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1月11日 10:16:58
这一年的生活，和往年没有区别，都和阅读有关，买书、读书、写书，无非是这样。
有的朋友已经不买书了，只在网上下载电子书。我固执地维持着去书店买书的习惯，每去一座城市，都不会放过当地的民营书店。
一月份在厦门的鼓浪屿，去了晓风书屋，此前去过杭州的晓风书屋，都很喜欢，是想象中的样子。两地的晓风书屋有没有关系，我一直没弄明白。随后去了厦门大学附近的光合作用书房，谈不上喜欢，总感觉思想文化学术的氛围远远不够。或许书店要考虑生存问题，不得不如此，但光合作用依然没有逃过经济危机，数家分店在秋天停业。意外的是，厦门大学校园里面有一家人文书店，各种人文社科类书籍一应俱全。衡量一所大学的好坏，不需要那么多数字和指标，只要逛逛校园内外的书店，就八九不离十了。
每次去北京，只要有可能，都会去万圣书园。看着那些密不透风的书架，感到温暖和亲切，又会心生绝望之感。或许不是绝望，是一种敬畏。今年去北京的次数比较频繁，有次住在八道湾附近，在新街口的中国书店发现1991年东方出版社内部发行的《叶利钦自传》。我在那本书的周边地带仔细搜寻了一遍，想寻找与它一起出版的《哈韦尔自传》和《瓦文萨自传》，未能如愿，只能继续读手中的复印本。20年过去了，这套书应该再版，并且公开发行。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上，永远坐着看书的读者。香港有个专有名词叫“打书钉”，指在书店只看书不买书。秋天去香港，在二楼书店附近订了酒店，醒来就去逛书店，累了就回酒店休息，颇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感觉。田园、开益、序言、榆林、乐文，这些名字像是从《诗经》里走出来的，书店是这座工商城市的隐者。
好几家书店的正中央放着一本标题触目惊心的新书《完全政变手册》，但是书店里的读者一个个温良恭俭让，并无发起政变的迹象。在二楼书店，内心总是发生冲突，买还是不买。考虑到回程，我每次总是浅尝辄止，不敢恋战。想想千里迢迢赶到香港，把内地学者的著作带回内地阅读，就觉得很荒诞。在书店看到免费赠阅的《读书好》月刊，有些惊喜，这份月刊由新鸿基地产集团资助，但是内容与地产无关，都是围绕公共阅读而展开。无法看到纸本的朋友，可以访问网站：http://www.books4you.com.hk/。
对于书店，我自认见多识广。到了东京的神保町，我发现自己是夜郎之蛙。虽然此前对神保町已有耳闻，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出了地铁口，看到看不到尽头的书店，有的店家甚至从19世纪的明治时期开至今天，心中翻江倒海。后来上网查了一下，神保町是世界上最大旧书店聚集地，内心才算稍有平息。
在香港，书店开在二楼甚至七楼，是为了减少房租，降低成本。可是神保町的旧书店却是在沿街的黄金地段，由于一楼店面已经布满书店，也有一些被挤到楼上，有的从一楼到八楼，每层都是书店。于是，我直接乘电梯到八楼，一层一层逛下来。可惜时间有限，未能一家一家的“扫街”，所以离开神保町的时候，我就决定，如果下次再到东京，一定要在神保町附近住上一周。回到上海，立即买了一本《神保町书蟲》，补做功课。
书店不仅可以成为衡量一所大学的标准，也能够衡量一个国家对文化的尊重程度。在东京，在京都，随处可见书店，似乎比肯德基的数量还要多。走进去看看，许多人文类的书籍放置于醒目位置。地铁里看书的乘客，随处可见。但和当地的朋友聊天，他们总是感慨世风日下，书店的数量和地铁里的读书人已经大幅度下降。
这一年，不仅在买书、读书、写书，也在尝试和朋友们一起推动公民阅读在中国内地落地生根。上半年，参与了网易读书频道发起的公民阅读活动，与另外十一位评委，每月与读者分享自己的阅读书目。下半年，在安徽教育出版社主编的“独立阅读”丛书出版，第一辑共有四本，分别从思想、文学、艺术、文史出发，讲述了各自的阅读和思考。
在一个公民社会比较成熟的地方，阅读未必是培养公民意识的第一选项，因为有大量的公民行动可以参与实践，也有大量的公共空间可以进行思想讨论。但是在公民社会刚刚开始成长的地方，阅读就显得至关重要，独立思考的意识往往从阅读中产生。这一年，参加了很多关于阅读的活动，见到许多对公共生活充满热爱和思考的读者。年底，围绕民众的素质，微博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人心惟危，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哈维尔在《政治、道德与公民性》里所说：“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
如何唤醒“沉睡的善意”，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要从阅读开始。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