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民族主义将继续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需要既认识到美国的海上优势，又认识到中国国内和国际的脆弱性，从而自信地克制和避免对北京缺乏安全感的领导人产生过度反应。
原文：The National Interest |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时间：2011年10月25日,《国家利益》2011年11-12月号
作者：陆伯彬（Robert S. Ross）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从未如此糟糕。是的，以前需要周期性地面对台湾问题，还有像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中国的喷气式战斗机在南中国海与美国飞机相撞等事件引发的紧张形势。但现在的冲突反映的是一种潜在的长期趋势，有可能延伸为战略性的冲突。同样烦人的是，这种紧张的升级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令美国付出代价。
从2009年初开始，中国犯了一系列外交上的错误，最终招致对中国外交几乎是全球性的谴责。错误的名单很长：
– 2009年3月，中国海军骚扰在南中国海中国专属经济区作业的美国海军勘测船无瑕号（Impeccable）；
–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北京强硬地拒绝签署协议，引起中国与欧洲、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外交摩擦；
– 2010年1月，美国决定对台军售，中国反应强烈，包括威胁要对与台北有国防合作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 2010年3月，朝鲜击沉韩国海军舰艇天安号，中国处置失当，引起韩国对中国普遍的愤怒；
– 中国对美国与韩国在黄海国际海域的联合军演发出刺耳的外交抗议；
– 2010年9月，日本扣留在日本宣称主权水域作业并且驾船冲击日本海岸警卫船的中国渔船船长，中国对此表现出过度的敌意；
– 中国政府拙劣地发难，迫使谷歌停止在大陆的搜索引擎服务；
– 2010年12月，坚持强烈反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 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经济和领土要求日益强硬，引起整个东南亚的忧虑。
作个对比，三十年前，一个成功的和平崛起战略使北京得以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发展合作互动关系。而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中国恶化了与几乎每个亚洲国家以及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关系。
中国这种强硬外交政策的根源并不是其作为地区大国的出现而展现相应的能力与自信。毋宁说，中国的新外交政策反映出该政权不断上升的国内自信以及其愈来愈依靠民族主义来维持国内稳定。华盛顿误读了这个国家的事情，夸大中国的能力，从根本上错误地解释中国所有强硬外交政策的根源。
事实是，中国既没有在军事上特别强大，国内也不是非常稳定。北京的好战外交政策不是因为美国在复苏初期经济上表现疲软，它也远不是表明中国自信不断增长的指标。相反，近年来北京在先进的海军能力上并没有新的部署和装备，其国内当前的经济环境也比1978年启动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恶劣。
除了其近海水域外，中国的海军实力严重依赖其先进的柴油潜艇，它们首先在1990年代中期部署。到2000年，中国的潜艇力量在西太平洋已经开始对美国海军行动形成强有力挑战。但从那以后它没有部署任何额外海军力量，可以对美国海军或美国保护下的安全伙伴构成新的持续挑战。
中国仍旧不能独立制造先进的军用飞机，迄今仍未部署一架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先进战机。歼-15和歼-20仍处于研发中。它的第一艘航母终于下水了，但是却没有舰载机。它在索马里沿海进行的打击海盗军事行动是基础性的。它对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保护依赖于海岸警备舰艇。中国正在开发具有先进科技、可能有效阻止进入的海上能力，包括经过改善的导弹能力，但仍未有任何一项经过充分的测试，更不用说进行部署。它的反舰弹道导弹项目不具有操作性。中国的空间项目取得了极大进展，但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发展出明显挑战美国太空基地通讯能力的实力，或者没有建立自己的以太空为基地的作战能力。人民解放军正在开发无人机和空中基地雷达系统，但这些项目以及其他国防项目也仍然是相对原始或者是试验性的。中国将继续现代化其军事实力，最终将部署可能挑战美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先进系 统，但北京的新外交政策无法用30年来的国防花费和军事现代化解释。
