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李熠祺 2012-03-28
“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
由于身体原因，97岁的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已连续两年没有出现在两会会场上了。
在2237名委员中，沙博理的身份很特殊：他不仅年纪最大，而且没有中国血统——这位出生于纽约的犹太人，在革命年代来到中国，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沙博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群体中的一员。全国政协自1978年开始，吸纳了十多位中国国籍的国际友人加入，最早一位是马海德医生，至今唯一健在的是沙博理。
这是一群在全国政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无法复制的特殊委员。随着本届政协进入尾声，他们在政协舞台上的活动将满35年，他们的时代正徐徐谢幕。
全国政协委员、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在2012年全国政协会议上。 （李细华/南方日报/图）
“政协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国际友人进政协，源自马海德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议。
胡、马两人是相识已久的老革命，友谊始于延安。那时胡耀邦还是“红小鬼”，马海德则是医学博士。1936年，两个美国人穿越封锁来到陕北根据地。后来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医生马海德，记者斯诺。
马海德当过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在延安的时候，马海德就曾向周恩来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当时周恩来回答：我们哪有国呀？我们只有一个党。
1949年后，马海德第一时间入籍。随后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他拒绝了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的生活，去最脏最苦的基层从事消灭性病和麻风病的工作。
“毛泽东心里头喜欢我父亲，周恩来知道我父亲经过了革命考验，邓小平对我父亲太了解了。他当选政协委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以马海德的资历，成为政协委员当然不在话下。只是由于他的美国背景，委员的身份来得晚了点，直到国际国内形势巨变，苏联人不再是同志，美国人不再被统统视为敌人、特务，马海德才于1978年进入五届政协。
马海德当选委员后，心里头惦记着和他有类似经历的一批人：本是“洋人”，来到东方，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并成为中国公民。
借着一次向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汇报的机会，马海德提出：可否让这些人成为政治局委员？
没料到胡耀邦面露难色，在办公室踱步了一阵子，说：老马啊，您说的这些人还不是中央委员，怎么能进入政治局呢？
原来，马海德对中国政治术语使用得还不熟练，把“政协委员”说成了“政治局委员”。
口误澄清后，胡耀邦才“恍然大悟”。随后，六届政协新增了十多名外国血统的委员，马海德和爱泼斯坦还当选了政协常委。
他们被中国官方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国际主义战士”。不过在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他们并没有享受“老朋友”的待遇。比如，爱泼斯坦在1968年5月被投进监狱；李立三的苏裔夫人李莎和萧三的德裔夫人叶华也都经历了长达8年的囚徒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末，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傅莱为保护三个孩子被迫与夫人协议离婚，他还被康生视为“希特勒派遣的小集团”嫌疑犯……
“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周幼马说。
“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尽管加入政协时普遍年事已高，这批“洋委员”们依然对参政议政表现出极大热情。一个例证是：2001年初，刚病愈出院的傅莱坚持参加当年政协会议，因为“要讨论‘十五计划’，很重要”。
连续六届任期中，沙博理一直积极参与提案和建议工作。他说：“我过去有些懈怠，而且原谅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在政协呆多久。如果说有什么让我念念不忘的事，现在是公开讲出来的时候了。”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对沙博理2002年提出的一项提案印象深刻。当时，这项提案被媒体称为“两会上最极端的意见”。它的标题是：尼古丁是对人民极其有害的致命毒品，因此种植、生产和销售卷烟都必须予以禁止。
这项禁烟提案显得过于超前。黄友义认为，这跟沙博理与国外保持密切联系有关。
“洋委员”们提出的提案，大多跟他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例如马海德提出加强麻风病防治宣传，还建议允许麻风病治愈者结婚，李莎则提出改革中国俄语教学现状，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关部委的回应。
