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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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权观察：国安法导致香港学术自由倒退
9月24日，人权观察和香港民主委员会共同发布报告《“我们再也不能秉笔直书”：港区国安法下的香港学术自由》。报告指出，自从2020年6月30日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以来，香港长期受保障的公民自由严重倒退，其中学术自由也未能幸免，香港八所公立大学的自由度遭受侵袭。
随着这些大学日益高压管控，学生和教授普遍自我审查，提防自己在教室和校园中的一言一行招来骚扰、报复甚至司法起诉。
首先，中国当局重点调整了香港各高校的管治架构。“中国政府挑选的香港特区首长兼任了全部八所公立大学的校监，有权指派各学校校董会成员，而校董会又有权任命大学领导层和主要职员”。根据对2020年以来各大学领导层变动的分析，人权观察认为“与中国政府意见不一致者丧失了权威职位，遵从中国政府路线者则获得奖励”。
报告共计采访了30多位学者和学生。
许多受访教员与学生表示，自从《港区国安法》于2020年6月生效以来，他们在课堂教学、撰写和发表文章、申请学术研究经费时经常自我审查，在为学术会议或活动邀请讲者时也会考虑再三。多位学者表示，他们的学术论文直接遭到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出版社的审查。有一位学者说，他有一篇学术论文讨论到2019年抗议期间的艺术作品，遭到校方向香港警方检举。
这其中被视为民主派的学者成了中国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特定报刊点名抨击多名被视为民主派学者，使其成为恐吓和抺黑行动的目标，破坏其名誉、侵犯其隐私并鼓吹将其逮捕。香港移民当局驳回某些外国学人签证，或拒予延期、更新。各大学陆续将被视为民主派的学者解雇，否决其终身教职，或在不透明情况下拒不续约。部分学者恐惧自身安危，又忧心香港政治环境，纷纷悄然离职远走他乡。
另一方面，香港八所大学校方完成“换水”后，开始对学校的学生会横加干涉。具体来讲，报告称学校会“切断对学生会的行政支援，拒绝代收学生会费，收回他们的集会和办公空间，逼迫他们迁往校外而成为与大学分离的法律实体。结果导致各校学生会无法继续作为全校学生选出的代表而有效运作。”
此外，大学校方还清空俗称 “民主墙”的公布栏，拆除 “民主女神”塑像和其他纪念八九民运的物品，在原地装设大型围栏和花圃等明确的物理障碍，以封堵观点的自由交流。“至于发起和平抗议与集会的学生，则会受到惩处，又广泛审查刊物和监视学生未经许可的公开活动，窒碍学生的言论丶集会丶结社及出版自由。”
有鉴于此，报告呼吁香港当局及校方立刻停止对学术自由的打压。报告还建议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向中港当局施压并积极支持香港学界。
“香港学术自由倒退对全球都有不利影响，因为香港各大学长期在世界与中国之间扮演互相了解的窗口，” 报告的发布者之一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表示，“与香港各大学设有双联学程的外国政府和大学应该评估这些学程，确保其学术工作不因中国政府打击学术自由而受到操弄与控制。”
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受害者：中美历史性科学协议的命运
中国数字时代曾经报道过《美中科技合作协定》(U.S.-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eement, STA) 会在今年8月27号到期而不再续签。果然截至目前，美中双方虽然仍在谈判，但协议仍未续签。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稍早曾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 (Nature) 上撰文呼吁，美中科技交流对全球科学进步至关重要，呼吁两国续签协议。
9月23号，卡特中心《美中印象》(The Carter Center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主编张娟也发表一篇文章，呼吁美中续签科技合作协定并保持科技交流。该文探讨了美中科技合作协议 (STA) 的历史、现状、挑战和建议。
该协议于1979年首次签署，是两国建交后最早的合作协议之一，旨在促进两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然而，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尤其是中国默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这份协议续签将面临着不确定性。
许多科学家尤其是美国的学术界，认为协议对美国的科研利益至关重要。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们曾向白宫发出公开信，敦促续签协议，信中有超过1000名科学家的联署，强调协议带来的巨大好处。然而，拜登政府在续约问题上保持谨慎，表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该协议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章指出，协议续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尽管该协议没有规定具体合作领域，但它为两国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基础。然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美两国的科学合作正在遭受政治干扰。美国的“中国计划”旨在打击经济间谍活动，但却不成比例地针对华裔科学家，导致科学界的合作氛围都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导致美中科研合作的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也在推动国内科学家优先在本土期刊发表论文，并减少与国际期刊的合作。再加上美国的高科技限制，中国面临着变得更加封闭的风险。这些政策加剧了美中科技合作的困难，使得续签前景变得更加不明朗。
作者引用俄亥俄州立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教授卡罗琳·瓦格纳 (Caroline Wagner) 的采访指出， G7峰会发布的《七国集团研究协议》(the G7 Summit Communique) 可以为中美科技合作提供参考。
目前，“美国已与欧盟、日本、韩国和巴西等国签订了60个双边和多边科学技术协定”。然而，实践中“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科学领先国家之间的大多数关系，并不以协议为依据，研究人员基于共同利益和科学本身的规范而合作。”因此，关于与中国的科技协定，瓦格纳设想，理想的情况是两国应该“努力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不需要政治协定就可以开展合作研究，增加知识储备–这是一种全球公益”。
最后，作者指出，“虽然瓦格纳的愿景目前还无法实现，但美国科学界一致认为STA是一项互惠互利的协议。”
三、中国输出专制的“软推销策略”正在奏效
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尼尔·马丁利 (DANIEL MATTINGLY) 9月25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指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软性宣传、输出专制的策略正在奏效，另一方面美国向世界推广民主的工作则面临挑战。
文章首先指出，尽管中国声称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但实际上中国当局正在悄然地推销其专制体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共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外交和影响力行动，旨在让全球公众更加接受其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它制定了影响深远的培训、会议和研讨会计划，向外国政治领导人传授中共式的新闻、互联网、军队和公民社会管理方式。”
作者称，“这些努力并不像美国强行推销民主那样显而易见”，反而更为隐蔽和柔和。具体来讲，中国将自身制度描绘成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减少贫困并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高效政体。在此类宣传中，中国强调自己的基础设施成就、执政党选拔机制以及中共带领数亿人脱贫成功的故事。
“中国试图将威权制度包装成一种优于民主的民粹主义体制”。
作者指出，中国的“大外宣”吸引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共媒体大规模扩张，再加上和当地媒体合作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例如，“越来越多的观众通过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和其他渠道接触到了‘中国故事’，而这正是中共扩大其影响力的策略之一”。
作者引用研究称，中国的宣传确实对受众产生了影响。在对多个国家的调查中，观看中国官方媒体内容后，许多观众对中国制度的评价明显提升。他们认为中国的制度更具响应性、更善于实现经济增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民主性质 。
另一方面，作者认为美国在全球推动民主的努力则显得“散乱且缺乏说服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美国未能向当地民众提供一个连贯且具吸引力的信息，这让中国有机会占据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
然而，作者也指出美国并非完全处于劣势。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制度优势。虽然中国的制度对一些国家具有吸引力，但难以在其他地方复制，特别是现在中共内部的“一言堂”和经济放缓。
因此，作者建议，为了应对中国的软性推销，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其全球宣传战略，强调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在新闻自由和经济创新方面。美国应该通过资助独立新闻机构，推广自由而真实的美国声音。最后，作者特别强调，“长期来看，美国的民主制度仍然是最佳广告”，其关键就在于能否将其优势有效传达给全球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