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不要放到重要岗位上了，其中好多人也并不是懂行的人。”邓小平特别交代清查中不要把“批邓”作为考查干部的标准：“只是表现一般的就不要追究了。表现一般的和表现特殊的要区分开。”
1977年邓小平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这是他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大会上（资料图）
“镇”得住美国，未必能镇得住文化部；搞得好治安，未必能理得顺笔墨官司
文化部是“文化大革命”中受灾最重的部门之一。十年浩劫中，文化部因被称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而多次遭到“革命”，并由“四人帮”严格控制。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时曾就军队、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展过全面整顿，但限于当时的政治局势，要想彻底改变极“左”的文化思潮是不可能的。可群众对舞台上只有几个样板戏、书店里只有几本小说的枯燥局面早有意见，对“四人帮”爪牙控制的文化部十分反感。动乱结束之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在中央领导研究分工时，他自告奋勇分管科学教育，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文化部是被“四人帮”破坏最厉害的部门，积重难返，最需要一个既有资历又有文化素养的领导去管一管。邓小平是个念旧情和重实你的人，每遇重大事件需要派出关键性人选时，他总会首先想到曾经在兰起工作过的同事或部下，他熟悉他们了的能力和特长。几次会议商讨之后，邓小平的老部下黄镇成了文化部长的第一人选。
作为外交家的黄镇，人们已经相当熟悉，而作为“文化人”的他，可能少有人知。17岁时，他就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受到刘侮粟等人培养。他还在新华艺术大学读书，研究和从事艺术教育。在红五军团担任宣传干事的时候，他编写歌曲，编辑剧本，写标语，绘画，并且参加唱歌、演戏，领导“猛进”剧牡。他曾参加《杀上庐山》的戏剧演出，上台演过蒋介石。在长征途中，他写了不少歌剧和话剧，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英勇上前线》和《破草鞋》等。他在长征中还创作了许多写生画和漫画，汇成《长征画集》，曾由萧华带到上海，交给阿英，改名《西行漫画》出版，在国内外都产生很大影响。
抗战时期，黄镇担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政治工作，其中也包括文化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成为首批被毛泽东派出的将军大使，从匈牙利蓟印度尼西亚，从法国到美国，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复杂的外交工作中，只是闲暇时才写写字画点画，多数送铪了求字求画的人，对于重操文化“旧业”，确实也没有多少思想准备。而且就其个人愿望来说，他也不想离开熟悉的外交部。
1977年，黄镇从驻美联络处主任的职位上卸任回国后，华国锋和李先念就找黄镇谈话。
李先念说：“你还是到文化部来吧。”
黄镇眉头一皱，不太情愿地说：“我建国以来就在搞外交，文化工作早就生疏了。还是让别的同志搞吧。”
李先念不肯松口：“老干部懂文化的，数来数去只有你了。”
华国锋也说：“你有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又有外交工作的经验，本身也是个文化人。虽然建国后没有在文化艺术界工作过，但可以使你更超脱。中央挑选你去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你去最合适。”
黄镇沉思不语。李先念继续做工作：“你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仨。”
华国锋说：“文化部是重灾区，我想也只有你这样的老干部才能镇得住！”
“好，我干。”黄镇说，“权当再作一次长征吧。我要干就得雷厉风行。捆住手脚我可不干！”
“你放心。”李先念高兴地仰在沙发上，开玩笑地说，“你是特命全权‘文化大使’！”
同时被调到文化部的刘复之也是邓小平的“熟人”。“文革”前，他是公安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关押多年。1938年12月至1941年1月，他在邓小平身边当秘书。1940年4月，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时，邓小平又指定刘复之为军政委员会的秘书，以后当主任秘书。当年4月，邓小平在山西黎城北社村参加了著名的“黎城会议”。刘复之作会议记录。邓小平向人介绍时总喜欢称刘复之为“知识分子”，但刘复之自己总是“不敢当”，因为那时他才24岁，文化程度也不高，顶多算个“小知识分子”。现在将他调到文化部，担任常务副部长职务，心里也是忐忑不安。
