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表哥”（一）

作者：老妪 | 评论(1) | 标签:三反五反, 下放, 饥饿, 人品

“表哥”

（一）

　　“表哥”大我十几岁，是白鹿塬人，和我家其实没丁点儿血缘。从小死了娘，家里太穷就到自己舅舅家开的“茂林木场”学徒。其二舅是专跑“外场”的木场二掌柜，解放初肺痨（结核）死了。“茂林木场”每月要给遗属二妗子（舅妈）送生活费，“表哥”年少笃诚成了“专差”。

　　“表哥”的二妗子我们叫“胡婶”，老实懦弱，有次在门外买木炭，怎么也算不清账，卖木炭的商州客见状，趁机把“桴炭”卖了“鸽炭”价，我娘走过去说：“拿一盆水来……”。

“鸽炭”是上等木炭，用硬木烧成，有鸽羽状纹绺，身重耐烧，价钱很贵；而“桴炭”是用次等软木烧的，很便宜，可以浮在水面。

　　商州客一听，知道遇行家了，赶紧自找“台阶”：“算了，算了，我急着赶路哩，‘葬’（贱卖）着卖给你算了。”直接就和我娘算账了。胡婶没吃亏非常感激，后来我们住的大杂院有了空房赶紧搬进来了。遇事往往靠我娘拿主意，有心里话全倒给我娘，指着臂弯说：“女子她爸死时，我哭倒在地，手冰到这儿了，阿嫂来搀，手直往我腰里揣（裤带里藏着丈夫留下的半根金条），我一下挣脱跑了……”她不敢向木场要求提高生活费，只会抠索自己，节俭到“死性”，父亲来探望只给一碗“蒜蘸片片”（用蒜汁调味吃泡在开水里的方形面片）吃，而且还是杂粮做的，叫作“豆面方方”，临走再给一毛钱。

　　“茂林木场”在“三反五反”运动后命中注定地倒闭了，“表哥”是“打虎队员”，非常老实，工作组问啥都如实回答，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所以被举荐到财贸干校学习。走时挟着一个小包袱，我娘喊：“拿个包袱不怕让人把你偷了？”“表哥”说：“没有箱子。”“来吧。”娘招手，把一个核桃木箱子腾出来给了。胡婶有好几个皮箱，想不起给一个，“表哥”不生气也不向人学说。

　　娘喜欢他温厚，他也喜欢爹娘，每到其二妗子那儿坐坐就到我家来，吃饭享受的是和我爹一样“待遇”。 “那时候我和叔吃的是老碗（大瓷碗）‘粘面’（捞面），他们几个只能吃连锅儿汤面。”几十年后“表哥”指着我对“表嫂”说。

　　财贸干校毕业后“表哥”被分配到东大街一家大食品店当营业员，时间不长上调食品公司保卫科，很快提拔科长，这时他二十出头，人长得英俊，前途看好。那年头人早婚，他是长子，自视责任重，老父在家务农，一个弟弟参军了，另一个在家上学，结婚就是给父亲和弟弟安顿个洗衣做饭的人，让家里多些热乎气儿。结婚那天高大壮实的“表嫂”正害红眼，俩人站在一起就像“骆驼”旁边站了一匹毛色光亮的蒙古“骏马”，我哥悄声对爹娘说：“不般配。”送爹娘出门时，“表哥”平静地说：“我是为了我大（爹）。”一点儿也不抱屈。

　　两年后有一天“表哥”的姐突然进城，进门就流泪：“咱大一把年纪了，整天勒个围裙，烧锅燎灶……”原来“表嫂”的哥哥在城里给妹子找了工作，已上班几个月，不敢让他知道。“表哥”被工作和文化学习忙得昏天黑地，半年没回家，没料到竟出此“奇事”，黑着脸找上门：“马上回乡去，不然……”妻子万般无奈地回乡了。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农民都吃大食堂。乘着“大跃进”热潮，“表嫂”和“表哥”在家上学的那个弟弟都参加了工作，终于进城和“表哥”团聚，也有了第一个孩子。这是这个小家庭最轻松的时分！

　　好人的好日子总是短暂，转眼到了1960年，由于“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失误，国民经济全面倒退，11月一日省政府发出《关于动员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职工的家属支援农业生产的几项规定》：“国营、公私合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职工携带的家属，凡有劳动能力、在本省农村有家的，都应动员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食品公司把全系统动员家属返乡的“光荣任务”交给“表哥”负责。他第一个工作对象是妻子，“表嫂”真急了： “我是你的家属不假，可我也是国家职工……”

　　“那你让我咋样动员别人？”“表哥”的观念是：革命就得先牺牲个人“利益”。

　　“那你就忍心让我娘儿俩回去挨饿？饿死！好歹我在城里还挣几个钱……”妻子哭了。从老家传来的消息是：大食堂整天喝稀汤，白鹿塬上人已开始打田鼠吃了。

　　“这是我的工作……”“表哥”嘴里像噙了个夯嘴的“石头”，嗫嚅着。

　　夫妇俩背对背躺在床上，妻子哭，丈夫抽烟，都睡不着。

　　“表哥” 执行政策不打折扣还加上“自虐”，最终还是硬着心肠把妻子和女儿送回白鹿塬了。

　　寂清的夜里他使劲抽烟，指甲变得又黄又硬。

　　“返乡动员”工作做得好，动员谁家都成功，领导作为“奖励”，送他到公安干校去进修，这个从没进过学堂的人珍惜机会，学习努力，告诉我说：“中华，牡丹……等高档香烟的烟灰细，可以用来鉴定指纹，如果是在玻璃，细瓷等硬质上的指纹可以用碘加热取得……”还把教材拿来给我爹看。

