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公知”为什么不靠谱？

作者：孙骁骥 | 评论(3) | 标签:所见所闻

有人问我：你也是“公知”吧。我回：你才公知，你们全家公知。这位仁兄，难道你不晓得“公知”已经变成一骂人的词汇了吗？感谢伟大的现代汉语，又为我们糟蹋了一个外来词。

“公知”的全称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生活中冠以“公共”二字的东西很多，像是公共汽车、公共厕所等等。大家都可以坐的车是谓公共汽车，大家都能上的厕所是谓公共厕所，这是和外人不能使用的私家车、私家厕相对而言。那么，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面向“大家”的知识分子。大家都关心的事儿，他也来掺和两句，刚好这人算是个知识分子，于是大家称其为“公知”。

敝国，自称“公知”的人不少。我偶尔在网上看看他们的发言，给我的感觉丫就是一帮起哄的。起哄帮腔其实并不丢人，但除此之外你的观点好歹得有点成色、发言里面得见得着干货，这才算没有辱没“知识分子”几个字。因为，“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可以不事生产而专门从事某方面学科的研究，依靠个人赞助或学术机构的经济支持，且有一定成就。在专业学术研究之余，如果他积极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这时，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然而现在的所谓“公知”，尤其是靠互联网甚至微博起来的“公知”们，有几个具有任何专业背景？发表过什么靠谱的专著或论文没有？没有，一样都没有，他们只有“公”，缺少了“知”。

“公知”的“去知识化”是全民娱乐时代的一个侧影。记得雷吉斯•德布雷在《教师，作家，名流：现代法国知识分子》中，提出过一个基本观念：在传媒统摄一切的时代，市场化价值将逐渐取而代传统知识的价值。因此，为了最大化各自的“市场价值”，“公知”们开始你争我夺传媒地盘。他们时而合谋，时而对掐，用尽手段进行“讨好”公众的表演。其程度毫不亚于《康熙》、《我猜》之类的娱乐节目。我很喜欢看娱乐节目，但悲哀的是，“公知”们自我感觉不错的表演看起来总是很拙劣，甚至连娱乐价值都不具有，看了让人想吐。

与德布雷不谋而合，经济学家施蒂格勒也认为，当代的知识分子其实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媒体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形象，这使得他们告别了传统的出版行业而转向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常客。他们奉行的原则，其实就是市场竞争法则。德布雷则进一步说，知识分子们的“功利”色彩如此之重，以至于他们今天已成了公众的“思想公司”，成了耗尽他们文化想象力、限制他们争论和扼制他们想象“另类现实”能力的因素。德布雷由此得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这不过是说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存在于公众之中而已。

确实，他们能留下的，也剩就这点模糊的“形象和声音”了。80年代的“公知”遗留下一股文艺小清新风；90年代他们又成了下海的第一批旱鸭子；现在的“公知”则改走娱乐路线，三不五时在网上说一些“特别正确”或者“特别不正确”的话，把自己当猴耍给人看，博得粉丝几句赞誉。从这个角度看，当代“公知”的成名之路倒是和敝国的那位护球前锋亨利很类似。所谓善有善报，都是毅种循环。但“公知”们说过的那些话，或许保质期并不能超过一个月，既无思想，也无知识。

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历来被人视作对知识分子的最深刻解读。90年代还算靠谱的《读书》杂志曾发表过陈来对赛义德的评论《在低调与高调之间》。我翻旧书时，看到那篇文章援引赛义德的话说：“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同时，知识分子也是精神上的流亡者：“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

此类说法在大陆知识分子走“小清新风”的年代常被他们引以为自况，但现在看来，“流亡”、“边缘”之类的名词实在显得太矫情。英国学者史蒂芬•柯林斯曾经批评赛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过于偏狭，且带有一种为民请命的“有害优越感”。在中国的“公知”身上，这种“优越感”经过这么多年的灵魂附体加上来回折腾，在今天恐怕已经低俗化为一种狭隘的虚荣心以及更直接的经济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公知”的数量开始泛滥，水平也愈加走低。这个道理和货币增发一样。想想十年前中国有几个知识分子，现在又冒出来几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流通量这期间增加了多少倍，能不大幅贬值吗？而更为廉价的“公知”，只怕已贬值到和冥币相同的水准了，用来骂人，非常合适。

“公知”为什么不靠谱？主要是因为没文化加上耍流氓。我比较欣赏的学者们，或者说“知识分子”，大多是些老老实实的读书人，他们不见得整天听风就是雨，动不动就要出去“代表社会的良心”，但他们无论做人做事都很踏实，成就了很了不起的学问。为了避嫌，就不具体说名字了。我想说，有的时候，知识和学问不必太公众，关起门来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