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吕鹏：从东亚样本看“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多元路径

吕鹏：从东亚样本看“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多元路径

进入专题： 后共产主义 后-后共产主义 社会理论    ● 吕鹏  
    【内容提要】一些学者认为“后共产主义”一词现今已经过时，理由是转型的成果在那些之前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已经定型。然而中国持续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层面的转型却否定了“后共产主义终结”这一理论，因而即使是在抛弃苏联式社会主义体系的二十年之后，“后共产主义”仍不是一个多余的概念。相反，在东亚和东、中欧的比较研究中，重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并将它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解释变量，能显著地增进我们对转型国家多样化轨迹和形式的理解。
    
    一、后-后共产主义：欧洲学者的偏见？
    
    1991 年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两年之前开始的“后共产主义时代”席卷了整个东欧。二十年后，就在一些人“庆祝”或“哀悼”苏联的终结之际，一些学者却已经开始指出，后共产主义本身也在走向终结。一位政治学教授2004 年 9 月 24 日在中欧大学的一个午间讨论会上曾声称：“正如无论是德国还是意大利在 1960 年（也就是二战结束 15 年之后）都没有被称作‘后法西斯’一样，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共和国也已经在共产主义衰退 15 年之后摆脱了‘后共产主义政权’这一头衔”。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并不仅仅只有他持有这样的观点，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只不过没有公开发表罢了。
    不过，在进一步讨论“后共产主义是否完结”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后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后社会主义”，到底指的是什么？从字面上来讲，它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应该通过它的历史终结以及在它之前的历史而非它本身来加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术语，理由是它标示着一些人所认为的那个“共产主义体系”的“死亡”，并转向“一个更开放、‘放任’的政治形态”。由此，除非这些国家又变成了共产主义政权，否则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无限期地使用这个术语。换个角度来说，毕竟这个词有着暂时的“秩序的消解”这一层含意。因而，当短暂的时期最终完结时，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术语来取代“后共产主义”，听上去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一些社会科学家和地理学家而言，当给中、东欧国家重新命名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后共产主义”政权开始变成“正常国家”。鉴于此，我们有了定义“后共产主义终结”的第一个版本，也就是“转型的终结”：转型的起点是“共产主义”，终点是西方范式的“市场和民主”。如果我们进一步往深里挖掘，不难发现支撑这个观念的是一个“作为一种趋同的全球化主题”的进化模式，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过程会产生一个单一的同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于这种论调的拥护者而言，共产主义（在东、中欧或欧亚国）仅仅只是一个插曲。一旦达到常态并稳定下来，长期的转型也就结束了，这些国家所面对的新问题也就不再是有关“转型的”了。
    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东欧—欧盟八国）而言，这八个后社会主义新成员国家在 2004 年完成了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东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考虑在内。在学界颇具影响的一种说法认为，成功的转型有三个表征：（1）（稳定的）自由民主；（2）（制度化的）市场经济；以及在某些情况下（3）一个明确民主的政治社会和国家认同。“正常国家”论者指出，欧盟组织在 2004 年的扩大是东欧八国在它们各自的发展历程中迈入新阶段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个新阶段可以被解读为“后共产主义的终结”。
    然而，大批学者对此并不表示认同。他们呼吁，“后共产主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转型”（transition），即直线发展的、目的论模式下的社会转变；相反，我们应该看到，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多方位的、异构的、不确定的，甚至是来回往复的。有些时候，他们更愿意使用“转变”（transformation）一词，因为与“转型”相比，它所包含的目的论意味更少。
