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埃及開羅數千人集會反對軍方統治。
「現在的埃及人非常關心政治，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觀點而且他們不害怕他們所說的話，言論難以置信的自由；而在中國，大部分人不願意談政治，他們更想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中國正處於一個經濟發展的時代，埃及卻正在經歷一個政治變革的時期。」
文/ 朱曉玢
何偉小檔案:
何偉（Peter Hessler），1969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碩士。1996年以「和平志願者」的身份來中國，從事教職之餘開始了他關於中國的寫作。他的中國紀實三部曲包括《江城》、《甲骨文》和《尋路中國》。此外，他也是《紐約客》、《國家地理雜誌》、《紐約時報》等媒體的撰稿人。
eter Hessler有一個很酷的中文名：何偉。過去十幾年裏，這個叫何偉的美國人走遍中國，寫下轟動的中國紀實三部曲，用冷靜的口吻，記錄著這個國家火辣辣的改變。
他寫中國，非敵非友。他旁觀的眼睛裏看到的，是一個充滿細節、層次多樣的土地。那片土地上，有猝不及防的遷移和堅持不懈的守護；傳統的老人和熱愛新鮮事物的孩子悄悄地撞到一起；人們生活在隱形的政治環境裏，或渾然不覺，或裝作渾然不覺，他們平靜的生活表面下是關於國家前路的暗湧。何偉的中國紀實，緩慢但精緻，於是他的三本著作，不單在美國暢銷、很快也在華人讀者圈中掀起波瀾。
在中國學習、工作、生活多年，已使何偉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通，後來他又娶了漂亮的華裔太太。大家都以為他該在中國長期定居
下來的時候，何偉選擇了另一種可能性——去中東。
今天，何偉正和他的家人，住在埃及首都開羅。
革命的風暴給開羅帶來了不同於往日的複雜性和趣味感，這裏歷史悠久、文化豐富，這正是何偉想要停留的地方。
他說，最近正在寫一篇關於穆斯林兄弟會的故事。除此之外，他也依然愛和小人物打交道，熟練於和小商販稱兄道弟。從這些人的身上，一個國家的變化顯得更加真實可感。在開羅，他的阿拉伯語還不夠好，但他也沒有放棄和身邊的人不停對話。何偉描述最近認識的一位新朋友：「一個拾垃圾的人，很友好也有趣。他從人們丟下的垃圾裏，知道了那些人的好多事情。」
人在埃及的何偉，和在中國一樣，如魚得水地運用自己的旁觀法則。他一邊和當地人打得火熱，一邊又默默地在紙上，將周遭莫測的變幻，凝結成動人的故事。故事裏，不見了兄弟、朋友，這些鮮活的人本身，最終成為構築故事背景的一個個小色塊，鋪就成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底色。
從中國到埃及，記錄者熱情滿滿，無論是埃及還是中國，變化總讓何偉著迷。
何偉多次向媒體提到，再過幾年，仍想要回到中國。他想念他的朋友和學生，想念川菜。 好在開羅有一家不錯的川菜館，可以簡單滿足他對中國部分的想念。
以下是陽光時務對何偉的專訪:
陽光時務： 是什麼吸引你來埃及的？
何偉：我2007年決定去中東。我的太太和我都想搬到一個很不同於中國、複雜而有趣的地方，一個有悠久歷史和豐富語言的地方。而且，這個地方要有雜誌社和出版社感興趣的故事。因此中東是一個很順其自然的選擇。
最初我想的是，不去敘利亞就去埃及，我們設想可能在那個地方呆上三年。因為我的兩個孩子誕生，我們推遲了出發的時間，後來又想要等到她們一歲大的時候再走。就在這段時間裏，埃及爆發了革命，我們不再可能去敘利亞。所以開羅也是一個順其自然的選擇。我們很開心來了這裏。
陽光時務：什麼時候來的埃及？至今去了埃及的哪些地方？
何偉：我去年10月去的埃及，大部分時間都在開羅。這裏和中國非常不同。因為政治環境的關係，如果外國記者去埃及的小城市生活會有一些麻煩，而且我還沒有取得政府的信任，對我來說最好還是呆在開羅完成我的稿子。不過現在稿子剛完成，我可以稍微四周走走。
