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同的观念，是在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中国认同的观念，是在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政权、民族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他们是如何对待天下、王朝、正统、分裂的？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指出，不同时期、民族、地区对中国认同有不同的看法，扩张的概念绝不仅仅是文化，不能简单地都认为是正义。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认同有什么区别？
葛剑雄：中国的天下观起源得比较早，并且延续时间很长。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受到世界的全面挑战。明朝时利玛窦绘制了世界地图，士大夫见所未见，却都认为是海外奇谈，所以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要求清朝对他们不得以夷人相称，并订入条约。从只有理藩院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根据《辛丑条约》设立外务部。这说明在法律上，清朝已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世界的一员了。从天下之中到世界的一员，是亘古未有之变局。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以天下观为中心书写的历史，主要是以中原华夏诸族的记录延续下来，通过他们影响到周边，包括汉语文化圈中的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甚至日本。
但是中国很多地区其实并非自觉接受了中原的天下观念，因为他们没有太多记录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也经过华夏族的记录、加工以至歪曲。如果他们的记录还在，那么不可能一开始就自觉接受中原王朝对他们的统一，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征服、侵略甚至毁灭。
我们的历史上说唐太宗是少数民族的“天可汗”，认少数民族为赤子。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突厥人留下的碑文，他们对自己亡国，对唐朝对他们的杀戮，把惨痛的历史记录下来，并不是“天可汗”。这是史家一厢情愿。我们可以想象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是自觉接受。清朝“改土归流”以后建学校，开科举，也是从文化层面整合他们的手段。孔孟思想从中原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难道都是非华夏地区仰慕华风的结果吗？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汉族文化程度比较高，一向是主张文武两手的。儒家强调德，而不是兵。但事实上不是不用兵，到明朝王阳明率军队对瑶族和僮族的征服，以及乾隆对大小金川的征服。更早一点的，汉武帝的时候，在海南岛建了珠崖、儋耳二郡。到汉元帝时不得不放弃。主要的原因是地方官贪赃枉法，对岛民很残酷。岛上妇女的头发长得很好，他们就专门去收集人家的长头发。岛上居民不断反抗，最后只能把行政机构撤销。这说明在统一、同化的过程中，绝对不是都得到少数民族拥护的。
统一和分裂是现代观念，那么古代分裂时期的各个政权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他们是否意识到分裂？
葛剑雄：我认为统一的标准，是后代的政权恢复前代政权的疆域。但是如果当时人都认为统一了，就不存在分裂的问题。这里有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主客观标准是不一致的。北宋建立的时候，离唐朝的疆域差得很远，但只是不接受燕云十六州分裂出去。后来北宋跟辽朝划分了疆界，也就是承认燕云十六州不属于自己了，不再强调没有完成统一。云南的大理国，原来是唐朝的疆域，之后分离出去成为南诏，然后又变成大理。北宋赵匡胤开始就很明确，大渡河以南“非我所有”，所以整个宋朝都没有提要统一大理，相安无事。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宋朝当然不能算统一，连今天的北京都在辽的手里。