    另一方面，不是所有“反对目的论者”或是“多元论者”都坚持使用“后共产主义”一词。对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而言，“回归多元性”而不是“回归西方”，恰恰是一个抛弃“后共产主义”这一“无用”概念的正当理由。例如，早在 2000 年，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就宣称：“随着各个国家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政府的联合形式就有从兴盛的社会民主到苏丹化甚至是王朝政权这样的各种形式，继续将所有 27 种（甚至更多）的转型看成是自然现象，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指出，“这个附在转型上十年的标签（后共产主义）现在显得似乎越来越奇怪，波兰和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称谓应该完全不同”。于是“后—后共产主义”（post-post communism）或是“后—后转型”（post-post-transition）这样的词被学者们创造出来，用以描述除共产主义以外种种可能的路径情形。在这里，我们就有了“后共产主义”的另一个不同的定义：终点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而不是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体系。
    依据上述概念的澄清，“后共产主义的终结”一词实际上所指的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对于坚持“常态化”的转型论者而言，“终结”是指“回归欧洲/西方”（即自由的政权）过程的完成阶段。因此，他们会将这个用词限制在东欧八国，即便有时候会纳入那些“后橙色革命”国家（如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而我更愿意称这个概念为“‘后共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版本”。与此相反，对于指称一个更广义范围的共产主义或是后共产主义（至少包括俄罗斯和那些“东南欧国家”）的比较主义者而言，“后共产主义”随着东欧和前苏联之间愈来愈大的分歧已经终结。我用自己的术语将其概括为“‘后共产主义终结’的多元主义版本”，这个版本是对前面提到的“‘后共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版本”的一种否定。
    这两种“后共产主义终结”的阐述在有一点上是相通的：在抛弃共产主义 20 年之后，转型或者转变的成果，无论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稳固下来了。
    也就是说，对于欧洲和欧亚国来说，“后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或者从“新铁幕”的争论中借用一个更激进的表述——它们属于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是东欧八国。大多数关于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它的后果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稳固的民主国家在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是少数。第二个阵营中，俄罗斯是老大，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很少在比较分析中被涉及。中亚、蒙古和高加索地区则更少出现在比较主义者的视野里。
    中国和越南构成共产主义的第三个“阵营”。本文将重点放在中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既不符合“后共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也不符合多元主义的版本。很明显，中国并没有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因此无法满足自由主义者设定的“常态化”或“民主化”标准。在市场经济方面，正如我在下面的章节将展开叙述的那样，说经济转型已经定局还为时过早。换句话说，“后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终结”也许大体上可以说得通——虽然所谓“向欧洲的转型”是否已经完成，在很多学者看来仍然值得商榷。相反，“后共产主义”仍是用以描述中国正在进行的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一个有效术语。因此，如果任何有关“后共产主义的终结”的论点没有考虑东亚的话，它就是一种欧洲的偏见。不过，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声讨”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家。正如下一节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学者也存在偏见。在中国社会学界，对中东欧和欧亚国家的区域和专题研究的兴趣都在下降。
    
