还往往要比试一番,看谁滋得最高。
到了村头那株茂盛的皂角树下,便能听见大人们的吆喝声:吃饭了——吃饭了!
南坡下横卧着一条铁路,钢轨发出的亮光能刺疼我们的眼睛。大人说那是陇海线,东通北京,西到新疆。汽笛叫了,那是我们最欢乐的时候,大地一下子活了。尽管不知道东来西往的车里坐了什么人,但心里还是那么愉快,好像那是以后会认识的朋友一般。
火车轮子跟钢轨摩擦发出好听的声音,“哐嘡——哐嘡——哐”,世界在外面,但有了火车的响动,我们便也去了远方一般。
照片里,母亲眼里含着一丝忧郁。多少年后,我才能掂量出其中的悲哀。父亲在新疆克拉玛依当兵,出身贫农,会写东西,有一条金光大道已经铺到脚下。一年一次的休假团聚,母亲守着我期盼明天。地主家的闺女,在新中国能嫁到贫农家里,已经算烧高香了。孙子出世了,爷爷疼爱也没用——他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个人人需要时刻站好队,才能不被吃掉的时代。我的父亲,凭本能选择了“进步”。从母亲忧愁的眼里,我能看见她一生的命运。
我当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黑亮的眼睛望着镜头,不明白那是在干什么。如果知道将被四十九年后的自己打量,没准儿会笑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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