陽光時務：埃及的小城市和開羅有什麼不一樣？
何偉：埃及和中國的不同在於，開羅之於埃及，比北京、上海之於中國，意義大得多。在這裏，沒有什麼大中城市，所以，認識開羅顯得很重要。即便如此，我還是希望找一個小地方做些調查。我可能會在開羅的郊外找一個地方或者去離埃及不遠的城市。我曾經在 Isma’aliya（注：埃及城市名）呆過，那裏去開羅大概一個半小時，我很喜歡那裏。對我來說找到一種方式去平衡我在開羅的觀察很重要。
到目前為止我主要的任務是學習阿拉伯語。現在我可以和人進行基礎的對話，我想再過七八個月，我可以不需要翻譯做一些採訪。阿拉伯語沒有中文那麼難。當然我現在有孩子，不能像在涪陵那樣想去哪就去哪了。
陽光時務： 你去埃及前曾經在一次採訪中說過，現在的埃及政治無處不在，但你會令所講的故事盡量規避直接的政治性。實際情況是怎樣？
何偉：我現在正在報導政治新聞，我在寫有關穆斯林兄弟會的事。在選舉的時候，這是正當時的題目，而且也可以豐富自己的背景知識。再過一段時間，我會去找一些不那麼直接的主題，就像我寫中國那樣。我寫的中國故事，當然非常政治性，但不是直接的——我寫政治怎樣影響學校裏的孩子們，鄉村裏的村民，或者它不怎麼影響工業小鎮裏的人們。
最重要的是讓事情自然地發生。對我來說，現在適合去寫一些基礎的故事，因為我剛開始和當地人交流，學到了很多東西。沿著這個方向，我發現了一些同樣打動我的別的地方和事。當我的阿拉伯語和背景知識更好一點的時候，可能是選舉後，我會再回到Isma’aliya去，去看看那裏有沒有吸引我的故事。
陽光時務： 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革命中的角色是什麼？你怎麼評價他們？
何偉： 我認為，雖然他們正逐步失去人們的信任，但仍然有足夠的實力贏得總統選舉。 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複雜、有趣的組織。簡單地說，如果他們想要好好地治理這個國家，還需要做一些重要的調整和改變。 而且，他們將如何與軍隊協商，還顯得不太明朗。好多不確定。穆斯林兄弟會有一些明顯的弱點，但這裏沒有其他強勁的組織存在，這是個嚴峻的情況。當一個獨裁的體制形成，就不會允許其他團體發展起來，當這個體制瓦解，會出現嚴重的空白。
陽光時務：就你的觀察，互聯網對埃及革命有影響嗎？人們使用網絡的情況如何？
何偉： 受過教育的埃及人依賴網絡，不過埃及還有很多人是沒有受過教育的。 這裏的文盲率很高，我想應該有30%，窮人也比中國更多，所以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在使用網絡。
然而受過教育的人使用互聯網很頻繁，年輕人很習慣使用Facebook。我認為過於拔高互聯網對革命的影響是錯誤的，這像是一種科技宿命論。網絡是很重要的工具，但是革命的推動力，那些變革中的不快或慾望，是來自別的東西。我個人不太相信網絡力量。人們可能會因為匿名，而在網絡中表現得更加粗魯無理，我喜歡面對面的交流。我沒有Facebook，雖然我本應該有。
陽光時務：埃及人和中國人對待政治的態度有什麼不同？
何偉：我覺得很不同。現在的埃及人非常關心政治，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觀點而且他們不害怕他們所說的話，言論難以置信地自由。而在中國，大部分人不願意談政治，他們更想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中國正處於一個經濟發展的時代，埃及卻正在經歷一個政治變革的時期。
陽光時務：你覺得在未來中國有可能出現類似埃及的革命嗎？
何偉： 當然什麼都有可能，革命可以在任何時候發生。我們還學到一件事，就是所謂專家在某些看法上通常是錯的。我並不認為我自己是專家，所以我可能錯得更多！不過我一直以來的感覺是，中國仍然離革命有一段距離。它最終會出現，不過我懷疑沒有那麼快。中國和埃及有很大的不同。在埃及，52%的人口年齡在25歲以下，這些人甚少有經濟發展上的機會，這也是走上街的示威者們的核心訴求。在中國，年輕人從不會像這樣抗議。他們感悟到的是要在學校裏好好讀書，然後成功，不能在政治運動中浪費時間。而且因為計劃生育，青年人的數量並不多。我在埃及遇到很多年輕人，他們有多於三個兄弟。這導致了他們不會像中國青年一樣感到類似的壓力和責任。