    二、“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的危机
    
    并非所有在“超越后共产主义”的争论中无视中国和越南的做法，都是源自欧洲中心主义。尽管有时将中国看作是一种“变种”，多数社会学家并不否认将中国定性为一个重要的“后共产主义”政权。对研究“后共产主义”的一些学者和学生而言，他们几乎不谈东亚“后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是因为很难找到中国国内的个人或研究机构做合作伙伴，此外，语言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对“转型的终结”这一争论里中国的缺失感到歉疚。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缺乏合作和语言困难仍然是最主要的障碍。此外，比较主义者更多地关注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或是先进国家，这主要可能是这些项目更容易融入主流的研究，也可能因为能获得更多的资金资助，或两者兼而有之。
    然而，合作关系、资金和语言并不是导致“后共产主义”的理论探讨在第二个十年明显不足的最主要的障碍。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学者认为，相比二十年前，东亚和东欧之间的比较已经不怎么让人兴奋了。例如，在欧洲，一些研究人员“搁置”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几乎没有在所谓“民主化革命”中发生剧变的国家。但这种“搁置”也让他们忽略了这两个国家在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基层公民运动。不过，我此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判断欧洲和美国比较主义者的是非，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对关于“后共产主义”的研究作自我反思。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正是由于某种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漠不关心，导致“比较后共产主义的研究”正在被边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上的倒退，因为“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作为“第二次大转型”，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沃土，可以去收集更多的资讯，从而去检验基于其他地区提出的其他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契机，让我们可以重建一门具有革命性的社会科学，重新思考我们已经从现存古典和当代理论中所掌握的知识。
    当然，作为补充，我想提出两个“限制性的说明”。
    首先，我不是在建议对“后共产主义”不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与此相反，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出现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对后社会主义世界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特别是，相比与其他文明的研究（如伊斯兰文明研究），社会学和其他邻近的社会科学中的“后共产主义”研究在整体上做得要更好一些。 但相比于十年前或二十年前蓬勃兴盛的景观，不能不说，当下的“后共产主义”研究的确存在着不少的缺憾。
    其次，仅仅是扩展研究的“地理边界”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和它的“遗产”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解释要素。事实上，将中国和越南纳入“后共产主义”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地理层面上的。人们可以去做一个包括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跨区域比较研究，但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和东亚与拉美之间的比较研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换言之，东亚和东、中欧之间的比较分析可能在未来会不断增多，但它们并不是我所主张的真正意义上的“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因为含有“后共产主义”语境意识的研究有着自身的独特要求。
    “后共产主义语境”的独特意识在于，要将这些国家与“古典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区分开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和重新思考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并将这段过往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解释这个地区的多元性。例如，在 1998 年，Iván Szelényi 和他的同事指出，“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同于经典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态。一些人也许会认为这没有什么新意，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了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多种形式。但与这些“古典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变种”有所不同的是，“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之所以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门类，是因为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市场秩序在一个之前废除了私有财产和甚至没有私有财产萌芽的社会中发展起来”；“此前关于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很少就这种独特的情况提出见解，因为他们总是假定，一个资产阶级总是先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存在的。”于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就与其他的“转型”区别了开来：东亚“四小龙”和拉美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也经历了民主转型或经济腾飞， 但这与“后共产主义”国家不同，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或多或少已经存在市场经济，而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几乎为零。
    正如 Bunce 注意到的那样，“区域研究的影响最终取决于（研究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塞勒尼（Szelényi）和他同事们的杰出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论证了如何通过“共产主义”的视角来促进一般性的比较研究。这正是继续在多元化的情境下使用“后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的本质含义：这一概念提醒我们注意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和其持久的遗产。我在本文的最后一节将重申中国（和越南）作为“后共产主义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是为了呼吁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综合比较研究之中。 有意思的是，现今“后共产主义”研究在社会学中地位的下滑，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它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兴盛时期所埋下的种子。因此，有必要重新回顾近二十年的“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但是相关的文献实在是太多了，试图做个全面的文献回顾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本篇论文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学视角的比较研究上。
    
