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是最早提出中国官僚资本、官僚阶层、官僚垄断的学者之一。他在接受亚洲週刊访问时表示，「中国改革的一个转捩点，是改革的精神发生严重巨变。早前的改革主要是全民参与，基层与上层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歷史运动。而在八九年之后，中国改革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发起，官僚推动、官僚控制，官僚解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这种改革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从而也决定了今天的拐点。可以大致判断，一九八九年就是中国大拐点的起点」。
袁剑认为﹐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应该有成本，比如医疗、教育，甚至住房，需要有提供公共品的义务；但中国改革的结果不仅不提供公共品，还把早前提供的也甩掉了。中国有能力以逼迫拆迁、破坏环境增长等转嫁成本，也可以给企业更低廉的土地、水电和税收优惠。假设政府比较亲民，高价卖了土地，会以公共福利体现给民眾。但输送给了个别企业，贫富差别也就这麼出来了。袁剑说，「权贵阶层就这样形成了。他们得以快速增长，是因为政府输送了很多利益」，造成中国出现投资虚假盈利的情况。
面对深度萧条的考验，袁剑认为，最脆弱的还是中国，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完全是为高速增长服务的，不是为了应对危机。「为了高速经济增长，可以卖土地，我把你的房屋拆了，但不准你有话语权，这个体制完全是刚性的，没有设计要应付意想不到的危机来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民怨及各种政治诉求的问题。用经济增长来摆平一切，这样的增长是没有道德支持的。最重要的更是它的价值理性失去了，增长就变成无源之水。」
八九年以后，共產党的执政合理性就是给大家分一块经济高速增长的饼，让社会怀抱希望。袁剑说：前十年还有这样的期望，有这样的感觉，后十年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再高速增长和老百姓也无关。老百姓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没有看到执政的合法性，而看到的是，大量社会问题的產生，抢地、压缩公共品、各方面的压榨。「以前你可以画一个饼，十多年前还有效，现在根本没效，增长的是贪官污吏。老百姓不是可以在迷惑中做一辈子梦的。中国梦应该有一个兑现表，不能遥遥无期」。经济增长越快，剥夺的越多，社会民怨越大。袁剑提醒政府，中国是个刚性社会，如果经济危机萧条下，甚至长期萧条的话，脆弱的社会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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