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中期，笔者曾经多次见过李光灿先生。先生莅讲山城，学院领导陪同，阵势泱泱。大家读过他的文字，纸面上的名字与现场的真人叠合，一时间让许多刚入学的“新鲜血液”兴奋而又好奇。记得老人家小个子，微驼背，不多的头发向后梳理得齐齐整整。一口方言，讲什么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那一次，同去的还有李步云教授，好像布告介绍中说“青年讲师”云云。老干部，平时爱读书，晚年治学，舞文弄墨，有成果，李先生是佼佼者。这是第一次见李先生。
稍后，我背着草席和脸盆，托运了几百本书，来到学院路的法大读书。越年，随伺宁汉林先生前往津门，参加南开大学法学所成立大会。李先生主持该所，请了许多老朋友，法学界的有陶希晋先生、张国华先生、于浩成先生，等等。记得住在天津宾馆，老人们见面说话，寒暄两句，不期然间话题就转到了“文革”，顿时嗓门高八度，人人痛心疾首，个个叹息摇头。李先生术后不久，背更驼，语声黯哑，不止一次说要“抓紧时间做事”。会议期间，讨论出版选题，蒙李、宁两先生竭力推荐，让我担任一本书的写作，后生于吃惊不小之际，感喟如翻江倒海。自忖今日对于青年著述刊行有所用心，能帮就帮，情感上源于早年老辈的感召。
毕业留校任教，几次陪宁先生往访李府。他们共同主编《中国刑法通史》八卷本，后来刊行的似乎只有两、三册。两位老人家行动不便，往还稿件，圈圈点点，跑腿的事我自担承不让。骑上自行车，从蓟门到前门，仿佛一瞬间。宁师母赐号，允称“两门都督”。那时，我二十出头，身矫健，心无旁骛，忧愁而快乐。宁先生高度近视，写作时脸挨桌面，几乎贴在纸上。字大如斗，一页纸写不了几个字，极难辨认。就这样，写了上百万字。全靠师母慧眼劳力，灯下誊抄，才有了宁先生“文革”后紧赶慢赶出来的几本书。
晚辈们都知道李先生晚年著述不辍，以法学家名世，却只朦胧听说老人家曾经“行走”，还做过大学校长和书记，因而，有人脉，多少也有些资源。毕竟，是老干部。不像宁先生，一介书生，知识老化，倔犟而懵懂，对世事隔膜得厉害。
今天读高文宣先生的文章，对于李先生又多了一些了解。据作者叙述，1967年冬，其父“好心收留过一个来京上访的老战友”，即时任辽宁大学副校长的李光灿先生。李先生延安时代曾在政法委工作，知道康生历史上叛变的事情。
那几天晚上，父亲不在家，母亲出面陪他说话。母亲因为党校的事对康生印象很坏，便和李光灿议论了肃反时康生如何在北京医院装病，躲避审查，而医生们认为他根本没病，还说了江青在北京医院养病时如何整治护士，如让护士一天给她织一件毛衣，还强迫护士跪着给她洗脚等。母亲担心这帮人上了台，国家可就要遭殃了。[1]
作者如此陈述后接着写道：“后来，李光灿被辽大造反派揪斗，在逼供下，交待了母亲议论康生、江青的内容。”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女士，林则徐的五世孙，以“现行反革命”入罪，旋遭逮捕，身陷囹圄，七载春秋中死里逃生。——革命至此，终于开始赤裸裸、大规模地无情吞噬自己的儿女了。此为规律，东西皆然，中国不出此厄。有人说，此处没有受害人，都是加害者；或者，只有受害人，不见加害者。有兮？无兮？难为了我们。
是呀，他们虽然身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之中——据说，似乎是卡尔•施密特的意思，运动，正是运动，让群众成为一种政治存在。——但是，反讽性地转用汉娜•阿伦特的话，不妨说，对于他们来说，历史是一本合上了的书，而政治恰恰是他们在追逐自己的政治信仰时遭到放逐的梦。[2] 伸论一点“生命政治”的皮毛，引入“主权”和“生命力”这两个概念，则其间情形多半是，政治存在于生命力的自我伸张之中，而非仰赖于主权；反过来看，主权并非以自我为指向，却以生命 / 生命力为目的 / 目标。如果说主权概念本身即意味着对于生命 / 生命力的否定和极小化，那么，政治则是对于它的认可和极大化。它在反抗政治的中性化的同时，无形中将政治审美化了。此时此刻，此“运动”非彼“运动”，或者，只有“运动”而无政治。毕竟，群众运动是一种政治上的未完成时态，以为运动可以将群众政治化，不仅是在想当然地将群众运动政治审美化了，而且，进而将“群众”或者“人民群众”中性化和非人化了。既然如此，除了是非，以及如果还能有是非的话，辨识加害者还是被害者，又有什么意义呢！朋友，这里倒是真的正如卡尔•施密特在《政治浪漫主义》中引述的拉丁格言所述，“若无所值，便不存在”（ubi nilil vales, ibi nihil veils）。因而，纵便运动三十年，死人千千万，却何曾有过政治，哪怕是灵光一现？！
上述当事人多已离世。他们以自己的欢欣和苦难，为二十世纪的祖国作证。二十世纪的冷暖，也似乎随同他们化作阵阵轻烟，飘散天际，却又仿佛依然萦绕城头，让这个世界不安而躁动，令城里的居民沮丧、无奈，却又似乎有些神往。有时候，抚卷辗转，清夜难眠，不免想到这一代人的憧憬和挣扎，他们的单纯与幻灭，总是于心潮翻滚之际，复感无语以对。若谓时势无常、世事乖张，未免太过审美。倘说人性如同曲木，永远无法成材，等于将本应冷峻审视的现实政制化约成对于人性的温婉哀叹，还是太过轻飘，也太过巧伪。假如一味谴责某种政体，将罪恶见责于某个具体人头，不仅无法完成历史自身的检讨，而且，更不可能进境于全体之自我启明。此时此刻，真想回到二十出头的青春时光，让忧愁而快乐，包裹起沉重的肉身，逼迫魂灵出窍。
可那时真的就是好时光吗？或者，真有好时光吗？君不见，月破黄昏冷，惆怅为春伤，谁料重门锁处，折尽九回肠呀！
也罢，也罢。斗转星移，且晒太阳。
2012年2月10日于清华无斋
注释：
[1] 此处以及下面的引文，参详高文宣：“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载《领导者》总第43期，页170－176，引文见页172。 [2] 在“我们难民”这篇叙论中，阿伦特喟言，对于犹太难民来说，“历史不再是一本合着的书，政治也不再是异教徒们的特权。他们知道犹太人在欧洲成为难民之后，不久就该轮到大多数欧洲民族了。被从一国赶到另一国的难民成了各民族的先锋。”当代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就此指出，难民显然是边缘人物，把传统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地域”这一旧的三位一体分裂开来了，因而反倒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史上的核心人物。思想若想胜任自己的职责，一种未来的全新的任务，就必须坚决、毫无保留地放弃我们迄今用来再现政治主题的那些基本概念（如“人民”），“并从难民这个唯一的人物开始重新建设我们的政治哲学。”参详【意】吉奥乔•阿甘本：“在人权之外”，陈永国译，载见汪民安主编《生产》第7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页41－45。20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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