    三、“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社会学争论
    
    一个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学分析就其产生和发展而言，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1989 年，倪志伟（Victor Nee）根据他以往的实证研究，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到市场”的论文。这篇文章和他随后的文章激起了海外华裔社会学家和致力于“共产主义研究”的国外学者的强烈反响和争议。在 1996 年，《美国社会学期刊》组织了一个关于市场转型的专题，标志着第一阶段争论的高潮和“停战”。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和学生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标志着“后共产主义”中国的研究趋向更加多元化的第二阶段。关于“后共产主义”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在 1996 年前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回顾，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想简要概括这些争论所产生的两种后果：第一，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二，我们错失了什么。
    尽管通读这些文献会产生许许多多的主题，但将它们划分为几个大类也并非一件难事。以下八组议题是当时讨论得最为热烈的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其重要性的主观认知）：（1）地位获得和职业流动，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精英；（2）教育分层；（3）代际流动；（4）工作和就业过程；（5）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及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的回报；（6）文化消费和政治行动；（7）组织和市场机制的转型；（8）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对中国研究有极大热情的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议题，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为整个学科的热点。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个别的议题被排除在了“主流”之外？
    上述议题尽管关注点各异，但大致可被划归为两类：（1）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更具体地讲是“在市场转型中的分层结果”；（2）经济社会学（组织和网络）。鉴于这两个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在美国社会学的相对强势地位，它们在深受其影响的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话语霸权”并不令人惊奇。然而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充分的，因为还有其他的领域，例如文化研究和历史比较社会学也是美国社会学课程的主流，但直到最近，试图从这些角度研究“后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变化的有影响的著作还不多。对于这一现象，一个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围绕“市场转型”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长期致力于这个领域的带头学者形塑的。由于这些学者大多主张“市场转型”的框架，因此围绕“市场转型”的争论成了中国社会学界“后共产主义研究”主导议题，甚至“市场转型”的标签比“后共产主义”还要被频繁地使用。总之，知识上的历史渊源起着很大的作用
    然而，另一个因素也在促使这些议题成为“主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与欧洲“后共产主义”地区的“同行”所做的研究之间的可比性。让我们以围绕着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而引发的争论为例。简单说，倪志伟在 1989 年和随后文章中的核心论点是：中国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了社会的分层结构，从本质上消解了“再分配者”也就是行政精英的相对权力。倪志伟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他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但是他成功地引发了一个与市场化有着普遍关联的问题：谁会是新兴的市场经济的赢家？而谁又会输掉？
    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中国问题专家（如 Andrew Walder， 边燕杰， JohnLogan， Jean Oil， 林南， William Parish， Donald Treiman 和周雪光），还是对中国略有研究的其他知名社会学家（包括 Iván Szelényi， Peter Blau， RandallCollins， Glen Elder， Barbara Entwisle， Neil Fligstein， Alex Inkeles， MichaelKennedy， Phyllis Moen， Nancy Tuma），他们都对倪志伟提出的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应。于是，反过来，在中国进行的“市场转型的争论”对中欧和东欧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也产生了交互影响。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种“双赢”的沟通最终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量地在欧美顶级刊物上发表。
    这种蓬勃发展的局面当时就存在一个主要的缺点。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地位/收入的获得、职业流动和社会网络在就职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农村、民营企业家、地方一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等少数的议题上。尤其是领头的社会学家的权威地位，使得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在一些问题上的研究热度不断升温。在 1996 年以前，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当时，许多研究把兴趣集中在所谓“从下至上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农村集体合作社和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而国企的所谓“私有化进程”仍比较缓慢。
    幸运的是，这种状况已经逐步得到改善。因此，我们有可能在一个有趣而正合适的时点来进行反思：在过去二十年的转型研究中，是否有什么我们所遗漏了的其他重要方面？或者，随着 2002 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东、中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新变化，是否有新的具有可比性的议题可以供我们审慎细究？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灰色”领域值得我们关注：（1）社会福利体制改革；（2）政府对市场的逐步渗透，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研究这两个领域需要我们对在 20 世纪 90 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甚至要重新思考 20 世纪 80 年代所谓的“改革社会主义”的本质。正如 Falk谈到的，摆正我们在“过去与将来”之间的位置，我们可以更好地端详我们20 年前不知道而现在终于知道的一切。
    