黄镇、刘复之要来文化部当部长、副部长的消息一传开，文化部立刻炸了锅。多数人认为：专门把老资格的文化人黄镇从美国调来，中央英明！也有人担心：调来个老革命，再加上个老公安，这不是要拿咱们开刀？个别人也在观察黄镇、刘复之：“镇”得住美国，未必能镇得住文化部；搞得好治安，未必能理得顺笔墨官司，文化部这个“码头”可不好占……
197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黄镇头一天到文化部上班，面对欢迎的大标语和情绪高涨的人群，他没有说一句豪言壮语，而是挨门走访每一间办公室。他需要的是行动。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黄镇和刘复之等一上任，便全身心地投入了整顿。根据调研结果，他们决定先解决几项大事：第一，整顿队伍。该调出该调进的，既要慎重又要干脆利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立场正确、“文革”，中没有问题的同志手里。第二，抓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在“文革”中散布的极“左”思潮和种种谬论，及时清除“四人帮”流毒。第三，整顿秩序和开展业务。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克服各种混乱现象，组织和扶持重点的文艺创作，清理积压的创作作品。第四，贯彻“双百”方针，树立民主、团结、奋发图强、兢兢业业的新风气。
邓小平强调：不要把“批邓”作为考查干部的标准
1978年8月19日上午10时，黄镇与刘复之来到邓小平的住处。邓小平看上去精神矍铄，身板结实。他请两人坐下，问黄镇：“你要下去吗？”
黄镇点头答道：“我还没有下去过，过几天想到西北去。”
刘复之补充道：“还是毛主席说的，部长一年要下去三分之一。”
邓小平说：“出去不仅要了解文化方面的情况，各方面的情况都可以了解一下；”
黄镇说到正题：“向您汇报一下我们运动和工作的情况。”
文化部新领导上任8个月来，按照邓小平的要求，用“高压锅煮夹生饭”的办法，雷厉风行地摘揭、批、查，立案审查处理95人，未立案而需要说清楚的338人，打破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在文化系统搞的帮派体系，推倒了他们强加给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的所谓“黑线专政”、“旧文化部”等不实之词。“文革”前和“文革”中遗留的2882起案件正在复查处理，414名错划右派正在改正，为一大批同志平了反，落实了政策。电影、戏剧正在快上。全国内部礼堂、俱乐部正在向社会开放。中国画研究院正在筹建……
邓小平赞许地点点头：“搞得不错嘛。”
黄镇说：“清查运动基本结束了，工作上的问题很多，下一步要用大力抓一下。”
邓小平说：“各协会要搞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听说，你请老作家吃饭了？”
“是请老画家吃了顿饭，某些内部矛盾缓和了一点。过去有的人成了一辈子冤家，只能慢慢调解。”
“老账新账都要实事求是对待。过去本来错的，翻它有什么意思？大事情弄清就行了。过去批评错了的也有，因为主席是根据间接得到的情况说话的嘛。最近，东北说，有个案子是我过去批的，我说，不管是我批的，还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可以推翻……文化部是‘四人帮’插手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搞得乱七八糟。”
“这次清查，受查的95人，敌我矛盾大约10个左右，其余都是犯政治错误、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大多数从宽处理，要给点处分。说清楚的同志，一般就不给处分了。”
“这些人不要放到重要岗位上了，其中好多人也并不是懂行的人。”邓小平特别交代，在清查工作中不要把“批邓”作为考查干部的标准。他说：“只是表现一般的就不要追究了。表现一般的和表现特殊的要区分开。”
“我们最近准备再开一次干部大会，把清查运动总结一下，工作总结一下。提出‘一批’和‘三整’，‘三整’即整顿思想作风、整顿组织’、整顿和建立规章制度，由刘复之、周巍峙同志和我三个人讲，文化部有很多坏风气，要整顿。”
刘复之补充道：“比如党委会一散会，小道消息就透露出去了。”
邓小平吸了口烟，烟雾喷得很长，说：“这是十多年搞成的一种坏风气，不仅文化部，哪里都有这个问题，什么秘密都没有。”
黄镇翻了一下笔记本，说：“我们搞了个几年规划设想，工作上要抓上去。”
邓小平颔首道：“就照这么办；搞个几年规划，调动积极性，总得两三年才能出成果。也急不得。”他朝墙边的书架扬扬手，说：“我这个书架上摆了这么多‘文化大革命’后的小说，干干巴巴，读不下去，写作水平、技巧都不行，一看开头就知结尾了；电影也是这样。”
黄镇说：“‘文革’前自己的故事片600多部，正加快复审，绝大多数可以陆续复映，还有外国片子800多部，大约有一半可以复映或公演。群众对外国影片只准机关内部看，老婆孩子都可以看，群众看不上，意见很大，为此事，群众把经委礼堂的玻璃都砸了。”
刘复之颇有同感：“有些外国片是名著改编的，书都重新出版了，片子不公演，群众反映很大，如《悲惨世界》，是雨果名著嘛。”
黄镇接着说：“我们计划到明年12月，一般一周放映一部老片子，一部外国片子，争取放一至两都新片子，京剧、地方戏的片子争取一个月放映两三部，今年我们计划拍46部影片恐怕完不成了。有帮风派气的坚决不放了。”
