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内地官场藉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掀起一股热炒改革的风潮，从左派大本营重庆到自由派堡垒广东，都有媒体刊文热议改革话题，争夺改革话语权，影响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走向。”“‘改革’一词成为香饽饽，左右两派都争抢，主要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政治惯性，改革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为道德高地，谁都希望将自己打扮成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希望将改革这面旗帜抓在手中，成为攻击对方的利器。” “左派抓住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大做文章，希望将十八大政治路线引向更加关注民生，利益分配更加注重基层的方向；而自由派则抓住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大做文章，认为政改应提上日程，尤其是引入普世价值观。左右两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不服谁。”“面对左右对峙局面，中共十八大必然要给出一个说法，一味和稀泥搞平衡，已难以维持局面，中国社会需要一个新的共识，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咏红的评论称：“在重庆副市长王立军亲自引爆‘走入美国总领馆事件’一个多星期后，中国知识界从最初的震惊，愤怒、拒绝相信或者暗自得意等情绪中冷静下来，转入对‘重庆模式’以及2011年中国思潮的总结与反思。” “仔细看左右阵营的论说，外人会发现这两派主张——这里指其中温和人士的主张，实际上并非全然不可调和。因为，前者的不满主要指向经济制度，后者的炮火则主攻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究竟是市场化的本身，还是权力高度集中下的市场化，才是各种问题的根源？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家主义究竟是中国的优势，是过渡时期的有益工具，还是隐患？这是不同思潮的核心分歧点。”“倒是，与民间的激烈讨论相比，中国政府显得安静，被动。过去一年多来，当局对各种讨论基本保持抽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民间的左翼话语代替了官方话语，与自由主义思潮互斗长短。这个局面，是隐藏着风险的。中国社会不公、贫富两极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是极易产生极端思想的土壤。应该承认，社会发展大势，中国经济资源的分配总体上是倾向右翼这一边。比较起来，草根左翼比右翼更有极端化的可能，谁鼓励这个星星之火，为社会分裂、冲突埋下引信，未来也难免要背上历史责任。”
台湾《旺报》的社论称： “对中共高层而言，‘左右之争’（或模式之争）并非关注重心。1989年至今，中共领导集体历经23年技术官僚执政。技术官僚是实用主义者，执政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23年间，中共透过积极发展，已部分挽回因六四事件而受损的‘人民认同’危机。对于意识形态的‘务虚’纷争，技术官僚既无兴趣、也不想陷入其中。”“重庆模式之所以备受左派人士青睐，无非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展现强大的政治意志，透过展现中共传统的强人领导模式，力求缩小贫富差距，又同时促成经济发展。当然，其带来的弊端，也在近日随着王立军事件涌现。”“对中共领导阶层而言，除了权力争夺外，如何建立能够妥善分配利益，以获得社会多数支持，从而持续巩固中共执政社会基础的‘政治能力’，及提出能让社会广泛支持的政策，并有效透过行政系统贯彻实现的‘行政能力’，才是中共领导阶层念兹在兹的课题。”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