    四、“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的新议题
    
    （一）“第二波转型危机”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有关“后共产主义”的“主流”社会学研究几乎都集中在一个层面上：市场化的浪潮以及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个偏好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说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一直是这些国家最为明显的变化。另一方面，类似“所谓的共产主义福利国家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关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却没有能在社会学的转型研究中得到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对于中欧和东欧的社会学家来说，这种缺失起初看起来并不会带来什么学术上的损失，因为除了政权更迭之外，这些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改革可以说本来就是“单面的”，也就是说，主要就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譬如，大量相关文献指出，在 90 年代刚经历激进的“经济重建”的匈牙利和波兰，它们的旧有社会福利体制却基本上还是完好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两个“后共产主义合法政府”“不仅保存了旧有的社会福利体制，而且在转型阶段也极力提升这些福利计划。至于俄罗斯，尽管它对社会福利的自由改革是在 1991 年到 1993 年间进行的，但这一举措在 2000 年之前基本上因反对势力过于强大而停滞失败。
    然而新世纪发生了一些变化。面对低效和财政赤字的旧有系统，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试图进行自由主义范式的制度改革，即减少福利和津贴，以及对医院系统进行私有化。这些举措在当时激起了亲福利的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甚至引发了骚乱（例如 2006 年在匈牙利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将此称作是“第二波转型危机”，与“第一波转型危机”时由于产权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改变而导致的 GDP 迅速下降以及大量的失业形成了一个对比。尽管有这些骚乱，但市场导向的改革在财政压力的刺激下或是在像普京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推行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中欧则更为明显。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就很有趣：中国的社会配置系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也是类似的私有化或商业化的改革吗？直接的回答是：在20 世纪 90 年代中欧和东欧的社会福利体制的自由主义改革受到阻碍之际，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却都在经历市场化和去中央集权化的过程——激进的医疗体制改革甚至被形容为一个“大逆转”。但是，就在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开始抛弃它们以往的公共卫生体制的时候，财政实力雄厚的中国党和国家正在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体制，计划在 2011 年用 1240 亿美元来补贴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增加医院的数量。针对人们对卫生服务体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越来越多的怨言，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作出承诺：“在公共卫生领域政府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来达到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总体上，从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历史这一角度来看，中国与大多数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是走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径：在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的市场很不景气而中国的商业化程度却很高；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欧洲的政府正在努力退出，而在中国，强大的政府又回来了。问题是：那又怎样呢？
    首先，它强有力地证明了“转型并没有终结”。对于“后共产主义”三大主要地区——虽然对东欧、中欧和东亚而言，称它们形成了不同的福利政权或是福利国家政权还为时尚早。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作者就已经试图将这些情况标记在“福利资本主义世界”的地图上，尤其是与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的经典论述结合起来。在 1996 年，安德森自己曾拒绝将中欧和东欧看作是一种“新”的福利模型，认为这些国家和他提出的三种福利类型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原因是它们还在转型。但在转型 20 年之后，很显然，福利体制仍处于转型阶段。因此，研究者们形成了一点“共识”，那就是“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相较于埃斯平-安德森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福利模式，都是有显著差异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同的模式，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学者对它持怀疑态度；但仍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出现了福利国家的第四种类型；另一些人则将“后共产主义”的福利国家划为三类：前苏联一组（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中欧国家一组和东亚儒家福利体制一组。无论是哪种说法，在转型的20 年之后，对于福利国家的类型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其次，社会福利体制的多种转变路径不仅仅只是福利国家社会学或是医疗社会学的事情，而是组成了“后共产主义”比较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福利体制的比较都可以是之前社会经济不平等方面主流研究的补充。例如，塞勒尼（Szelényi）就曾指出，本质上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的，因此，由“主导”机制制造的不平等，最终会通过一些次要的机制得到补偿。具体说来，在市场经济中（如先进的资本主义或是后共产主义中欧的资本主义），不平等主要是在市场领域中产生的，但是再分配机制会纠正这些不平等现象；相比之下，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中（如国家社会主义），不平等主要是来自于再分配，而那些弱势群体则不得不依赖市场领域（如“地下经济”）来补偿他们的劣势。
    但就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展而言，这个“通则”也许就受到了挑战：当一些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由于市场化丧失了收入来源之际，经济再分配机制却正通过强化干部及其子女的特权扩大了贫富差距；更糟糕的是，福利再分配体制并没有缓解反而通过将人们最需要的医疗服务商业化的方式，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换句话说，再分配和市场化导致的不平等开始相互强化，而非如预期的那样相互抵消。有意思的是，塞勒尼注意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匈牙利恰恰也发生过类似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有关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匈牙利的非同期比较分析，以及这两个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同期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市场转型期间产生不平等的机制的理解。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列出其他所有从社会福利转型中可以提炼出的比较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体制转型并没有完结，相反，在某些领域序幕才刚刚拉开。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好是坏，你会发现，并不仅仅是一个领域在变革，经济体制的转型很有可能只是孕育期。
    
