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在音乐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稿原稿
在中国音协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收到“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的通知。我因为年纪老了，又有病，不能参加会议，只好写篇书面发言，请李焕之同志代我向会议代表宣读一下。
《中国音乐报》1990年5月25日刊登的《音乐研究》编辑部5月19日举行的座谈会上一位措辞“尖锐”的绝妙发言，说是“当前我国音乐创作存在着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性质的问题”，引起全国音乐界舆论哗然，仿佛音乐界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
这种调子唱得如此之高的发言，如果代表个人，那么“人各有志”，反正是“百家争鸣”，也算“一家之言”嘛，但是如果作为一种舆论导向，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30年代到现在，我是过来人。30年代的“左”倾关门主义，大反“学院派”。延安时代的“抢救”运动，大整知识分子，正是十年浩劫的预演。
1943年7月14日，我经过千辛万苦冒险从新四军经敌伪区到达延安鲁艺，正值康生策划的“抢救”运动的高潮。好在我离开新四军时，粟裕同志已有电报到中央，刘少奇同志要我到杨家岭汇报，并写了两份材料，得到中央认可，才免于被打成日本特务。但我知道了，在我未到延安以前，鲁艺音乐系就已经对我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大合唱进行了缺席批判。那位党支部书记，还公开在会上说：“识得几个ABC，到延安来卖洋教条，你不知道吃了老百姓多少饭？”从此我下决心到部队工作，永不回去。54年发动全国音乐界向我围剿，把我当“胡风分子”打。57年又说：上海音乐界是半爿天，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于是派那位音协秘书长到上海“夺权”。已经内定我是“右派”，幸亏陈毅同志坚决顶住，才没有打成。但是权夺了，学校又打出了一大批“右派”，于是这个所谓“买办资产阶级”的“学院派的大本营”的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59年又拍了部电影，进一步把老音专描写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把黄自描写成国民党的御用文人。钱仁康不识时务，在《音乐研究》连续发表两篇研究黄自的文章，于是理所当然地在《人民音乐》上对他公开批判，拔他的“白旗”。
最大的丑闻要算63年的“德彪西”事件。那位善于拍马屁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北京听到毛泽东说“有许多翻译的科学书的前言没有阶级观点”，于是赶快告诉姚文元找书批判。这位姚棍子找到德彪西的一本《克罗士先生》，连书都没有看懂就在报上挥舞大棒往德彪西头上打去，还给这位外国死人扣上一大堆帽子。我不过在报上善意揭出他的错误——不要“好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这位第一书记就说：“贺绿汀自己跳出来了，很好，很好！”当即命令那位北京来的夺权打手动员音乐界写文章替姚文元抱大腿，对我的文章进行围剿。批判文章从《文汇报》《光明日报》最后到《人民音乐》，连篇累牍地出笼，一时沸沸扬扬，好不热闹。可惜真正错了的确实是姚文元，他没有把书看懂，只好“无疾而终”。
到了63年底，正是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出来之后，文艺界十分紧张。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的音乐舞蹈工作会议上，音协主席对我特别抬举，一再在小组会上动员我到大会上去发言。当时我虽然不知道底细，但是已经预感到空气很不对，又想把我抛出来当他们的替罪羊，我坚决不干。后来这位主席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学外国只能学贝多芬，不能学德彪西”；那位夺权打手则在大会上大谈其批判“打标西”的功劳。最后抛我的事没有搞成，反而被我抓住他们讲话中“两个老虎”的辫子数落。十年浩劫开始，林、江反革命集团以极“左”面貌出现，打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喊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大搞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说：上海音乐学院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本营，张春桥还亲自叫喊63年“德彪西事件”是“贺绿汀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大的反革命事件”，又再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戴上无数反革命、特务、叛徒的铁帽子，关进监狱，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上海音乐学院在这场浩劫中被迫害致死20多人。那位夺权打手开始是“抛”我的负责人，后来他自己也进了“牛棚”，摇身一变又投靠造反派。一次我的老伴在学校大楼前面扫地，我向她要几块钱订报纸，那位夺权打手居然马上去报告造反派头头说：“我亲眼看见贺绿汀和他老婆在搞反革命串联”。可叹“四人帮”打倒以后，此人摇身一变，又钻进上海文联当“副主席”。这就是风流人物代代红的客观事实。
现在有人又提出音乐创作上也存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性质的问题，实际上是把艺术与政治混在一起，又重新搞从30年代开始，音乐界极“左”派排他性的宗派主义与庸俗社会学那一套。但是给音乐工作者扣帽子、打棍子的故技，是不得人心的，是严重违反目前党中央的政策的。
我对于“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并不欢喜，对于其中一些强调只表现自我和格调不高、趣味庸俗的作品也很不满意，但是我从来认为这只是艺术上的是非问题或者至多是创作思想的问题。我在1954年写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中说过：“现在我想没有人愿意或竟敢于暴露自己歌颂敌人。现在问题顶多不过歌颂自己歌颂得不顶好或走了样。因此也就不能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尽管这些话不久就遭到批判，说我“取消文艺批评的战斗作用”，“文革”开始以后又说我“鼓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包庇牛鬼蛇神”，但是我对于今天的作曲界的基本估价也还是没有变；至今我也没有看见哪个作品是在搞颠覆。