到后来，从辽朝来说，因为治下主要的居民都是汉族，高层很多人也汉化了，所以他们也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人没有世界观念，虽然天下可以逐渐扩大，但是直到清朝，晚清的大多数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和主要部分，其他不过是蛮夷。外国人都被认为是夷，民间则称为番鬼、鬼佬、外国赤佬。虽然也知道天下还有其他的国家，但是自始至终认为越远的地方越落后、越野蛮。这点没有动摇过。对周边，要么认为是中国的藩属，要么认为他们连做藩属的资格都不配。古时要表示皇帝声名远届，会用“重译来朝”或“九译”，说明远人来朝拜需要多重翻译；用“梯航来朝”，说明他们需要跋山涉水。可见古人知道外面有其他的文化和政权。也正因为这样，周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或想要统治中原地区时，不可能保持自己原来的观念，必然要接受自己也是中原的一部分，跟中原华夏没有区别，这样才能统治。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
中国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他们进入中原，与中原结合，就把原来占据的边疆的地方也纳进来。明朝建立后，蒙古人退回蒙古高原，明朝认为统一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明初并不是没有这个实力，明成祖也曾打到蒙古高原，明朝最强的时候西到哈密，他们认为这就够了。以明朝初期的实力，如果真的打过去，消灭蒙古、察合台汗国的残余，并非没有可能，但它没有这样做。到清朝时，将蒙古族的地方与内地合在一起，平定天山南北路后也没有放弃。中国现在的版图，很多是当地民族先开发，等到它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疆域就扩大了。汉朝的时候，汉朝与匈奴以长城为界。汉宣帝以后开始，匈奴与汉朝和好，“长城以北，匈奴有之，长城以南，天子有之”。在中国的观念里，也知道长城外面还有地方，但是只要中原就够了。公元前60年，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但是这种统治，与中原是完全不同的，最多是军事监护性质。当地的君长一仍旧章，不需要建立郡县。中国历史上纯粹由汉族建立的政权，这些地方一般是不要的。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夺取，而是觉得没有必要。甚至认为这些地方的居民作为天朝的臣民还不够资格，没有开化。另一方面，也是实际统治的能力问题。汉代在西域也最多派几千人，而且他们还需要屯田，否则要将粮食从内地运到那里是不可思议的。真的要行使国家主权，还是要动用当地的人。比如陈汤，曾私自攻击匈奴郅支单于，当时他背着朝廷调动西域六个小国的军队，从内地派兵是不可能的。唐朝真正能到达咸海之滨、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只有三年。而且是因为当地波斯国内乱，一个王子投降唐朝，后来内乱平息，唐朝就失去这块地方了。但是唐朝也不当一回事，因为这里本来就是蛮夷的地方。唐朝在安西也只是建立四个镇，主要是驻防、监护职责。唐朝初年灭了东突厥、西突厥，并不想像内地一样维持统治，只是想保证安全、交通线。盛唐到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西部疆域已经退缩回来很多了。到了安史之乱以后，连河西走廊都被吐蕃占领了。但是唐朝人并不认为这是分裂，因为内地还是完好的。这些地方是可有可无的。等到晚唐五代时期，当时人才认为是分裂了。北宋建立，一般人都认为是统一了。我们传统的历史书，都把公元960年开始看作中国又进入统一阶段。
当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时，他们是如何认同“中国”的呢？
葛剑雄：少数民族只有军事上的优势，没有文化上的优势。游牧民族也有长处，比如赵武灵王向他们学习骑射，中原军队由马车作战变成骑兵。但是游牧民族不拥有总体上的优势，一旦进入农耕地区，他们的优势就没有了。秦汉时匈奴始终没有入主中原，在与汉族对抗的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汉文帝时的一位宦官中行说出使匈奴后，投靠了匈奴。他曾经跟后来出使匈奴的汉使辩论。他认为匈奴的生活方式、观念是很合理的，符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比如建议匈奴人不要吃汉人送来的食品，不要穿汉人的绫罗绸缎，应该放在地上用马踩坏。匈奴的风俗习惯不应随便改变。住帐篷、男女老少睡在一起，这是很正常的。丈夫死了，妻子要改嫁，因为匈奴人的生育率、存活率低，所以要充分利用妇女的生育能力。但是匈奴人进入内地，这个优势就保持不住了。到了东汉后期，匈奴逐渐迁到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并大量在那里繁衍，这时是西晋初年。上层人物已经迁到洛阳，通四书五经，跟汉人交往。他们在建立政权时也称为“汉”，说自己祖上与刘邦是结拜兄弟，所以改姓刘，即位的时候从刘邦一直祭到刘禅。一方面自己的民族从牧业转为农业，另一方面统治的对象大部分是汉人，所以只有在文化上主动接受，把自己作为汉人的一部分，这样才能统治。