    （二）重新国有化或国家的重新归来？
    
    早在“后共产主义”第一个十年末期，就有了“市场转型是否终结”这一争论。大量现有文献反映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什么是“（市场）转型的终结”这一问题上，定义模糊不清。在安妮特•布朗（Annette Brown）编辑的一部文集里，收录了一些转型研究专家在这方面的意见。布朗在这本1999 年出版的书里所作的概括，即使在过了十年之后的今天也是有用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转型会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自由化和稳固化，第二阶段则包括了无数结构上的改革……他们大体同意第一阶段在多数国家都已经完成了，但是第二阶段的进展和成功却出现了分化。”
    尽管对经济问题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很多社会学界研究“后共产主义”经济转型的带头学者对此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市场）转型已经终结”的呼吁也许有些夸张，但大的趋势——“市场化的第三次浪潮”——已不容否认。例如，倪志伟就认为，中国已经在 2002 年左右成功地转向了市场经济，尤其是在股市方面已经完成了市场转型。总体上说，在市场转型的 30 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市场转型的过程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逐步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条路的轮廓已经非常清晰了。”
    在另一方面，中国强有力的政府介入或是国家所有制，同样已经在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站稳了脚跟。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便在一些被认为是自由化的国家（比如波兰）也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其实不是所有制，因为国企也可以市场化。后共产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认为，“机制”才是市场转型是否终结的试金石。魏昂德（Andrew Walder）曾指出：“市场转型并不是指将市场机制作为这些结构的补充，而是指市场机制占据主导的体制转型，即便它们还没有完全取代政府计划。”
    在中国，公认的是，在产品市场上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市场原则所主导。然而，对于生产要素市场，要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状态，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垄断了金融、电力、石油和通信部门（当然事实上它们的确垄断了），而是在于政府是否能在供给来源、稳定物价、补贴营利机构等经济领域继续扮演“计划者”的角色。尽管国有控股的垄断性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已经在市场化管理方面取得相当的进步，但很多人认为，其主要的机制仍是计划经济的。我没有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全面数据，但是一些研究已经指出，在越南和俄罗斯，境况是类似的（甚至更严重）。那么，这样的事实与本文的主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这提醒我们，在比较无论是企业层次还是国家层次的经济成就时，将“转型”视为单独的一个变量是有必要的。进一步讲，就是我们需要区分三种各自独立的宏观机制：工业化、全球化和市场转型。事实上，东亚“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的工业化过程与欧洲的“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像已经工业化乃至“过度工业化”的中、东欧，中国和越南并没有完成工业化和积累的过程，尤其是农业这一部分。事实上，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 历史和文化遗产（比如行动者的关系、宗教传统、集体记忆等），与资本主义核心经济体的地缘邻近程度，以及尤其重要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完成的时点及其与民族特性发育的关联——所有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为型构阶级、建立联盟以及阶级内外的冲突，创造了不同的机会结构，而正是本土各阶级之间和内部的力量格局，对特定国家沿着哪条轨迹建设市场经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全球化”和“计划经济的市场转型”不仅是决定不同社会结构以及解释各种转型路径的变量，也应该被视为三种导致企业或国家层次上不同经济后果的分析性并行机制。以中、俄高利润的石油产业的比较为例，它可以是全球石油市场价格上升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走出之前的大萧条而走向经济复苏的结果。但是政府制定价格政策以及准入门槛，也许是一些企业超过另一些企业的主要原因。这些机制在现实中相互交织。为了分析它们的特殊作用，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比较策略，如设置适当的控制变量，或是在比较研究的不同阶段结合使用不同的比较策略。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留下了这样一笔遗产：即使是在发生变化的十多年后，依然可以将“后共产主义”经济（或者至少说是它的一些部分）与其他的发展状态相区分。
    将要素市场纳入到市场转型研究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意味着市场转型在中国和其他有类似现象的经济体制中没有完结，而且它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它们的最新进展加以关注：朝向市场化还是国有化？是否存在有一天“倒退”的可能性？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有趣的是：在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之际，政府的“回归”也许不仅仅限于社会领域。
    政府投资驱动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 2009 上半年占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 88%，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难以做到的，而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占据了主要股市的近七成。全球经济的衰退给了中央政府这么做添加了更多动力。尽管私营企业仍控制了整个经济的一半以上，但很多中国观察家都认为，经济刺激措施将会扭转局势，因为据说到目前为止 90%以上用来刺激经济的资金都投到了国有控股的企业。
    在生产要素市场中，“战略资产”的国家控制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国家在电信、电力和房地产这类行业的固定资产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因此，有媒体甚至学者猜测，是否可能发生一场新的“（重新）国有化”运动。由于国有化之前曾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经济”的代名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见证国产主义的复兴或是共产主义文明的一种新形式？国有化会不会成为整个世界的新药方，正如 20 世纪 90 年代风靡私有化那样？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参与或是拥有国民经济的特定部门，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在上个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偶尔将铁路、煤矿和钢厂国有化，甚至为了国家利益而控制银行。但国家控制的企业在政府的管理下很快就回归到私人的手中”。至于中国，绝大多数学者也都认为，零星的国有化基本上都是基于市场准则来进行操作的。
    但是，我在这里并非打算讨论在中国或其他地方会出现“共产主义经济”或所谓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修订版。我想强调的是：对于“后共产主义世界”的比较研究来说，看上去的或事实上的国家所有权加强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浪潮中真正发生了什么。20世纪 80 年代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创业型资本主义”或“改革型社会主义”的时代， 而 20 世纪 90 年代被认为是私有化、分散化、市场化的时代。中国是如此吗？ 事后看来这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旨在恢复一个合理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而这之前它被混乱的“文革”中断，这种与东、中欧不同的改革起点对中国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市场经济的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他学者则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 1998 年发起了一场“双轨”改革，“抓大放小”的方针最终将在 21 世纪创造众多的巨型国有企业。我们需要更坚实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历史和比较研究，来解决这些尚不确定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的舞台上成为一个所谓的“北京共识”、“新发展模式”或“新文明国家”时，一些之前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双轨改革和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五、结论
    