1984年，沙博理获得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大会发言的机会。发言稿是他和爱泼斯坦、奥地利裔的魏璐诗、加拿大裔的陈必娣共同起草的，四人都是政协新闻出版界别的成员。由于沙博理普通话讲得最好，还带有北京口音，大家推选他来宣读这份批评中国编辑的外文图书期刊在国外销售不力的发言。
“对这次经历，我感到很好。”沙博理说，“不只是因为它很难得，而且令人兴奋。它证明我们国外移民中来的政协委员，也能够真正参与，而且有用。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闭会期间，“洋委员”们也参加了不少调研活动。沙博理感到兴奋：“这么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实。”
在考察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时，爱泼斯坦为所见感到震撼，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现代中国，同时存在着两种事实：一是快速进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克服高峰和低谷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
除了贫富差距外，腐败也是爱泼斯坦和其他几名国际友人关注的话题。他曾在两会上建议：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起用。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这批“洋委员”的普遍特征。“我已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爱泼斯坦在回忆录中说。
国际友人们在政协中提出最多的建议，还是关于对外宣传的——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承担了中共最早的外宣工作。
在政协会议上，爱泼斯坦曾提出，外宣英文杂志不能光有漂亮的包装，在内容方面也要提高，要讲求时效性；而沙博理则曾在小组发言上说：“这些年，看外电，看媒体，尤其是美国诬蔑、捏造我们的一些新闻内容，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工作做得很不够，很多事情原来我们可以说得更清楚的，但是没有做。”
“这些问题慢慢都得到了共识，比如中央决定大力推动‘走出去’。”黄友义说，“这跟国家财力增长有关系，但我觉得跟他们这批国际友人不断的提议也有关系，他们在政协最大的贡献就是呼吁重视外宣。”
告别与传递
1988年，马海德去世，政协委员里的国际友人群体进入了告别年代。
二十多年来，黄友义目睹了这批人中的一大部分的离去。“每年春节的总理招待会上，座次经常在变化。到了今年，很多受邀的就是遗孀、遗属了。”
沙博理在这批“洋委员”中算是年轻的，也是唯一健在的。但97岁高龄的他也没有精力参政议政了。周幼马记得，沙老最后一次现身两会时，出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找不到地方了，是周幼马帮他找到座位坐下。从那以后，周幼马再也没有在会场上见到过沙老。
以前几届两会上，因为中文水平高，沙博理在小组讨论中时常替陈必娣等委员念发言稿；但到2008年，他连念自己的讲稿都很吃力，坐在他身边的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主动担任了沙老的“代言人”。
作为新闻出版界别的召集人，近两年两会结束时，李东东都会带着杨澜等委员到沙博理家中探望慰问。2012年3月12日，沙博理对李东东说：“我虽然没有到大会现场，但关于两会的新闻，我每天都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密切关注。我很想念各位新闻出版界委员，每天在心里和你们一起参政议政。”
黄友义也说，沙博理一直关注时事，最近还发电子邮件给他推荐了几篇英语文章。
2013年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是否会有沙博理，还是未知数。不过，无论答案如何，属于马海德、沙博理们的那个不可复制的时代已进入了尾声。
周幼马“接过”了父亲的棒。4年前，他出现在本届政协委员名单上。
周幼马的经历亦可圈可点：出生在延安窑洞，与许多红色后代相熟，当年和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一起，一个骡子两个筐从延安到北京。宋庆龄去世前十年，他还担任了宋的私人摄影师。
他所做的工作，更多是他父亲生前工作的一种延续。例如，他和母亲苏菲成立马海德基金会，专注于麻风病人救助，他曾提出关于支持基金会的提案，得到了民政部的优惠政策。
几天后，周幼马将和政协外事委员会的成员一起飞赴黎巴嫩——那里是他的祖籍地，那里的公园里有他父亲的铜像。马海德基金会和全国政协将出资一万美元，为当地幼儿园添置设备，之前外交部还曾经给他们打了一口井。“对于父亲的老家人民，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政协没有忘记他们。”周幼马说。
他更相信，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父亲那一辈的“洋委员”们。“他们每个人是一本书，每个人的历史是值得留下的。”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3/30.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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