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你是党员吗？

“Are you a communist?”他大声喊道。几个维安人员紧紧围住他，把他向会场外推。刚才，他挥舞着手中纸制的坦克模型，用一串广东话向台上抗议，我听懂了他这最后这一句英文。在香港，人人认识他，因为他脑后的长辫子，人们叫他“长毛”。

三位候选人站在台上，逐次陈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与个人能力。台下坐着选委、新闻记者与抽签的公众。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公开讲演，六天后，这1200位选委（他们中的很多今晚并没到来），将投票选出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

不同政见的候选人，公开辩论、四处拜票、曝光的丑闻、相互人身攻击，香港的特首选举，它宣称是一场选举，在一些方面，也像是一场选举。若你置身于辩论会现场，这味道会更浓烈些。在“长毛”发出咆哮之前，两位选委会成员（也是立法委员）已经站在椅子上，用偷偷带入的麦克风，高声抗议说这是一场“小圈子选举”，呼吁人们抵制它，紧接着，他们还与试图前来劝阻的工作人员，发生了轻微的冲突。有一刻，你不禁有时空错乱之感，仿若这不是2012年的香港，而是1987年的台北——朱高正甩开膀子，准备大闹立法会。

这冲突是高度表演性，它的结束与开始都同样迅速。摄影师的镜头早已捕捉了画面，传递了表演者需要传达的信息。香港人熟悉这种表演，将近10年来，他们都是香港政治与社会中最活跃的面孔。他们在街头游行、发表演讲，在电台中口若悬河，还在立法会里的爆粗口，一些时候，他们还不惜用身体直接冲撞，他们在把一套香港人不熟悉的政治语言，演练地越来越纯熟。多年来，这个城市以勤奋、礼貌、实利主义、追求稳定著称，但他们却以激进派自许，还赢得了广泛的追随者。他们捕捉住了这个城市的情绪——人们都感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挫败感，需要某种更直接的语言与行动，来释放这种压力。

而在今夜的辩论现场，三位抗议者的焦点清晰，他们是针对梁振英而来。58岁的梁振英站在台上，成功地掩饰了尴尬。他表情的沉着与语调的镇定，也明显超过他的竞争者。

这原本是一场毫无悬念的选举。自从去年年末已来，人们多少已默许了唐英年的当选。他是一位久富盛名的上海工业家之子，而这个家族与北京的渊源深厚。他也得到了香港最重要的一些富豪的支持，这些富豪一直是北京主要的统战对象。他还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已有时日，了解特区政府的运转。看起来，他是个再好不过的现状保持者。对于正忙于权力交接的北京来说，它乐于这种延续性，而对于不满的香港人来说，他们把更多期望放在2017年的普选。也因此，其他两位竞争者，不管是同样来自建制派的梁振英，还是来自民主派的何俊仁，似乎不过是某种陪选者，至多能申明一下自己立场。

但因为唐英年一连串的个人丑闻，这个格局突然被打破了。在一个被贫富差距激怒的城市，他却违章修建豪华的地下行宫，而事发后，他又慌忙地躲在了太太身后，接着又是私生女的风波……一个风流成性、却又进退失据的富家公子能在北京与香港之间充当桥梁吗？再加上之前的“████”、“地产商治港”的阴影，唐英年的民望陷入谷底，似乎也在失去北京的欢心。

梁振英则突然崛起。尽管在香港的公共界至少已活跃了三十年，他仍是谜一样的人物。他是一位山东警察的后代，一名自我奋斗的专业人士，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对他的自我克制与深藏不露印象深刻。他与唐英年像是现代香港故事的两个极端，他们的同台竞技也是这个故事中最迷人的篇章——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移民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却仍可能获得均等的机会。正是这种可能性，奠定了昔日香港的繁荣，这个满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自信的中产阶级的城市。但是，梁振英的故事里还蕴涵着些别的东西。尽管没有特别的成就，他却曾令人吃惊地以34岁之龄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在香港的政治与新闻圈，一直流传着他是“地下共产党员”的说法。这个被怀疑的身份，与他一直过度谨慎的行事风格，倒有了呼应。

本地一位令人尊敬的评论家用“猪狼之争”来形容这场特首之争。唐英年是猪，他固然愚蠢，却也没有太多的伤害性，如狼一般的梁振英却可能把香港带入莫测的危险。但直到3月16日前，这警告流传甚广、引人发笑，却没对民意带来太多的影响。比起这个模糊的共产党身份，大商人的垄断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似乎更直接。

但在3月16日，唐英年对媒体与公众披露，在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发生后，梁振英曾在行政局会议内，主张强推二十三条，以防暴队与摧泪弹对付示威者，还建议缩短商业电台的续牌的年期。在某种意义上，唐英年的行为无异于政治自杀，在原则上，行政局会议是高度保密的。无人清楚唐英年这样做的确切原因，是他真的关心香港的前途，还只是私人恼怒的发泄，但无疑，这一泄露带来了他期望的后果，它激起了广泛与热烈的回响。比起他风流公子的形象，香港可能面临着更迫切与惊恐的威胁。而倘若这一切属实，梁振英的言行正与他“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正好相符。

“长毛”在会场上挥舞的坦克模型，直接（也是过度夸张）地说明了这种的威胁——倘若你梁振英当选，将像23年前的北京一样，用武力来对付反对者。对香港人来说，它也意味着“港人治港”彻底成为了笑料，它被“党人治港”的取代。

当晚的辩论选择在九龙湾国际展览中心，不远处就是狮子山。夜色太苍茫，灯光又太闪烁，看不出那个狮子头的形状。三十多年前，一曲《狮子山下》曾风靡一时，它唱出了整个香港的心声——人们逃离了中国大陆的混乱，汇聚在这里，依靠勤奋与团结，创造新的命运。那也是香港历史上最富希望的时刻。长久的贪腐被逐步铲除，义务教育开始推行，文化中心修建，公共房屋成排地修建，香港把积累的财富转化成社会进步，一种新的象征意识也兴起，香港不在仅仅是个暂时的避风港、或是中转站，而是成为自己的家园。而这种意识很大程度来自于“我们与中国大陆不同”，他们接受那个文化与传统上的中国，却厌恶那个政治上的中国，那个共产党主导的政权。

当我听到“长毛”的发问时，真是感到一种特别的荒诞。香港回归已经15年，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却仍如幽灵一样存在于此。它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却从不表明自己的身份。而在倘若你在中国长大，当你听到“你是共产党员吗”，它一定指的是你该跳入河中救人、拒绝了贿赂、或是揭露了腐败，至少在宣传系统中，它与美好的、崇高的、政治的联系在一起。而在这里，“共产党员”则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特质。

这些特质将进一步破坏香港吗？或者按照过去几年来最时髦的说法，它会破坏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吗？对共产党的敏感，变成了香港深层焦虑的一个爆发点。

对香港来说，这是双重的挑战，似乎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香港人必须了解自己的过去，它的成功的原因，它的内在价值系统，同时，当他们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忧虑时，他们又真的理解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