    “我们是在‘转型的转型’之中？还是‘转变’？‘后转型’？甚至是‘一体化’？还是仅仅是简单的‘发展’？谁在意吗？”祖尔克（Suhrcke）提了一个好问题。如果仅仅是术语上的争论并不会引起人们关心，但它确实不是一个修辞意义上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比较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前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多元的（政治、经济、社会、国家）变迁仍是有裨益的。
    科尔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满足了以下三个条件时，即意味着转型的终结：执政党不再具有垄断权力；主要生产工具掌握在私人手中；经济活动主要是市场在协调；此外，福利国家的改革也很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前共产主义国家，还是中欧和东欧或东亚国家，都不能满足上述所有标准。首先，东欧八国和俄罗斯的福利国家制度的自由改革仍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且结构转型也在放慢速度。其次，戈尔巴乔夫在 2009 年曾指责普京政党“比苏联共产党还糟糕”——这可能是唬人的，但俄罗斯的“可控民主”的确在走下坡路。其市场化改革也停滞不前。第三，尤其在东亚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生产要素市场的主导机制绝对不是市场。 更别说，对美好未来的乌托邦式幻想仍然在影响很多地方当下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此外，如果我们的视角从宏观层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化，转到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尤其是社会记忆，我们会发现更多“后共产主义”持久性的证明。
    本文并不否认如今在这一区域各国情况有着天壤之别。但正如有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并不能仅仅因为前共产主义国家自 1989 年以来已经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路径，就认为‘后共产主义’是一个多余的概念。”萨克瓦认为，“后共产主义”概念的提出，“是一大批‘后’哲学家披露了我们这个年代太多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后共产主义”一词提醒理论家们，对这个区域的比较分析应该与共产主义文明在我们当下迫切的问题上留下的长长的身影相结合。在极其多元化的“后共产主义”世界，比较东中欧，欧亚国和东亚并不是在比较苹果和橘子，而是要放到特定的情境中去理解和比较。如果不考虑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型而来的历史特点，我们就不能完全地或是正确地理解某些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在收入或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并不仅仅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或社会主义医疗体制商业化的结果，也应该从特殊利益集团——或使用更准确的术语，“单位（situses）”残留的特殊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或国家层面的多元化经济表现并不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同时受工业化、全球化以及从计划经济转型的不同策略影响的复杂问题。
    在具体考虑共产主义的遗产和“后共产主义”的特殊性时，使用比较分析方法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问题，更不是说比较研究就肯定优于其他方法。无论是只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还是扩展到国际范围的讨论，都应该是任何学科自我反思的内在要求，这样才能减少隐性或显性的国家中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后共产主义”地区的各种文明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为培养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打好基础。不幸的是，经过二十年的转型，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正越来越少。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的今天，重新呼吁这一点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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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俄罗斯研究》2012年1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