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部分社運活動分子被各地強力機構牢牢看緊，無法結社組織並且動員，使之難以與各地自發性抗議行動相勾連，那麼，威權主義當局對社運的定點式高效控制就取得了去革命化的驚人效果。
文/吳強
從 上世紀90年代末到現在，全國每年超過100人聚集的群體性事件，也就是集體抗議的發生逐年增加。1995年為1萬餘起，2008年為9萬起，之後再未正 式公佈官方數據。有消息說2011年的集體性事件為35萬起，並不令人驚訝。因為，從1997到2004，年增長率就超過25%，何況近年來城市化加速、 兼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集體抗議的事件只會越來越多。
如 何看待這種越演越烈的抗議風潮？是否將持續下去，或者演變成一場大規模革命？雖然，從去年初開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談論革命的可能，革命不再是政治生活中 的禁忌詞。而且，革命這個東西是這樣的：如果人們都在談論革命的時候，或許就意味著革命將臨；但是，當當局在第一時間採取了空前的專政手段，甚至在一年後 修改了新式訴訟法，從法律程序上將這種維穩手段合法化，全面維穩之下，一場潛在的革命似乎煙消雲散。
晚期威權的舉國體制，不僅成功地避開了全球金融危機，而且避開了蔓延北非的茉莉花革命。這是我們討論抗議風潮前景之前必不可少的背景。穩定壓倒一切的威權主義體制正在得到空前加強，任何簡單地將抗議風潮與革命、與政改、或者與公民社會等等相聯繫，都是天真的。
抗 議風潮中，按照訴求差別，抗議主要可分為五種類型：爭取福利，爭取司法正義，維護拆遷相關權益， 工運，和少數族裔權利。具體來說，爭取福利的抗議群體包括退伍軍人、國企職工、教師甚至警察，這一與國家基層體制密切相關的群體，有著強烈的福利保障意 識，他們要求更公正的待遇和安置、在企業改制時要求充分補償，具有天然的集體抗爭特質。
爭取司法正義的群體來源廣泛，往往因為普通的民事糾紛、刑事傷害和行政糾紛得不到公正解決，在現行司法體制內找不到正義通道，也是訪民群體的主體，在一些地區多年來多次抗議，反覆積累，相似受害者的個人通過抗議逐漸形成抗議集體。
而 因為拆遷引起的侵權案件是近年來上升最快的抗議動因，抗爭烈度高，涉及範圍橫跨城鄉，只要城市化進程繼續，只要物權法在實踐中不發揮作用，這類抗議仍將持 續。外資特別是日韓台資的工運發展是最近幾年最引人注目的集體抗議，越來越不滿血汗工廠模式的第二代農民工也成為今日的城市抗議主體，他們的訴求不僅包括 改善勞動場所待遇，也包括結社、自組工會等基本公民權利，與烏坎的農民自治權利訴求相呼應，對未來中國城市政治發展有著深遠影響。
疆、藏兩地以及內蒙等地發生的爭取少數族群集體權利，最為激烈，最為國際化，通常難於為內地漢族所同情，但是正在改寫中國政治版圖，以之為橋樑，將中國的抗議風潮與國際社會聲援緊密聯繫在一起。
當 然，還有一類型抗議是從前面五種訴求中激發擴散最終演變成全城性騷亂的，仍然是偶發的。 這些抗議主要分佈在鄉鎮和二、三線城市， 以自發性抗議為主，分散、草根、相互間沒有協同。 即，這些每年增加的抗議行動中只有少數與社會運動相關，比如烏坎抗議，從而進入公眾的視野，並得到外界的幫助，根本上改變了抗議的地方性。結果，縱使每年 抗議事件再多，總體上仍然局限在海量的偶然狀態，不對政治生活和社會主體造成實質性衝擊，反而常規化、日常化，自我消解了抗議的意義。
以 至於，當烏坎的村委選舉結束，當廣東、福建的鄉村紛紛效仿烏坎模式，舉起保農地、要權益的橫幅走上街頭，幾乎沒有人懷疑中國的農村抗議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不同於以往的三三兩兩的異地上訪，或者簡單的人群聚集，最近以來的一些新發展表明，不少抗議已經更有組織，他們不僅要求被損害的權益，而且要求保證權利的 集體權利——通過徹底政治化、鬥爭性的抗議，即以抗爭代替抗議，以社運形式長期堅持，才可能取得實質性的權利補償。
值 得注意的，除了疆藏兩地，絕大多數抗議都未觸及權力中心城市，包括四個直轄市和各省會市。這表明，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總體上雖然面目模糊，但是在階級意 義上並未捲入抗議，他們不是保守者，也不是合作者，但是旁觀者。偶爾發生在大城市的大規模抗議，只要成功，必然發生強烈效應，取得抗爭效果，如大連和廈 門，烏魯木齊和拉薩也不是特例。
這， 當然不能歸咎於社運的軟弱，反倒需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認識抗議的環境：當大部分社運活動分子被各地強力機構牢牢看緊，無法結社組織並且動員，使之難以與各地 自發性抗議行動相勾連，那麼，威權主義當局對社運的定點式高效控制就取得了去革命化的驚人效果。在維穩壓倒一切的口號之下，通過基層的所謂社會管理創新， 當局並未踐行任何政治改革，僅僅依託和強化現有政權的社會控制與強制機制，就將分散的抗議分隔成一樁樁偶然的事件。
維 穩體制的性質因而顯現，是以常規體制將激增的衝突常規政治化，而無需訴諸變革。同時，支撐這種強制密集體制的必然是資本密集，這是美國社運大師查爾斯·蒂 利的理論，也是重慶模式的秘密，而資本密集與強制密集的勾結本來就是抗議的催化劑。在這個意義上，不能不佩服維穩體制的戰術勝利，這個體制在對付挑戰者方 面很有一套，也很靈活，廣東的靈活應對甚至被譽為廣東模式。
在 這種情況下，革命唯一的可能來自不確定，而不是起因確定、形式單一的群體性抗議風潮。其來源，可能來自經濟前景的不確定，也可能來自大城市中產階級態度的 不確定，而最大的不確定必然來自互聯網技術的社會革命，它是人類社會至今為止最不確定的、對社會結構具有最驚人潛在改變能力的交流方式。
這 種基於交流技術的不確定性，如果在公民社會或者民主化等戰略層次上討論，就跟社運的結果一樣，在一個晚期威權主義體制內可能毫無意義，而唯一可能的，是戰 術貢獻的意義。埃及革命的勝利就是戰術的勝利，一小群活動分子，繞過手機和互聯網監控，通過分散小組活動的方式成功引發了大規模的聚集抗議，最終顛覆了一 個強權統治。
因 此，如果說戰術的戰略化、常規化是維穩政治的核心，它的崩潰只能來自抗議者的成功戰術，而不是所謂戰略。在這意義上說，觀察中國抗議風潮的前景或其革命可 能的風向標，在京、滬、穗等大城市，在那些最有創意的社會精英們身上，在於社會進步如何跳出常規保守政治的創新力上。當抗議風潮逐漸轉化為抗爭運動，一切 將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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