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之后， 特区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 ‘功能组别’仍然大刺刺地占了一半， 其中一些会来自回锅翻炒的‘区议员互相推举’模式， 但这次它给重新命名为‘功能组别’。一些学者还煞有介事地推许为一大‘进步’。香港人真爱自欺和受骗！”
1985年，殖民政府引入选举至立法局：有功能组别、区议员互选等形式，独独没有任何议席经由直选产生。
1985年立法局选举投票结果公布现场版上写有：功能组别﹁选择投票﹂结果。
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 年签署， 翌年（ 1985 ） 英国人就立即在香港引入选举， 改变立法局的组成：当中有十二名议员由“功能组别”产生， 两名来自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 十名由全体“区议员互相推举”。
二十四年之后， 特区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 “功能组别”仍然大刺刺地占了一半， 其中一些会来自回锅翻炒的“区议员互相推举”模式， 但这次它给重新命名为“功能组别”。一些学者还煞有介事地推许为一大“进步”。香港人真爱自欺和受骗！
过去，殖民者为了殖民管治需要，直接委任效忠者当“非官守”议员。然而，直接委任制度是基于个人身分，背后的团体并无官式地位，过去亦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占据这些议席的精英巨贾对社会真的有没有“功能”。但当英国人撤退在即，慌忙引入以“功能组别”为名义的选举，明显地是要为“光荣撤退”作粉饰。
一方面是为了突显原只属咨询组织的立法局有了“选举成分”，但另一方面，也仍要继续照顾那些人所代表的财团精英利益，于是便权宜地冠上“功能团体”这个名号，令他们俨然取得了某种“认授性”。这原本是一种安抚性的过渡安排，想不到的只是，一晃之下这已经绵延了四分之一世纪。
“进步”到八十年前租界式议会政治？
香港过去由英国人全盘管理，也多亏香港人反殖民统治相对疲弱乏力，总督独裁下的委任制一贯安稳，香港殖民时期也并不存在要求有更大参政权的压力。可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施行的是（半）殖民统治，却面对华人强力的民族主义运动挑战，迫使原来只属于外国人参与的“上海市议会”（SMC）向华人开放。
初时，掌租界管治权的列强只答允容许华人加入一个议会外的咨询委员会。但1925 年的“五·三十”惨案发生后，共产党人发动全国运动，罢工、罢市、罢课，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浪潮。这场运动结果不单迫使外滩公园改变“禁止华人（与狗）内进”的歧视政策，更造就了新的环境，迫使上海市议会在1928年开始，兑现列强本来在六十五年前（1863）就已作出的“华人可以参与租界政事”的承诺，开始接纳由“华人纳税人联会”推选的华人议员。不过，尽管多番努力争取，华人议员席数从不过半，而负责推选的华人纳税人联会理事，也只有三份之一由直选产生，其余的三分之二则由其他商会及居民组织推举。所以，虽然华人居民占租界人口超过九成，税付亦达总税收的三分之二，但他们也只能间接又间接地推选他们的议员代表，参与上海公共租界的议会。
当然，如果你明白何谓殖民统治，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香港和上海租界的华籍市民，会在参与当地立法机构这问题上遇上重重障碍，因为在殖民及半殖民制度下，议会只是吸纳反对意见、笼络反对人物、实质上是强权者进行权力分赃的地方。因此，议会的设计一定是架迭屋，普及与平等的原则均欠奉。因为归根究柢，这些议会目的只是使不同势力互相制衡、互相抵消。既然议会之上的殖民宗主或列国强权才是真正的决策者，这种议会当然毋须考虑如何完整地反映民意，又何需在“均衡参与”之外深究其运作背后的政治原理？
英国人掉下香港给中国，才急急在各种特权椅子上贴上“功能”的卷标，难怪从来都没有人对“功能组别”在学理上给予仔细的说明。可是回归后已十二年的今天，除了只有纳税才能投票这道屏障被废除外，香港立法会的组成所显现的拼凑、随意，与违反普及平等原则的情，实与当年上海租界的政制无甚分别。彷佛我们是“进步”到了八十年前，共产党人成就的，就只是租界式议会的“均衡参与”！
相比之下，有些热衷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人就认真得多。他们在上个世纪之初，的的确确曾努力于挪用（虽然是扭曲）社会学大师涂尔干（Durkheim）的学说，特别是涂氏关于工业社会中职业群体角色的部分，以勾划及设计一个未来社会。在这个未来社会里面，各种职业与功能相互配合。他们认为，只有这种重新构造过的社会，才能克服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失范（anomie）、秩序崩解。参与这种乌托邦设计并付诸实行的其中一人，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Mussolini）。
国家法团主义： 乌托邦的光环
墨索里尼出身于一个左派家庭，早年的他曾跟随父亲参加过左翼工团主义（syndicalism）运动。那些工团主义者对自由民主的议会体制失望，认为工人只有透过工人的集团（即工团）才能表达自己的利益。工团主义者追求工团自治的目的虽然并不成功，但个体利益只能透过团体中介的想法，以及社会上对议会民主的不满，深深影响后来在意大利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法西斯主义诉诸一个“功能主义”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由不同的“功能团体”坚强地团结组成的国家。所以，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徽号是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斧头象征权力，每一支棍棒象征一个功能组织，捆在一起是象征团结一致。