※ ※ ※

　　“表嫂”回乡后，“表哥”那个参军的弟弟本来安排在西安上班，这时也下放了，另一弟弟虽在城里，却还须找农村媳妇。“表哥”在五、六年里操持了两个弟弟的婚事，时不时还要关照夫死、女殇、孤苦零丁，被赶回白鹿塬的“地主兼资本家臭婆娘”胡婶，给点零钱，送点粮食。这“一头沉”的日子让他吃尽了苦头。他父亲说：“可怜呐！几十年了，从没空车子回过塬上。”从1960年到1980年每逢星期天他不是到渭河以北的农村买高价粮，就是用自行车往家驮粮食。那时粮食属“统购统销”物资，他不得法，空跑了多次。渭河边上的人告诉他：“嫑拿嘴问，要把‘望子’（标志）带上哩，别人就知道你干啥来了。”后来在自行车后衣架上夹个面口袋，果然就有农民主动叫住他，卖给粮食。

　　从省城到白鹿塬大坡小坡连绵不断，他满身大汗地下坡上塬，像头黄牛似地负重，从没用过公司的吉普车。抽的是0.12元/包的“前进”牌香烟，穿着非常土气，我说：“看你打扮得像个公社干部！”他自我调侃说：“是吗？你没听说：省‘中华’，市‘前门’，县级干部‘大刀’抡，公社干部吃的是‘人参’。我这就不错了。”只有到我家串门才买一包“红金”（0.24元/包）或“黄金叶”（0.23元/包），临走时把剩余半包给我爹留下。第一次买“涤卡”只做了一件上衣，是和一个女同事一起去的“克利服装店”，让我撞见了，女同事说：“王科长做上衣，我做裤子，俩人套裁能省一尺半布。”那时的“涤卡”是两元多一尺，为此他破了不和女同事打交道的例。

　　在这么艰窘的景况下，他给父亲准备了三寸厚的柏木“橔子”（棺材），让其生前能看到、高兴。帮忙的至交从中“黑”了几十元，他事后知情却不好意思揭穿。那人级别较他高，同样穷。

※ ※ ※

　　“阶级斗争”的“弦”越繃越紧，血亲极力疏远我家，声称是“挂搭之亲”。“表哥”仍把我们视为最可靠的“堡垒户”，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引发白鹿塬大规模械斗，都打着“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口号血腥：“不捉俘虏！”，他把弟弟一家安置在我家躲避半月多；造反派要“刺刀见红”批斗保卫科长，他得讯领着手下二人逃到我家，无拘自如得令那二人惊讶，他说：这和我家一样。

　　相对闲暇了，他也讲一些在“茂林木场”的旧事：

我外爷一天到晚见不得人闲，老骂我：你驴日的不是“立事”（打工），是混嘴来了；

我大来看我，我领到街上买了一碗臊子面（浇菜汤的面条），小舅“酿炙”（挖苦）自己姐夫：“你娃在家成日吃人参？”我大哭回去了；

我在“茂林木场”干活和外人一样重，码板子、解原木，汉小力薄，危险大，钱没多拿一分，也没人担心：万一出事咋交待？

“三反五反”后期评定工资，小舅“死眼（死心眼）”，说：“啊呀！一个娃娃家也想拿师傅的薪水？叶大（聘请的外姓经理）就“活韬（活络）”，说：“就照娃说的来……”

……

　　讲这些故事时，是给我这个懵懂的中学生讲现实，传授社会经验，没有“阶级教育”意识。

　　他也从来不和小舅划清“阶级界限”，逢年过节一样礼数不少，经济上更是互通有无。文革中儿子十来岁，对他说：“嫑和舅爷家来往了，我长大还想参军哩，他是地主嘛—”他笑着说：“谁能不要老外家（姥姥家）？”

　　身为保卫干部，每月都要到公安局开会，时间长了交情厚，警察主动说：“帮你把家里人办进城吧？”他觉得办这事违悖“党性”，今后在单位不好抬头，婉拒了。

　　文革中军代表进驻“支左”，第一个军代表据他说：“性正，连写家信都不用公家信封！”继任军代表像个“播种机”，几个月内搞大了一对姐妹的肚子，他很鄙夷却苦于没证据上告。文革中社会最不缺乏的就是小人，告密及时，军代表想拔除“不安定因素”，藉口“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把他派到下面当车间主任，说：“这是党对你的最高信任！”“表哥”玩世不恭地揶揄：“我想听听党对我的最低信任是啥？”

　　军代表愣了，看着这张笑脸半晌说不出话——这“头”难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