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作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俄罗斯与中国就试图结束此前的对峙状态，九十年代开始，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已经不复存在，最近十年来，双方有关领土的主权争议也获得解决，尽管这些争议依然存留在双方国民的记忆中。与此同时，双方又在车臣以及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互相支持，尽管北京对莫斯科2008年公开承认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的独立持有保留。当然，导致北京与莫斯科站在一边的主要凝聚力还是他们一致反对华盛顿的立场，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盟实际上只是出于实用主义，他很可能会随着其中一方的国际地缘政治地位的演变而演变。
俄罗斯决策阶层中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心，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失败更加彰显了俄罗斯与中国两国发展速度上的落差。对俄罗斯来说，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是同中国紧密相连的。俄罗斯国内的精英们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因此出现两大极端的派系，一个是亲中派，与之相对立的则是排中派。
应该说亲中派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俄罗斯军队的军官，俄罗斯前国防部长Pavel Gratchev格拉切夫，俄罗斯国防部前外交负责人伊瓦车夫Leonid Ivachov以及俄罗斯军队总上校马尼洛夫Valerii Manilov等等，对他们来说，俄罗斯的主要对手依然是北约，他们都主张俄罗斯同中国靠近以此抵制北约向东欧的扩张。
而类似当代发展学院等亲西方的智库则认为俄罗斯应当同西方接近，由Igor Yourgens尤耿斯领导的当代发展学院同总统梅德韦杰夫关系密切，这些亲西方学院的学者们近来甚至打破禁区，提出为了进一步防范中国，俄罗斯应该加入北约的主张。2009年，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长尼古拉伊•玛卡洛夫Nikolai Makarov声称北约和中国是俄罗斯的两大最危险的敌人，2010年俄罗斯在远东地区进行了苏联解体之后的首次大规模的军演，其假想的目标似乎也是中国。
作者接着介绍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俄罗斯政界也很少受到认同。俄罗斯政界最反对中国的是在政坛上处于两个极端的党派，其一是与前叶利钦政府一脉相承的亲西方的自由派党派，对他们来说，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的利益是同欧盟与美国完全一致的。他们谴责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高效率的极权模式，担心与中国的接近将使俄罗斯重回到过去一党专制的体制。其二是在政治舞台的另一端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对他们来说，中国人同穆斯林等其他种族的人一样，都会威胁白种人的生存。对他们来说，中国的体制模式完全不值得借鉴。
应该说，力挺中国体制的人员在俄罗斯政界中为数不多，俄罗斯共产党中还有一些人继续将中国列为是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不过，就是这些人，他们也往往更希望列举北朝鲜或者古巴。
当然，俄罗斯还是有一些中国模式的铁杆支持者，俄罗斯远东学院的院长季塔连科Mikhail Titarenko就是其中之一，对他们来说，中国模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值得俄罗斯借鉴，在他看来，中俄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俄罗斯政府的决策，俄罗斯如果想与中国为敌，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俄罗斯的敌人，如果俄罗斯要同中国成为朋友，那么就应该善意相待。不过，季塔连科也不得不承认，中俄关系的远景缺乏明朗，关键将取决于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如果两国的经济增速对等，那么双边关系应该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作者最后总结说，对莫斯科来说，中国是俄罗斯用来对抗西方的外交筹码，同样，俄罗斯也是在中亚地区问题上受到中国的利用。总之，对大多数俄罗斯社会精英来说，欧洲文化的优越性是无容置疑的，他们并不期望接受中国模式，更不希望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家，俄罗斯国民中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有害于俄中关系的发展。而在俄罗斯执政界层，除了刚才所说的两大极端党派之外，对大多数的决策阶层官员来说，往往是亲中与排中观点皆而有之，在短期性的问题上，亲中倾向并不少见，而在长期性的问题上，则往往是排中派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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