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获得了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这一来自国外的奖项，引起了国内某些论者的担忧。

某报一篇署名评论员文章就写道：“茅于轼先生是朝着‘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顾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历史的宏观面上看，今天中国有这样的人大概是必要的，但茅和同伴跑得越猛，影响越大，牵制他们的力量就越需要出现。否则中国就会是在山区下坡路上制动失灵的危险卡车。”

一介学者，一个手无实权的知识分子，难道会因为他的立场和观点，因为他批评的尖锐，而对国家构成危胁？或者说，一个国家会因为一些知识分子既不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亦不突破文明底线的言论而面临失控？这样的言论不仅杞人忧天，而且混淆视听。

该报评论文章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懂得团结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茅于轼先生以其80多岁的见识，体会应更深。做到尖锐，在今天的中国已很容易。帮助国家团结，却常常又累又落埋怨。希望茅先生敢于携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加入到这个行列。”

照这样说来，“做到尖锐”的茅于轼先生是不“帮助国家团结”了。

这恐怕是对“团结”的深刻误读甚至偏见。只有相似的声音、相近的立场不叫团结；有不同意见却不让充分表达也不叫团结。事实上，有共识是团结的基础，而共识要形成，需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表达、互相碰撞，并最终达成平衡。不让各种意见经过充分讨论、争论的“团结”是伪团结。

既然该评论也认识到“茅于轼等自由派促进了中国多元化的形成，很难说中国今天的繁荣和强大里没有他们的一份贡献”，那不妨再多些雅量，承认并相信大多数发表不同意见、向着自己认为对的方向“猛跑”的人，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和社会谋福益。

理性的批评者，何尝不是理性的建设者？理性的批评过程，同样也是建设的过程。对于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基于其专业素养而进行批评和建言，不仅是他的天职，也是他爱国的主要方式。

茅于轼等人的言论当然需要制衡，但制衡并不意味着不让他充分表达，哪怕是以“尖锐”的方式。在言路畅通的环境下，各种声音、各种立场，无论温和，无论激进，只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不挑战文明底线，不侵害他人私域，总能达成平衡。而从另一个角度想，茅于轼等人的言论，何尝不是另一方向言论的制衡者？

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爱国的一方，而将异议者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同样，也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帮助国家团结”，而持不同意见者则是不帮助国家团结。将尖锐的批评和不同立场的观点，归入“不团结”的队列而加以排除，其实才真正有害共识，伤害团结。

茅于轼多年来倡导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理论，作为一个不懈的批评者和建言者，他的价值自然无需一个外国奖项来突显。他的价值，不必因为获了奖而放大，更不该因为获了奖而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