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 | [转载]呵，还在纪念

                   
从《讲话》被重提看国情

                              
宋君健

   
本月23日晚，偶在CCtv新闻频道看到了一场文艺晚会，身着红装的女子在台上卖弄歌唱。也不知是来自国内还是从居住在外国的被请来客串。时下在主流媒体上深情卖唱的红歌演员入籍他国的太多，我素自讨厌此类心口不一的人妖，对他们所唱得红歌历来反感警惕。50年前被唱得全国山河一片红，毛先生乘此登上神位作法念咒，恶云翻滚，国家蒙受浩劫，经济几近崩溃；中国文化被腰斩、扭曲，一代人被毁，社会发展被耽搁数十年。近年有西南黑老大明里唱红歌暗里杀人越货；还有西北有红二代合唱团公开亮相，高贵血统的唱歌人宣称世袭父辈权位天经地义，唱响抢班夺权主旋律。与西南相互唱和，大有复辟文革，否定改革开放之势。此次晚会调门挺熟，疑似前剧中的一场。

   
几分钟后才知原来此次晚会是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 1942年5月2日，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作总结性发言，即为有名的《讲话》。可此文于次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提前作70大寿，看来策划者甚是心切。

     70年后的今天，中国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岔道口、走在西口（杀虎岭）的中国与先帝错误必须切割才可真正振兴。这班人却恋恋不忘毛的旧家当，骨子里认作传家宝。长时间来，把游览毛呆过的地方称为红色旅游，先帝的文臣武将的后代自称为红二代。一批封建残余和文革余孽借尸还魂的思潮与行动无疑是深入改革的明礁。当然这都归咎于30多年前的那个“农夫”式的《决议》，认定对毛3：7开嘛，余孽们想复辟文革但只能做陈仓暗渡，歌颂延安自是栈道可以明修。

   
抗战中毛得以安居敌后开展的“整风”实际上是共产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原点。《讲话》乃整风的一个环节，新故的高华教授坦陈“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以毛氏为首的中共“党文化”的正式形成。”此论极有见地。

   
那个会是文艺座谈吗？非也，与会的其他人的发言均未流传，唯独毛的讲话作为其思想的组成部分，成为几十年来被奉作圣旨，当作组合宣传队伍的招工细则。如果说毛凭借枪杆子、笔杆子两手打了天下，坐天下后因为不能再在国内对国民动用集团军屠城，数十年来多半靠毛式语言口号来役使臣民。所以这只极左的笔杆子使用得更多，对党国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更深且广。

    
毛不是文人，也不懂文艺，他的讲话也不是为的文化学术问题。

    
毛在建政前不曾系统读书。其胸中几滴墨水不过是在湘乡县东山晚小和湖南一师所读的三国水浒瓦岗寨等可用于乘乱发难造反夺天下的术略与权谋。根本谈不上是几十年来被肉食者们塑造的那种神化文人。他传世的文字有选集4卷和诗词37首，何以不算文人？君不知，被称为毛的雄文四卷收入的169篇文字中，出自毛本人手笔的仅12篇，仅占7.1%；所谓他修改过的事务性文字也仅13篇，二者的总和不到14.2%。就连当年要求人人背诵的“老三篇“也是让其秘书，左派不倒翁胡乔木当枪手。可以说毛泽东是古今中国第一冒牌写手。自然也是冒领巨额稿费的的大户。其所作近体诗词，大都留有套改旧诗的斧凿痕迹，典型者如《渔家傲》《娄山关》《忆秦娥》等，古今版本对照即不证自明；这些诗作大都出自其入主中南海后，无所事事，乘坐专列浪游天下时，在61处行宫里为附庸风雅所做的追记补订，形成在时过境迁后的二三十年，并非即兴写实抒情言志之作。据胡乔木濒死前透露，那首传说因饱含帝王霸气曾引起坊间注目的《沁园春。雪》就胡本人所写。毛不过拿过来改一字而已。

   
毛的书法更不堪入目，笔走龙蛇，东倒西歪，全不遵中国书法的章法规则，潦草涂鸦有时竟至毛自己都不能识得。生长于清末民初之际，以毛笔书写的旧式文人，虽不再如前清科举时代得善写朝廷钦定的“馆阁体“，但通行字体多为蝇头小楷或行草。千万与毛同代文人墨迹均可比照鉴别。不说字如其人，表现了其心术不正，按我国书法写字的道统，至少其书法不伦不类可盖棺定论。

    
作为对东西方文学艺术均不在行的毛泽东，为何在抗战救亡时刻大谈文艺？

   
项庄舞剑，毛标新立异有着自己一箭三雕的功利性目标：一可借反对苏联腔的“党八股”来收拾王明博古等留苏派领导，排斥张国焘、张闻天等知识基础稍好，资历和地位高于自己的党内头人。二能弹压遏止王实味等大批涌入延安的热血青年，迫使其进入毛的秦始皇+斯大林的思维模式而放弃原有的理智和追求。三能显示比比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乃至陈毅、罗瑞卿等黄埔及其分校出身的高级军官们“年资高一辈、文武全能”；在彭德怀、贺龙等墨水不多于初中的众多下级中树立“大秀才“的假象，从心理上压赛、征服枪杆子；同时培植了胡乔木、周扬两个”奴隶总管“、聚合了艾思奇、陈伯达、林默涵、刘白羽、何其芳、陈荒煤、周而复、袁水柏等一批极为左倾的小知识分子为其文化山头，来改造压制延安原有的文艺团体。1942年后，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机构的框架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再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入各类行政组织内；甚至用于与周恩来旗下的《新华日报》里的老舍、巴金、徐悲鸿等白区理性文人抗衡并给以压制。7年后进京，毛还是用这批人执掌全国宣传文化要地，以这个班底推行斯大林主义，控制社会舆论，钳制人们的思想，导致左祸横行，最终丧心病狂发动文化革命。不过除胡立于君侧不倒，做到政治局常委之外，毛栽培的门客大都在此中死于非命或伤痕累累。