“这种电影，看了使人讨厌。”邓小平以他惯有的直率说道，“现在是，题材单调，如写农村，就只突出一个贫雇农，一个搞破坏的，未了开个大会，就完了。这些事，你们去摘，我没有意见。”邓小平谈及一个重要话题：“理论问题，波及文化部没有？”
黄镇回答：“没有直接波及。我们是清楚的，党组开过会，务了务虚，党组六个人观点一致。”
邓小平又燃起一支册，用手驱赶了一下烟雾，讲了很长工段话：“理论问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是劳动分配的文章，先念同志看过，我也看过。它们实际土是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驳不倒的。我讲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那时，我还没出来。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比如要引进几百亿美元的先进技术项目，不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敢干，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敢于想问题。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的问题，要有东西给人看，人家就不去看《少女之心》了。现在，文化生活贫乏，太贫乏了，文化部任务大。人们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那怎么行。体育也应活跃起来。电影不够，读物很少，我一天看文件，就想看看小说，看看电影，换换脑筋。我们还有点特权，普通群众想看电影连票都买不到。文艺领域队伍要扩大，要培养人才，培养新作家。现在写作手法、电影镜头，水平都太低了，比香港片子差得远。题材很单调，听说最受欢迎的是《枫叶红了的肘候》，轰动一时。我看就是因为是新的题材。过去，总是不让讲反面人物，主席讲过，没有讽刺，就没有相声小品……”
黄镇插了一句：“话剧比电影好点。”
“文化也是行业，是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生产发展，精神需要就大了。有了钱，人们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潢一下自已的家，柜子里要有点东西，要买点书。甚至要有点花，这样，反过来又刺激其他行业发展……作品中不敢写恋爱，怎么能没有恋爱？不要摘庸俗的黄色的就是了。但思想不解放，就是不敢讲。”
快到午饭时间了，邓小平站起来，和黄镇、刘复之握手告别。他手握得很重，目光深邃冷峻：“看来，你们文化部队伍的整顿有点希望。文化工作要发展，肯定会出现一些新人物来。”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确立
细心的人们发现，1978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中，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标题是《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署名为“文化部理论组”。文章在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阐释上，首次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舍弃了多年沿用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文化人很看重这几个字的变化，因为它涉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今后的文艺创作方向十分重要。但也有一些人并不赞成这种改变，他们质问道：“文艺不为政治服务为谁服务？哪个时代不是文以载道，道不就是政治吗？”
于是，一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大讨论在文艺界讨论得十分热烈。
这场大讨论，在文艺界领导及中央主管领导中也引起广泛的重视。1979年3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中宣部例会上明确提出，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稍后，在周扬为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借稿所起草的提纲中，对如何吸收这次讨论的成果、正确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是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胡乔木甚至认为，能否正确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开好文代会的“关键”。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