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几乎是吼一样地说出了那句话：“你想干什么？想搞乱共和国吗？”吓了我一跳。
二
他是我的舍友。我们是高中生。我们在讨论言论自由。
关于这个，我有一些看法。虽然不都是自己的，但通过思考，也成为了我所坚持的一部分：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说道，“我们永远不能确定那些力图压制的意见都是谬误，即使我们确定了它的谬误性，想要压制它仍然是一种罪恶的行为。”当下中国缺少起码的言论自由是有目共睹的，批评的言论不自由，反对的声音禁不止，历史中的有些真相也不能得到普遍的认知，不然“和谐”也不成其为和谐了。
我最近刚看完安东尼•刘易斯的《批评官员的尺度》，其中有一些话表达了以我的能力无法说明的观点。比如“官员应是坚忍不拔之人，能够在任何恶劣的气候下生存。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一个民主的政府足以经得起社会风险与变革的考验”等等。
三
在我把这些话给他看了之后，他用了两个字形容我：愤青。
我愣了一下，从没想过睡在我对面的兄弟是如此想法。我想到了五毛，便说：“相比五毛，我更愿意做一个愤青。”其实我刚说出这话我就后悔了——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愤青，也不相信他是真五毛。不料他问了一句话让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什么是五毛？”
在解释了一通之后，我们的讨论总算得以继续——
“难道赞美几句共和国就是五毛吗？”他说。
这样的反问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未这样想过，也不认为赞美可有可无。就像对一个成长中的孩子一样，赞美是必要的教育方式，但是赞美过多，溺爱过度，好孩子也会渐渐迷失自己，辨不清方向。当下的中国，缺少的就是那样能够骂醒执迷不悟者的批评的声音。暴露阴暗面，要求我们走到阴暗的角落，不让刺眼的阳光迷离了双眼。“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干嘛这么煽动？你想干什么？想搞乱共和国吗？”
徐友渔用“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来形容中国民主建设的缓慢，“什么文化传统、国情不适合，民众素质不够，搞民主不利于安定团结等等，不一而足”。争取言论自由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搞乱共和国也绝不是我的想法，相反，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我希望祖国能够更好更强大。
而且，我也不认为言论开放就会造成不稳定。如果言论自由带来的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腐朽、美帝的阴谋，就让它流入思想市场，接受人们的检验。如果确实是错误的，它自然会被历史的洪流卷走，为人们所淘汰。“正确的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
“你只会喊口号，能提出什么具体可行的措施吗?”
“不限制就行了。”
(冷笑)“不限制，能再具体点儿吗?”
“这还不够具体?好吧，(我有点着急)你看你的《环球日报》，我读我的《南方周末》，分成左派也好右派也好，给媒体足够的开放空间，不事前限制，不让它们因为恐惧而自我审查。”
“不可能。”
四
对话到此基本就结束了，再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以上凡是没有加引号的，我都没有说出口。因为当时我被那句“搞乱共和国”打倒了，思路也没有了，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卖国贼，后来才觉得自己多么的傻。“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叔本华如是说。
不过，没有“搞乱共和国”，就后面的具体可行的措施而言，我也觉得我说不下去了，我确实无法为共和国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这都受到我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
我感到有点忧虑，为我的舍友，为中国其他的学生，也为自己。他们没能被我说服，我也没有能力说服他们。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这样形容中国人：“他们始终在混日子。这个思想简单的民族想的只是生存，我们德国定义如此之高的人权，他们的理解就是我们明天能得到什么。”对于现代化的中国，启蒙仍是未尽之事业，我也时常迷茫，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像美国“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学生们那样，回归主流价值：认真学习，认真考试，把求职、事业、婚姻放在人生计划的首位。
请告诉我，我们不是在破坏共和国，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
(我知道一五一十有许多知识分子，所以我来到这里，来寻求指点，寻找支持。学生浅薄，读的书不多，文笔混乱，视野也很有限，敬请见谅。)
参考书籍：
《批评官员的尺度》安东尼•刘易斯 著
《与时代同行》徐友渔 著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