北京让人感觉刺耳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中国经济自信的反映。在全球金融危机高峰之时，中国的经济继续以每年将近10%的速度增长。但在繁荣的背后，中国的经济明显正在走向疲软。2008年10月，全球衰退深化的时候，中国政府抛出了巨大的然而也是混乱的刺激计划，它不仅未能解决体制中最深层的问题，而且还加剧了新问题的出现。尽管有刺激计划，但中国的农村地区以及城市中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仍然高企。2010年，温家宝总理估计大约有2亿中国人失业。而且，过去两 年来，按照国际标准来看，贫富分化程度极其高。刺激的结果之一是通胀率飙升，影响到食品、住房和交通的价格。到去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明显恶化。国有银行 的状况比过去十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糟糕。地方政府的债务火箭般蹿升。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刺激性投资而非消费，令已经高企的通胀率火上浇油。更 令人担忧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是以私人部门为代价，经济政策政治化的过程损害了创新能力。所有这些久拖不决的问题都表明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将会加剧，中国共 产党以经济为基础的合法性将会明显受到侵蚀。
中国的镇压工具正在恶化，这一事实只会加剧北京的问题。过去的5年来，各种大小规模的自发抗议迅速增加。政府为使举国对党的敌意最小化而控制信息，但最近以来互联网使得它控制信息的能力受到损害。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互相沟通对失业、通货膨胀以及政治和经济腐败、警察暴力、掩盖犯罪、环境恶化、掠夺财产之愤怒的有效工具。此外，点对点的微博客（通过推特和中国类似的服务）可以为大规模、独立和即兴的大规模抗议提供便利。中国第一次为一条微博客帖子抓人是在2010年抗议日本羁押中国渔民之时。经济的不稳定和对党控制社会能力的侵蚀正在同时发生。国内的疲弱迫使政府越来越依靠民族主义提供政权的合法性——它解释了北京的外交浮躁。
随着中国人民见证其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不断提升（尤其是与日本的衰退相比），美国被视作是中国作为大国被世界接受的障碍，因此华盛顿逐渐替代东京成为民族主义憎恨的焦点。由于影响力的消减，党对不断增长的强硬民族主义反对派愈加软弱。2010年1月以来，甚至在政府还没有考虑政策之前民族主义者就在网络和报 纸上要求中国在国际上自信，令中国领导人疲于应对。确实，近年来民族主义者在城市地区扩展很快，受影响的不仅是军方和愤青，也有工人、知识分子、民间领袖和商人。而且，互联网通讯技术使得中国民族主义者能够相互联络，推动反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大众化抗议，从而放大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和它对政权稳定带来的危险。 中国惴惴不安的统治者们专注于国内稳定，从而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被迫始终关注民族主义者的必胜信念。
自从毛泽东死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不得不在运用民族主义和强硬外交以迎合国内公众以及运用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以适应国际社会之间选择。直到最近，中国选择的都是后者。但自从2009年以来，党努力安抚中国民族主义者，导致在外交政策上缩手缩脚，引起全球的的不满，损害了中国的安全。
民族主义外交在美国的东亚盟友中引起相当的担忧。华盛顿是否有意愿维持其战略存在并制衡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强硬外交反应是正常的。但美国走得太远了，在中国的大陆边缘挑战中国的安全，有可能引起旷日持久的大国安全冲突，加剧地区的不稳定性。
2010年3月，朝鲜击沉韩国海军舰艇”天安号”之后，中国没有就袭击公开谴责朝鲜，随后美国在东亚海面发动了一系列实际行动，目标是重申其对抗中国崛起的决心。这些行动有许多是必要的、建设性的。6月末，三艘美国核动力潜艇在冷战以后第一次同时在亚洲港口出现。2010年7月，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问雅加达期间，美国同意扩大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合作。11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出访新西兰时，美国同意重新与这个太平洋岛国建立全面的军事合作，尽管新西兰拒绝核动力舰船进入其港口。美国扩大了与菲律宾的军事关系，强调其保护日本的承诺。在中日关系因为渔船船长事件而紧张期间，希拉里·克林顿声明美日防务条约包括有争议的尖阁列岛（由日本管理，但中国也宣称拥有主权）所涉及的紧急军情。在释放该船长之后，华盛顿和东京实施了迄今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随后是美国对其盟友强有力的保证，这可能冒犯了中国的雄心，但却是可以预期的、合理的反应。
但随后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美国的”前位”外交政策，反映出华盛顿的过度自信。它与多年来美国的政策完全相反，被北京视作是不断增长的而且是非常不同的一种挑战。
在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将其在韩国的驻军削减了40%，撤走了其部署在非军事区和首尔之间的部队，极大地缩减了每年一度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 并在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声明，到2012年美国将会把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移交给首尔。不管政府的意图如何，这些步骤让中国感到其周边更为安全。
现在，奥巴马政府逆转了这个进程。向韩国移交作战指挥权至少被推迟了三年。在整个2010年，美国与首尔实施了一系列高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括在韩国西部水域的海上训练。当年年末，美国和韩国签署了新的”美韩防务合作指南”，要求双方的军事力量之间增强联合训练和互相合作。这些进展都表明，美国决意在这 个半岛重新建立传统上引人注目的军事存在。