蒙古人刚到中原的时候，有人就建议，汉人“无补于国”，没什么帮助，要求把他们的地方腾出来，作为牧地。时间长了，慢慢才发现保持农业对他们的帮助更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都有一个过程，开始与汉族关系紧张，以后慢慢关系融洽，逐步汉化。这个过程从早期的匈奴人、鲜卑人、羌人到后来的契丹、蒙古、女真、满族，毫无例外。
中国古代有正统、正朔观念，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中国”整体的认同？
葛剑雄：当时很明确，社会的主流，是把统一与王朝联系起来的。比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其实统一早就不存在了，军阀州牧割据。但是大家认为汉朝还是存在，反对的对象是曹操，没有人敢反对汉朝的权威。打的旗号都是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曹操。谁要改正朔，另立王朝，那就是谋反了。等到曹丕篡位，人们就认为汉朝亡了。刘备马上称帝，孙权后来也称帝了。称帝之后，大家都认识到苟安一隅是长久不了的。诸葛亮的北伐一方面是以攻为守，另一方面也是以这个手段保持政治上的正统。
五代十国为什么有的称代，有的称国，因为南方的割据政权，自己也明白代表不了整个中国，只是保境安民、割据自肥而已，所以只是称王，甚至王都不敢称，还是用原来的职位。不敢建立自己的正朔，奉中原的正朔。在当时，统一、天下、国家这些概念，他们还是清楚的。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比如元和清，被统一的人们是否都认为只是改朝换代，他们对国家认同采取什么态度？
葛剑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故国是亡了，但是天下不会亡的。明朝结束之后，顾炎武等一些人在讨论天下亡还是社稷亡。有些人认为社稷亡还是小事，如果连文化、法统、传统都亡了，这就说明天下不再是一个天下。明朝亡是不得不承认，但是一般老百姓不认为是天下亡。知识分子则认为天下亡了，因为清朝是异族。如果华夏政权取代华夏政权，他们只会认为这是亡国，而不是亡天下。
北宋后期与金联合灭辽，当时北宋统治者有个误解，认为王师北伐，北方的老百姓肯定会搭“香花楼子”（鲜花建的牌楼）迎接他们。可是到了那里以后，老百姓非但不欢迎，甚至很反感。官员不理解，老百姓说：“即使一匹马对主人都有感情，更何况是人呢？契丹人统治我们两百年了，没有亏待我们，赋税没有加重，科举照样有，凭什么让我们反对他们？”这就是一般民众的观念，认为辽朝也是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却认为，异族的统治与汉族之间的王朝更迭、皇室内斗是两回事。但是这种思想不会一直延续下去，等到清朝的统治稳定了，特别是重视传统文化了，就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倒是在朝鲜的眼光里，认为中国亡于蛮夷。朝鲜的国王大臣对明朝感恩戴德，因为万历皇帝对他们有再造之恩，还曾经策划要帮明朝复国。他们认为异族入主，汉文化亡了。他们认为自己是礼仪之邦，满洲人比他们野蛮。但在中国，毕竟观念斗不过实力，等永历帝被杀掉，清朝统治稳固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承认了。比如侯方域就去参加科举，不应科举就无路可走了。
明朝亡了之后，知识分子讨论过哪些人应该死。一般认为没做过官的人可以不死，做过官的人应该尽节。正面对抗的人几乎没有了。顾炎武、王夫之最后也只是隐居起来，不再继续组织反抗了。比如顾炎武并不拒绝外甥徐乾学给他的资助，而徐乾学是清朝的礼部尚书。他在外游历，官方的资助也接受。清朝统治者也知道，要收束知识分子，必须在文化上把自己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要认同。从多尔衮开始，就有意识地证明明朝不是亡于大清，是亡于流寇，大清是为明报仇的。清朝进一步通过修《明史》等文化活动，证明明朝天命已尽。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在修《明史》的时候，把史可法等人列为忠臣，把洪承畴等人列为贰臣。同时各地通过修方志，表彰忠烈，所有抵抗大清而死的，官员都是忠臣，老百姓都是义民，妇女都是节妇。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大家心悦诚服，原来的“反革命”家庭变成“革命”家庭。文脉、乡绅、观念得到延续。同时自称满族也是炎黄子孙，只是迁到北方。康熙、乾隆也都祭拜朱元璋，十三陵继续得到保护，这样证明自己已经继承了中国的正统。