陽光時務：你現在還會關心中國的新聞嗎？通過什麼渠道了解？
何偉：雖然不是那麼頻繁，我還是會不時上網看看中國的新聞。我還和在中國的人，比如以前的學生、其他朋友聯繫，他們會和我說起中國發生的事。現在中國當然有不少怪異的政治事件發生，不過埃及更甚。所以在我眼中，中國仍然看上去非常平靜。
陽光時務：我留意到你也較少提及網絡、新媒體對中國的影響。
何偉：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對類似的預想很警惕。 我覺得人們傾向去相信科技可以做所有事，誘發革命，改變政府。然而這些力量來自其他方面。教育也來自其他方面，互聯網並沒有使中國人的教育程度更高。你走進一家網吧，大多數人在用QQ聊天或者玩網絡遊戲，他們看上去不像在對五四運動進行深度歷史的研究。
我認為政治改革更容易發生在中國的經濟增長停止了或者急劇變慢了的時候，中國的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開始感到他們沒有了機會。這是我的直覺。我不認為和互聯網有太大的關係。一旦它開始了，人們會不安且想要改變，然後他們肯定會使用互聯網這個工具，去了解信息，去組織策劃，給政府施加壓力。但網絡本身不會帶來革命。
陽光時務： 有人說你對中國的觀察比不少中國人都更細緻、更準確。
何偉：一個中國記者花同等時間去做這些事，也可以達到這個程度。區別在於，我的工作情況允許我花大量的時間調查以及寫作，這挺奢侈的。《江城》這本書的誕生，也是因為我在涪陵的日子不那麼忙，我可以仔細地寫一些日記。回到美國後的一年半時間裏，我的父母讓我住在家中，使我得以完成那本書的初稿。
其他的書中的內容來自我為《紐約客》和《國家地理》寫的東西，這些雜誌支持我寫一些長線的選題；而且我的第一本書在美國也賣得很好。所有這些意味著，我不怎麼需要把時間花在一些細碎的選題上。但我覺得一個中國記者很難像我這樣。事實上，在歐洲也難，美國不太一樣，美國有這些做長線題材的雜誌。這和國家的大小以及寫作傳統有關。
陽光時務： 《甲骨文》會在中國內地出版嗎？
何偉：近期內都不會。但在台灣已經出版了，也賣得不錯。書中的話題太敏感了，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明年我將出版一本文集，書名Strange Stones，中文版（在中國內地）將和美國同時出版。中文版裏將收錄部分《甲骨文》中的文章。
陽光時務： 過去在內地出版《江城》和《尋路中國》的過程中，有沒有受到什麼阻力和干擾？
何偉：多年來他們都告訴我，我的書不可能在內地出版。或者，必須對書進行大量的改動和刪減，但我不願意這樣做。直到形勢終於改變，我敲定了出版合同。這兩本書裏都有一些小的刪節，不過這些刪節不是很重要。
最初是耐心的問題。我等了幾年，然後上海譯文出版社和我簽了合同，他們說他們會如實、照直翻譯。所以那時候我很慶幸，慶幸沒有在此前簽下任何要對書進行大幅度刪改的出版合同。這件事上主要是時機，事實上現在政治環境也改變了一些， 我聽說出版社的翻譯比以前更保守。我覺得，如果是今天讓他們來翻譯我的這兩本書，會和現在看到的有一些不一樣。我的書能在政治環境相對平靜的時期被翻譯，還是幸運的。
陽光時務： 在你看來，記者和作家的身份有什麼不一樣？你更喜歡人們怎麼定義你？
何偉：怎麼定義都可以。我可能自認是個作家，因為對我來說，寫作手法非常重要。但我會也做很嚴肅的調查研究。你們可以說我寫的是非虛構的小說，或者文學新聞。它的目的是，在耐讀又好看的文章中，融入審慎的調查和對事實的絕對信奉。我從不虛構，我像一個好記者一樣，會花時間弄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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