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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亚生呼吁科学家们发挥主导作用，重建美中科技交流机制
《美中科技合作协定》(U.S.-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eement, STA) 在两次6个月、共计1年的延期之后，即将在8月底到期。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近日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 (Nature) 上撰文呼吁，美中科技交流对全球科学进步至关重要，两国科技交流机制不应该只被政治家所主导，相反黄亚生鼓励科学家们就这一议题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首先，文章一开始就讲述了《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的背景和其重要性。自1979年美中建立外交关系以来，该协议每五年续签一次，是“两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合作的重要框架”。作者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发起的公开信。该信呼吁总统拜登续签该协议，得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1000多位研究人员的支持。
其次，作者表示，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在当前美国政治环境中，针对中国的敌意是两党罕见的共识，这使得续签前景不明。他总结了阻碍两国科技合作的三大障碍：美国政府历来存在反对科技合作的偏见；决策者和公众并不像学术界的许多人那样严格区分科学和技术，这种混淆让人担心技术被中国用于军事目的；地缘政治环境确实严峻，中国确实将大量研究用于军事应用。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挑战，黄亚生仍强调科学合作的重要性，指出美中合作不仅有助于知识的进步，也能促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历史上，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期间通过科学交流促进了相互理解和关系稳定，这为今天两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借鉴。
因此，他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科学家应制定务实的合作框架，关注特定领域的合作，而不是仅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科学家们需要提出具体的合作计划，既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又保留合作的某些方面。第二，加强人文交流，科学家可以通过在中立第三方国家就人工智能等领域展开对话，促进双方的理解和信任。
第三，培养美国国内人才，他指出尽管中国学生在STEM领域的贡献显著，但美国应该加强自身人才培养，以满足研究需要。第四，美国需要寻求探索替代机制，即使协议失效，也应探索其他合作机制，例如在双方政府监督下开展的特定研究项目。
最后，黄亚生再次呼吁科学家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网络，推动美中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他强调，两国关系过于重要，不能完全交由政治家处理。科学家应积极参与，提出具体的合作建议，维护和发展美中之间的科学合作关系。
二、纽约客：中国移民在海外重建中文公共空间，畅想一个没有习近平的中国
知名杂志纽约客近日发布了一篇文章，记述了在中国政治日益黑暗、言论自由遭到打压的情况下，一群中国移民在东京努力重建中文公共生活的故事。
文章以张姓移民的人生经历开头。他在2001年放弃了中国中部城市的教师工作，成为了“北漂”的一员。据他回忆，他在北京经历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时期，媒体自由度增加，出现社会公民意识萌芽。然而， 习近平上台后，政府加强了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控制，导致这种公共空间逐渐萎缩。最终，他选择移民到东京，并在那里开办了自己的出版公司。
纽约客指出，“他的经历反映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在面对政治压迫时的选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润”向日本，以逃避中国的政治压迫或者过度工作压力。许多移民在日本建立了书店、文学沙龙和讲座空间，形成了新的公共讨论平台，更成了中国移民交流思想和文化的社区。
作者指出，“在日本，移民社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对聚会和交流的渴望，不同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安全的移民，这些新一代的移民更关注文化和思想的交流”。在东京，一些著名的书店如单向街和居外人等，成为了这些思想交流的中心。这些书店通过举办讲座和活动，吸引了许多中国移民和留学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和交流的空间。
在这些讨论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建立不一样的“身份认同”。许多移民在努力适应新环境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保持与祖国的联系。一些移民认为，他们在日本获得的自由和机会是他们在中国无法实现的。他们开始设想一种民主、自由和多元文化的新中国。这种设想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反思，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愿景。
比如，纽约客采访的一位人权律师表示，“我们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继承者，但我们继承的不仅是财富，还有对市场、法律体系、民主和司法公正的丰富理解。”
最后，文章表示，尽管移民们面临语言和文化的挑战，他们在东京的经历反映了他们对自由和多样化生活的渴望，以及对未来更好中国的憧憬。通过这些努力，他们不仅在日本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也为其他华人移民提供了一个可以追求自由和创新的榜样。
三、刘宗元：产业政策让中国面临真正的经济危机
中国结束了“清零”政策之后，曾有许多人预期中国经济将迅速反弹。然而，现实中这一情况却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国经济低迷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对此，学界有许多解释，比如人口老龄化等等。然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研究员刘宗元 (Zongyuan Zoe Liu) 投书外交事务期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指出，几乎所有问题的最根本性地原因都在于中国长期以来重生产、重投资的一贯经济战略所致。
文中，刘宗元表示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当前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年来，北京的产业政策过度重视工业生产，忽视了国内消费的提升。这导致在许多关键经济领域，中国的生产能力远远超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吸收能力。北京鼓励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以至于很多城市和企业背负了巨额债务，形成了结构性产能过剩。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产能过剩部分源于地方政府追求快速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高增长，往往在国家指定的优先行业内进行高杠杆投资，即便这些投资的盈利能力并不明朗。结果，这种自上而下的经济政策不仅造成了巨额债务负担，还导致了各个地区之间在相同产业领域的无序竞争。
然而，习近平上台以后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选择了“经济自己自足”的战略，希望中国减少对外国进口产品的依赖。结果，这一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问题。政府通过资助高科技产业来推动技术自给，但这种做法也使得中国经济更加依赖债务驱动的投资，未能有效解决创新驱动的短缺问题。
比如，作者指出中国是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大国，因此一直希望可能实现全国产机器人。为此，北京当局设立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优先发展这一领域，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然而，造成的结果是低端机器人产能过剩，高端机器人又造不出来。
另一方面，中国产能过剩，于是转向西方国家倾销，因此中西方之间的贸易冲突会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面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挑战，尝试通过贸易壁垒和产业补贴来保护本国市场”。
然而，作者指出，简单的贸易限制措施可能无法阻止中国产品的流向，反而可能导致国际经济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因此，他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更加关注如何通过合作和多边机构来引导中国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能的合理化。“通过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加强合作，鼓励中国进行产业调整和改革，这样才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