1922 年墨索里尼上台之后，立即开始构思和设计他的社会政治改革大计，协助他的不乏一些从前属左翼工团主义的朋友。直至1929 年，墨索里尼落实计划，改组了原来按地区选举议员的民主议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二十二个“功能界别”选出来的新的“法团议会”。政治学家称此为一种“国家法团主义”（state corporatism）。而墨索里尼亦曾说过：“法西斯主义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法团主义，因为它就是国家与法团力量的结合！”
很多人或者会以为，法西斯主义就只是德国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殊不知法西斯主义的源起地意大利，是将法西斯主义看成取代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乌托邦。墨索里尼就认为， “法团主义”将社会划分为各种功能组织的设计，能够很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使社会达致和谐，抵御共产党人的诱惑。这可说是由法西斯提出的“河蟹”大计。
虽然因为战争，法西斯主义最终失败，但“法团主义”的一些原理，在战后却不断被招魂，改头换面。一些向左，一些向右。在七十年代开始，更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 研究所谓“法团主义”（neo-corporatism）的现象，探讨这些现象是否破坏或替代了自由主义的民主议会制度，以及讨论在西方世界以外，在第三世界发展出来的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例如，在福利国家的年代，西欧一些国家积极介入调节资本和工会关系，磋商经济目标、工资水平等，需要在决策或者执行过程中笼络大企业或行业商会，以及工会组织。因这种政策而被吸纳或新成立的组织，正式地或非正式地变成实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机构，甚至实质上凌驾了由地区选举所组成的议会——这种种令强势的利益或“功能团体”坐大的安排，都可以叫做“新法团主义”。不过，虽然这些团体的力量可大可小，但它们的“功能”范围则非常明确，从不会像香港一样把脚伸入或取代以普选为基础的议会，或在议会加插一些“功能组别”而又宣称有选举成分，使议会变得非驴非马。
新法团主义政治的一大特色，是国家主动吸纳或笼络一些主要的利益/功能团体进入政治过程，确认它们的特殊地位，甚至给予扶助。其中，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更普遍地是以专权的方式有选择性地把特权赋予部分团体。
香港人常以为香港并不是第三世界，但其实香港自殖民政府以至特区政府也早已精于此道，与第三世界无异。而曾荫权上台后更明言“亲疏有别”，利益和意见倾斜又何只限于亲建制政党？政府近年对个别宗教或社会服务机构，及地区利益团体的倾斜，把貌似公民社会的部分改造成政权的伸延部分，就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新法团主义”。
二三十年代法团主义在欧洲风靡一时，支持者由左至右，他们的动机和目的都是对自由主义、议会民主的失望、不安和焦虑。他们都一度以为，法团主义是医治社会和民主政治危机的解药。但在殖民和半殖民环境下的香港和中国，与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则只有擦身而过的缘分， “议会民主的危机”只是发生在火星上的地震。
没脸以理念示人， 只是偷偷摸摸在做
香港人因与自由主义的偶遇而发展的初恋，在未结出任何花果之前，就被无情喝停，急忙之间拿出来棒打鸳鸯的还是“法团主义”。不过，在香港偷偷实践的法团主义既没有蓝图，亦失掉了哪怕是左还是右的理想光环，它更没有脸以理念示人，它只是偷偷摸摸的在做。而躲在“中策组”/ “西环人”背后的“功能主义者”却从来不会为这套策略为文辩说，参与学理上的辩论。
因此，与其说香港的“功能组别”是“新法团主义”的一部分，倒不如说它是失去自证其“认授性”能力的无主孤魂，它们不只不会有缔造社会和谐的“正功能”，反有不断以自身的存在来加深社会分裂分化的“反功能”。
1928 年上海租界发生的“五·三十”惨案，促使反帝运动全国开展，也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令香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如果当年那些死难英灵泉下有知，他们间接助成的竟只是租界市议会式的“均衡参与”、“间接选举”，它们今日仍然支配回归后的香港，所冠上的竟是一套犹抱琵琶，谱系可以追溯至墨索里尼的“功能主义”名号，还甚至有人意图将其封册至千秋万世行之有效的终极制度，他们也会回来报梦：“这不叫‘均衡参与’，这叫‘法西斯主义！”
（罗永生，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殖民研究学者。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52期，周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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