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耀杰
1912年1月2日，上海《天铎报》刊登落款时间为1911年12月30日的《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该项意见书于1981年录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１卷。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已经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于《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的重新解读，以及对于直接妨碍三民主义革命事业的章太炎、宋教仁等人的严厉谴责。意见书中“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懵之。是儒生闒茸之言，无一粲之值”一段话，所要谴责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已经脱离同盟会的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以及附和章太炎“革命事起，革命党消”的政制口号的宋教仁、刘揆一等人。
辛亥年十月十二日即公元1911年12月2日，章太炎在回复“武昌谭人凤诸人”的电报中写道：“武昌都督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
章太炎的电报公开后，立即得到来自革命党内部以及与革命党结盟的立宪派的普遍响应。12月10日，既是黄兴、宋教仁的湖南同乡又是同盟会本部代理庶务的刘揆一，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公开建议“凡从前所设立如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以及一切党会诸名义，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冀日月之重光，幸江山之复旧。”
12月12日，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同盟会元老马君武，也在《民立报》发表文章，宣称惟有解散同盟会，方能拯救“党派分歧之中国。”
在此之前的11月15日，被大清朝廷特赦出狱的孙中山亲信、同盟会主要领导人汪精卫已经改换党名，以“民主立宪党汪兆铭等”的名义与“君主立宪党杨度等”共同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以恐怖暗杀著称的沪军都督陈其美，在掌握地方政权之后也一度把同盟会改称为“共和本党”。一直以暴力革命作为政制生命线的孙中山，回国之后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便有了这份意见书的出台。同为革命党人的章太炎、宋教仁、刘揆一、黄兴、汪精卫等人，正在尝试之中的终止暴力革命的退出转型机制，被孙中山一派人严厉否决。尽管如此，章太炎“革命事起，革命党消”的政制口号，在中华民国政制舞台上依然发挥着极其强大的号召力。
1912年1月6日，由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兼两淮盐政总理出任中华民国实业总长的张謇，在写给黄兴的信函中以“危苦之言，出于爱国”的道德借口劝告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此为民国前途计，绝无他意也。”
同年2月，黎元洪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各机关，所张扬的同样是被孙中山谴责贬斥为“无一粲之值”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政制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全国俊杰而共救时艰。”
7月29日，与黄兴、宋教仁关系密切的宪政学者章士钊，在作为同盟会第一大报的上海《民立报》上发表《毁党造党说》，建议“将现时各党之构造悉取而毁坏之，一若民国尚无此物发生者也。而因各集其魁首，相与商榷政见，决为可否，从其可否处树党帜焉，使以后所有党争尽本之于党纲，而倾轧之私，期于绝迹。”这是中国政党史上，关于传统革命会党向现代议会政党和平转型的最早阐述，直接为主要从事暗杀暴动的传统型秘密革命会党同盟会，改组成为从事“权为民所赋”的非暴力的公平竞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提供了理论支持。
8月11日，在同盟会北京本部的总务部主任干事、前农林部总长宋教仁的极力推动下，来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代表，在北京安庆会馆召开国民党筹备大会，会议决定设立筹备事务所具体负责相关各党的合并办法，同时推举同盟会的宋教仁、统一共和党的张耀曾、国民公党的张南生，负责起草《国民党宣言》。其中写道：“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和立宪政治为志者也，故标其义曰：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湖广会馆举行，公推张继为临时主席。孙中山中途到会发表演说，重点阐述了自己一直提倡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与会人士当场推举九名理事：孙中山、黄兴、王人文、王芝祥、宋教仁、张凤翙、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
9月3日，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贡桑诺尔布七名理事共同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请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一直负责主持国民党北京本部党务活动的宋教仁，是在“权为民所赋”的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阳光参政、公平竞选的这个现代议会政党事实上的缔造者。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遇暗杀。理事长孙中山等人以此为借口挑起发动“二次革命”。因“二次革命”失败而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再一次进行“毁党造党”，于同年7月8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所谓的中华革命党，与早年的兴中会、华兴会、同盟会、光复会一样，是主要从事暗杀暴动之类革命性破坏活动的秘密会党组织。要求每个党员宣誓效忠的党魁崇拜加党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比起宋教仁此前缔造的“权为民所赋”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显然是一种历史倒退。
1919年10月，在中华革命党彻底失败的情况下，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又一次“毁党造党”。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一方面保留了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军政阶段，另一方面把同盟会所主张的由军政府向宪政民主过渡的约法阶段，改写成为由孙中山一人训党、由国民党一党训政的训政时期。像这种比同盟会更加崇尚革命暴力和革命专制的中国国民党，与宋教仁此前负责缔造的“权为民所赋”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政党组织。
1923年11月25日，正在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首席代表鲍罗廷协助指导下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再一次严谴痛批章太炎等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政制口号：
“回忆武昌起义时，我从海外遄返上海，当时长江南北莫不赞成革命，即如上海一隅，虽至腐败之老官僚，亦出而为革命奔走。惟当我初抵上海时，凡吾党同志，以至绅商学各界，甚而至于一班老官僚，都一齐来欢迎。其中有一官僚极郑重的对人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我当时亦听闻此话，甚为诧异。不久，则见所谓革命党人所办的报馆、所赖以指导国内舆论者，亦持此论调，真是怪事。……其后，张謇、汤寿潜辈亦附和此说；久之，一般革命党人亦随着彼辈如此说。后来民国成立，即有政党蜂起。其时有共和党、统一党，种种色色，不胜缕述，大都皆以取得政权为目的；但完全未有革命党。于是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以为别人既有了党，吾等尚未有党，乃相率而组织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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