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天下稍定，就要为前朝修史，这主要是为了解释天命，这是最大的政治，其他杀戮残暴的小节都可以不计。所以到辛亥革命后，很多遗老说：“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都忘了明朝末年的抵抗和清朝的杀戮。从武装镇压到征服人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清朝最初满汉分得很清，后来行政管理还是不得不借助汉人。康熙时重用高士奇，就是看中他的能力，连明珠都要看他的脸色。汉化之后，汉人的势力当然就强了。在地方上，将军都是满人，但是行政、文化上还是汉人官员多。太平天国之后，满人在地方上风光不再，湘军、淮军体系的将领很多成为地方大员。再比如说，女真人的开国皇帝名完颜阿骨打，到修历史时已经改为完颜旻，连名字都改了。后来金朝的皇帝发现一个人都不愿用女真的名字，下令禁止也没用。这些同化是不可避免的。
到了清朝，西藏、新疆、西南也被统一进来了，他们是如何认同“中国”的？
葛剑雄：我们以前解释历史是双重标准，好像中国历史上一切扩张、侵略都叫统一。统一的概念是后面对前面的。比如秦朝的建立，秦国征服六国，还可以说是统一。秦朝扩张到岭南，怎么能叫统一呢？秦朝把周朝的疆域都收起来，这叫统一。对南方百越人来讲，秦朝就是侵略，所以才出现几十万大军过去。《淮南子》里的描述，就像西方殖民主义到非洲一样。当地人埋伏在树林里，半夜里发动袭击，把统帅杀掉，秦朝不得不增兵。秦朝长期在岭南驻军，这就是殖民。我们以前很可笑，说秦朝先进的生产力取代南方落后的生产力，使南方获得进步；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西方殖民非洲也完全正当了，因为西方的生产力肯定比非洲强。战国和秦朝时，中原没有认为岭南属于中国。当然，秦汉之后，如果岭南要独立，那就是分裂了。扩张的概念绝不仅仅是文化，不能一概都认为是正义的。汉武帝攻打西域，一定要大宛的宝马，为了让自己的小舅子李广利立功，这都不能说是正义的。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没有秦始皇、汉武帝这些人，今天这些地方就不是我们的了，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征服是正义和进步的。
苗人原来生活的范围很广，被中原汉人从平原逼丘陵，再到深山。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被同化，对苗人来说，这是很痛苦的过程，语言、风俗都被汉化了。由于汉人文化的优势，苗人的上层纷纷改变身份，在血缘上论证自己与汉人的关系。当然华夏群体历来在文化上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不注重血统，再加上没有宗教的冲突，没有异教徒的概念，所以只要接受了汉文化，绝不会在意血统上有什么差异。所以在同化过程中就相对容易，这是比较好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在大多数地方，汉化是比较容易的。
同化也有生存的因素，因为汉人有限，很多人觉得有这些地方就够了，没有必要向外扩张。在《盐铁论》里，儒生与桑弘羊这些人争论，就认为中原很多地方都荒废了，却移民到边疆苦寒的地方，有什么价值？西汉几千万人开发中原已经够了，不需要到边疆去。除了少数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之外，大部分人都认为扩张不是正义的。当时对汉武帝也充满了批评，他最后也不得不下轮台罪己诏。从汉到唐宋，对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维持着羁縻、土司制度，原因就在于汉人没有生存压力。如果有了生存压力的驱使，扩张就被认为是正常的。中原王朝往南扩张，就被认为很正常。因为南边有耕地，可以种田，逐步从江淮之间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直到海南岛。到了清朝，搞改土归流很迅速，就是人口压力造成的。清朝人口从初期的一亿左右到乾隆时期的三亿到太平天国前夕的四点三亿，这么多人口主要在南方增长。这样，南方的苗族、彝族、土家族就感到压力，改土归流以后，设立府州县，大批官员、读书人移民过去。新开发的地方科举名额比较富余，汉人就移民过去冒籍参加科举。清初的时候，泉州漳州的读书人考不上举人，就迁到台湾参加科考。这个过程就是在行政权力的推动下，包括文化的同化速度就加快了。
（黄晓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11/26/704208_s.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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