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注：重发一篇旧作，也许还能读出点新意。
十字路口上的中国：向前走还是向后退
刘亚伟
2008年《南方都市报》披露，被称作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典范的南街村早在2004年就已悄然改行股份制，从那之后，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关于南街村的议论一直不绝如缕，最近又有形成新一波浪潮的迹象，这大概是因为发生在南街村的事情，对于正在经历着转型期的中国大陆，的确具有某种典型和象征意义。
大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承认了“私民”社会，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与这一进程背道而驰的是，南街村共同富裕的标志却是要消灭任何私人财产，用村总支书记王宏斌的话说，就是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南街村一直自称，他们走的是共同富裕道路，实行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村民每人每月只发少量的工资，干部工资也不过250元人民币，名曰“发扬二百五精神”；村民能得到定量发给的吃穿用住几乎所有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一套住房，住房也只有两种样式，一种是92平方米的，分配给人口较多的及领导干部住，另一种70平方米，分配给人口较少的普通村民住；每家还统一配置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但不包括录相机、影碟机、计算机网络等等，传说这类电器在南街村是禁止使用，以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村民），所以家家户户的模样几乎都是一样的。
南街村的共产主义神话一直延续到2008年2月27日，这天的《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南街村真相：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的深度报道，披露：南街村集团早在2004年就已在村民不知情下悄然改制，南街村“三大班子”12位领导成员以自然人股东的身份占有了本属南街村集体所有的60%股份；南街村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村主任王金忠遗物中至少发现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王金忠的房产证，其追悼会上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名义要求分割遗产；而在背后支撑“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由集体所有制变为股份制，这关涉到每个村民的根本利益，可不是一件小事。南街村的领导层何以能够瞒天过海，在村民不知情下把集体财产通过所谓股份制改造，变为十几个当权者的私产，从而实现了由“共产主义引路人”到“红色资本家”的华丽转身？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南街村实行的所谓集体所有制。
从理论上说，村民作为南街村的一分子，自然而然地具有村民股东的身份，从而对南街村的集体财产拥有一份所有权。然而在实际上，南街村村民不但对南街村集体财产没有任何真正的所有权，就是对分配到自己名下居住和使用的住房和室内家俱、电器等设施也没有真正的居住权、使用权和支配权。网上早就有人揭露，该村一位村民因不听村干部的话，就被停水停电停粮，勒命留下室内全套设施，全家“裸身”搬出，自找住处。
近年来，网络上不时出现一些让人很不安的声音，一些人怀念毛时代，希望回到前三十年去以致形成了一种被人们称为“毛左”的思潮。应该说，这种诉求有其合理性，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指出，对毛时代的怀念实在是出于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除了现实的背景外，还由于人们对于历史真相被遮蔽而导致的无知。
这种思潮出现的现实背景是经济生活中贫富两极迅速分化，差距越来越大；政治领域里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猖獗，贪污腐败呈现公开化合法化趋势，大面积腐败成为人人都看得见的现实。因此我认为，这种怀念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性反应。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地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就会发现，和南街村改制的故事一样，无论是贫富两极分化还是大面积腐败，实在是由于一个原因，一个根源于前三十年的原因：虚幻的公有制——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的权力占有。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是一些人钻了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这个特殊时期，权力对国有资产对社会财富仍具有几乎是绝对支配权这个漏洞。
向前走还是向后退，中国又一次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寻求公平正义，这是全人类千百年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在人类文明的漫漫路途上，人们曾经历了无数的失败，也已经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取得了一些理性的共识，这就是：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统治权力扩张的最牢固的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政治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使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从专制制度的“奴役地位”、“绝对统辖权”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法律上得以确立和保护，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和首要条件；国民的财产权在国家法律和法理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决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私人权益的保障，相反，以此为起点而开启的，是一种通过保障“国民个体安全”进而推进到保证“社会安全”的宪政之路。
对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
我们已经有了一次经由所谓公有制寻求公平正义的失败经验，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和我一样，都不愿意回到改革之前去。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