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9“六四”后被中国政府通缉的21名北京学运领袖中，大约一半流亡海外，其中至少有四人皈依了基督，这是为什么呢？21人中的张伯笠，目前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些流亡学生发现，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原来是来自于《圣经》。
记者所知，被中国政府通缉流亡海外的前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中，张伯笠、熊焱、周锋锁、柴玲成为基督徒。其中张伯笠和熊焱还分别成为基督教会和美国军队的牧师。不在21人名单上的“六四”流亡学生，也有很多人信奉了上帝。张伯笠近日来旧金山传道，他接受了记者采访。
为什么流亡学生中，有这样高的比例成为基督徒呢？张伯笠回答：“因为能去广场的人都是寻求真理的人。当时我们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学习西方，在于民主化，但是我们失败了。‘六四’的失败，给这一代人带来很大挫折。来到西方，接触基督教，才发现西方的民主自由的观念是来自于《圣经》。美国刚刚建立时，美国的先父们是一群基督徒，他们建造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完全遵照《圣经》，按照《圣经》对人的尊重，对上帝的敬畏，然后按照《圣经》来制定自己的法律。”
张伯笠表示：每一位“六四”流亡学生都有一段苦难的经历，他自己在流亡中也是九死一生，是上帝给他以生存和生活的力量。他说：“在苦难中人有两种，一种是被苦难吞没，一种是在苦难中站起来。在苦难中站起来的人，靠自己的力量的不多，但是有信仰的力量，就能站起来。上帝的永恒，天国的观念，成为我们力量的来源。当我思考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生很有意思了。为了‘六四’死难者，我经历苦难再多，我都不会觉得苦。一个有信仰的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有多大？我发现，有信仰，苦难没有问题。”
张伯笠还告诉记者，信仰上帝以后，“六四”就成为他背在身上的十字架。他说：“我个人觉得，‘六四’我是有罪的，因为不管怎么样，死人了。作为一个学生的领导者，没有把学生的生命保护下来，总在一种罪恶的捆绑下诅咒下生活，有什么权力快乐呢？同学死了，你活着，你还有快乐吗？当我看到这些母亲们，看到这些孩子们，我心里就永远难过，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背‘六四’十字架走人生道路的人。”
张伯笠最后表示，作为“六四”流亡学生，信仰上帝，对89民运的理念更深化、更坚定了。他说：“过去是很单薄、肤浅的认识，今天我有了我的思想和理论的根据：比如说民主，那是上帝给的一个最好的管理方法；比如说自由，上帝创造人，他就给人自由，给人自由意志。所以我懂得民主的含义、自由的含义、人权的含义，我懂得法制的含义。我在一种宗教感中找到这些含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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