不错，当年毛泽东的确讲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之类的话，后来康生之流就接过鸡毛当令箭，把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后来呢？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不对嘛！那些被打成“大毒草”和“反党分子”的也都平了反嘛！
毛泽东晚年的确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建国以来他还讲了很多正确的意见，1956年“对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正是针对“左”倾排他主义者讲的话，而且实践证明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1956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他又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做结论”，“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奏效，而且非常有害”。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负责同志也一再强调：不要把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和学术问题混在一起，相提并论。这个意见和毛泽东有关讲话的内容，在精神上显然是一致的。
一些人言必称“毛泽东思想”，口口声声“拥护四中全会决议”，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背道而驰，至今还抱住毛泽东的那套早已被实践否定了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理论不放，把明明是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艺术是非的问题上升到“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这样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问题的纲上，当作敌我矛盾的性质来下结论，这是慎重的态度吗？这叫做“自由讨论”吗？这种搞法究竟对谁有利？企图何在？
对于音乐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创作思想、创作倾向的问题当然不能熟视无睹，该抓的就要抓，但是只要在政治上没有鼓吹多党制，在经济上没有鼓吹私有制，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一定要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通过自由讨论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使我们的创作能更健康地得到发展。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反复重申，抓文艺界的治理整顿是当务之急，而其目的完全在于促进事业上的稳定繁荣。现在一些人在没有任何具体分析，拿不出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一棍子下去就把音乐创作中的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成“渗透”、“颠覆”、“和平演变”的性质，难怪有人干脆说：“反正照样拿工资，干嘛要写出作品来让人说是‘搞颠覆’呢？”这和三十年代的宗派主义与庸俗社会学有何分别？对于从事创作的音乐家的积极性，究竟是起了调动的作用还是抑制打击的作用呢？这种搞法难道能叫做“有利于稳定繁荣”吗？能叫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
现在音乐界有一种现象：不写文章的骂写文章的，不写作品的骂写作品的，因此他永远是“一贯正确”。这种状况是很不正常的。那些不甘寂寞的“初澜”的头目之流，正在蠢蠢欲动地给一些音乐界有权势的宗派主义者抬轿子，拍马屁，充当打手，在报刊上给别人扣帽子，打棍子，难道不怕后代人骂你们吗？
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不能依靠这种手段。要依靠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创造，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依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相信群众，面向群众，依靠群众，紧密地和最广大的群众联系在一起。开“一言堂”、搞“家长制”、个人说了算是行不通的。《音乐研究》《中国音乐报》是属于全国音乐界的，决不能由少数人垄断。你们既然可以在刊物上、会议上批评别人，别人就有权在刊物上、会议上反批评。在法律上，被告即使犯了法，都允许他有申辩的权利，何况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呢！如果只许你们整人，不许别人反驳，对方至多只有检讨、认罪的“义务”，那就只能说明你们的刊物原来是派性的产物；你们的“座谈会”不过是围攻、批评会的“美称”罢了。
总之一句话，根据我近60年的亲身遭遇和体会，离开了学术民主，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一句空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希望三思！年轻有为的人起来了，老一辈应该让路了！为了会议开得好，开成真正的“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座谈会，以促进社会主义的音乐创作健康地发展，日益繁荣，我就说这些“杞人”的话。
1990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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