   
《讲话》是毛泽东制造的中国“党文化”的源头。

   
毛对列宁斯大林教条与做派的知晓主要靠耳听周扬等几个对世界大势包括苏俄都半生不熟的人零星地寻章摘句介绍。因此毛较俄式的“党文化”更加政治化，具有更浓厚的反智反文明色彩。主要有下列六个专制性的特点：

  
一、制造了中国文化的分裂。文学艺术本来是民族和社会共有的遗产和事业，虽然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但民族文化的价值共性仍是第一位的。毛却把文艺当作阶级斗争和夺权的宣传工具。在受众上规定文艺只能服务于“工农兵”这部分人，排斥了其他阶层社会成员。他认为“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要求文艺者自觉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文艺的功能和要素上被阉割了社会大众和真善美的审美体系，被舍弃的是中外优秀的文化遗产。应声者为鼓动社会仇恨、人际间的残杀，相继生出了《白毛女》、《半夜鸡叫》、《收租院》等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血腥文字。暴力仇杀等人类文明所不齿的赘物在我国得以大行其道。

   
二、讲话凸显了毛的反智意识，仇视知识文化。他说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是此后几十年仇视、迫害、蔑视知识分子、漠视中国和人类文明的倒行逆施的先声。讲话使文艺丧失原有的功能而成为政治集群间阶段性对抗的宣传品。

   
三、毛在讲话中攻击、否定了人类的基本价值人道主义。他偏狭地认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独有并应该与之搏斗。因此绝不允许作品描写工农兵在勇于暴力斗争、不惜牺牲生命之外的任何非阶级意识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了此后中国文艺作品“英雄“脸谱化、逻辑化、模式化而千人一面。杜撰的英雄大都是绝无人世亲情伦理，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狂、运动狂。堪称文化革命的奏鸣曲。

   
四、毛出自私心而流质多变，讲话相互矛盾，一切为我所用。鲁迅对晚清民初的社会的黑暗、文化愚昧和国民性的陈腐的揭露，他赞同对权势者投枪因而过度褒奖；但又害怕身边的人接过来对准自己。加上周扬的芥蒂，所以毛说鲁迅“也有党八股”，“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至今所有文字均以长官意志为标准，甚至出现上层“政令不出中南海”，下层隐瞒真相、报喜不报忧，数十年来形成只有权势者一个声音，扼杀不同意见、虚作假的文化传统。

   
五、毛孤陋寡闻，讲话扭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艺逐渐与世界融合的良好趋势，将“民族形式”与欧化形式对立。认为后者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中断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从而使中国文艺与世界各国（除苏联外）发展趋势脱轨，倒退回明清专制时代的封闭和自大。

   
六，确定了遵命文艺和宣传文化一花独放的专制构架。从此中国文坛一木独秀，万马齐喑。党内外何止千万人因独尊讲话而成为冤魂和受毒者。

   
上述六端如允许平等讨论，公正比较，《讲话》的落后性、局限性和荒谬显而易见；其对传承中华文化的阻塞、对发展的窒息作用也早被无数事实证明。然而，70年后，本当“沉舟侧畔千帆过”，反思历史，抛弃包袱，加快政体改革，坚持对外开放之际，主办者冷不伶仃对此携带有害基因的枷锁来个纪念，不仅是添乱和献丑。无论出于无知的恋旧，还是借尸还魂，无疑都在对抗社会的改革意识。显露出中国改革的无奈何艰难。世袭罔替和复辟文革的逆流如此明火执仗，赤膊上阵，中国的顶层设计委实堪忧。

   
与粉墨登场的蹦跳者相随的，还有100名脑残的写手，一群靠皇粮养活的“主流作家”，为了得到某出版社的1000元贿赂，竟然曲膝手抄《讲话》。4年前，其中许多人接到“陵八声明”的签名稿，但他们唯恐避之而不及，有些干脆言其他，少有从者。两相比较，可笑这一群体整体上缺少理性和风骨，人品连赖皮狗都不如。也许他们以能被当作主流而沾沾自喜，以产出过一些文字垃圾而自命不凡。这是因为中国从未清理过思想文化板块的左毒，言论文字的出版大门只对拾独裁牙秽者打开已有三代人之久。狗洞里钻不出壮士。“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类从中爬出的三四流奴才写手靠丁点雕虫小技就盗得虚名而配享庙堂。也正是〈讲话〉的“孽缘正果”。此次把几代木乃伊和蚂蚱们串起来示众也好，便于读者在心灵里清除幻影，几代奴才作家们原形毕露、自缚于历史文化的审判台和良知道的德耻辱柱上，顿时斯文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