美国和韩国的安全行动损害了北京与首尔建立战略关系的信心。中国现在逐渐依赖于朝鲜作为其在半岛上的可靠盟友，它也变得更加抵制韩国的统一，担心统一将会令美国的军事力量扩张到中国边境。中国领导人现在对朝鲜的稳定给予更高的关注。与其运用对平壤的经济影响力推动与美国的核不扩散目标合作，北京宁愿不断增加对朝鲜的经济和政治稳定支持。
2010 年7月，当美韩海军演习在黄海进行之时，希拉里·克林顿在河内的一次亚洲区域安全会议上提出了一项美国针对东南亚的新动议。在华盛顿与南沙群岛的所有主权要求国（除中国以外）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和计划之后，希拉里宣称美国支持一个”合作性外交进程”来解决争端。这一举动与北京形成尖锐对立，北京长期以来宣称对该领土拥有主权，认为美国支持其他主权要求国鼓吹多边谈判是在进行干预。此外，美国之前表达了对南中国保持稳定的支持，但仅限于在华盛顿特区、助理国务卿的层次上，并且从来没有与任何相关国家事先讨论过。
美国政府的”前位外交”政策也包括与越南的战略合作。20多年来，华盛顿一直回避越南的建议，认为印度支那并不是其生死攸关利益所在。然而，8月，希拉里在河内支持越南对抗中国的海上主权要求。随后美国海军包括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内，与越南海军第一次举行了联合训练演习。10月，国防部长盖茨访问河内，宣 称扩展美-越防务合作的潜力，并希望越南继续参与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当月月末，希拉里重返河内，表示美国有兴趣与越南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就”海上安全”进行合作。其后，她访问金边，敦促柬埔寨建立更加独立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外，美国还第一次对印度支那国家限制中国利用湄公河上游的努力表示支持。
北京现在试图惩罚越南与美国合作的狂妄。它想迫使河内接受中国的势力。2011年，中国对在争议水域作业的越南渔船的武装骚扰频率和规模在升级，引发双边关系紧张，对越南渔业造成损害。中国也在逐步增加对争议水域菲律宾经济活动的骚扰。但美国的反应只是重申其对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承诺。2011年7月，美国再次与越南举行军事演习。其后它又派遣一艘航母访问该国，五角大楼与越南军方首次达成军事协定。五角大楼也为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海上情报能力提供协助。中国副外长崔天凯最近警告说，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在”玩火”，并说他”希望这把火不会引向美国。”
因此，华盛顿正在卷入东南亚日渐单极化的冲突。但更重要的是，离开南中国海争端进程，美国与越南合作利用美国来反对中国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是愚蠢的。越南与中国的共同边界、海上面对中国海军的脆弱性以及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使得美国将难以与越南发展有意义的防务合作。但一旦中国参与这一区域外交角力，美国想从岛屿争端中抽身而出的任何努力——通过鼓励其在东南亚的盟友采取温和立场——都有可能被视作是一种战略退却。
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奥巴马政府与大陆周边国家开展更大安全的合作不过是一个不成比例的反应。它并非表明中国海军实力在近期的有任何能够挑战美国的海上优势的提高，也不是说朝鲜半岛或印度支那对于美国安全的战略重要性在增加。自从1997年以来，美国部署在东亚的最先进武器数量不断增加，巩固了与海上安全伙伴的合作，并一直保持与中国的重要合作。那曾是一项富有成效的政策。
但现在中国领导人正在重新评估美国的动机。他们已经断定美国正在发展一种包围和遏制的”前倾式”外交政策。不管华盛顿的动机如何，近期美国的行动已经为中国人的断言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北京的民族主义外交是危险的。美国构想拙劣的反应则是火上浇油。中国在军事上对美国是脆弱的，对于国内的不稳定也是脆弱的。在这一点上，华盛顿陷入了南中国海毫无意义的岛屿领土争端，正在扩张其在中国周围的战略存在。在中国人的合作日益重要的时代，华盛顿毫无必要去挑战中国的安全。
正如美国期望中国约束其在中东和亚洲的安全伙伴、避免恶化与美国的冲突一样，美国也有责任约束自己的安全伙伴。
东亚的力量平衡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必须向其战略伙伴重申，尽管中国在崛起，但美国将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军队必须继续注重其武器采购和军力部署以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美国政策的当前目标是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保持美中合作。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民族主义将继续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需要既认识到美国的海上优势，又认识到中国国内和国际的脆弱性，从而自信地克制和避免对北京缺乏安全感的领导人产生过度反应。
陆伯彬（Robert S. Ross）为波士顿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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