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22日
上午写完给《镜报》的文章，基本写完《民主与法制》的约稿。下午，《人民中国》的曹复同志来补充采访。下午和晚间，看我的评论集和研究专集的文稿。
又降小雪。这大约是去冬以来北京第四次降雪了。近年来北京常常一冬无雪。无雪的冬天，简直像秃头的少女一样令人不快。
饭后散步五分钟。觉不出首钢对这一带空气的污染。昨天，当我忘记自己置身何地时，竟觉得空气清鲜得很，还有一丝甜意呢。可见人的感官是不可靠的。灵敏性往往低于其他动物。
1985年1月23日
杨XX来。三天前，是他电话中声音的异常频率感动了我，我便不加思索地决定请他到这里面谈。他走错了路，整整费了三个半小时才找到这裹。
是个可爱的青年，三十二岁。原二炮战士，复员后在本乡任民办教师。看不惯打骂和鱼肉乡民的大队干部，他检举了那个坏人。结果招致残酷报复，孩子遭到毒打，两年后仍不能上学。医药费用掉五、六千元。到此为止，是个很普通的故事。
该县“揭批查”期间拿掉的五百四十三个有问题的干部，除一人病死外，现在又全部上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那个专区的拿手好戏──浮夸风，仍在上演。全县工业产值夸大了好几倍……
“我一直在找党，”他说，“到哪里去找呢？有点像神，无所不在，又找不到。”他上访过几级纪检委，连省委副书记都见过了。他有些失望，说那位书记缺乏感情。
他还没有绝望。我当然得批评他关于党和神的错误想法。我又发生一次失误──答应他，我要去那个县采访。远的不说，去夏以来我已答应过江苏的徐州、湖南的慈利县、河北的石家庄市、河南的信阳市一些同志，我要去采访。为什么今天又一次轻易许诺呢？多半是去不成的。但我绝不是骗人，当时是真心实意要去的。
他让我留言，却没有一个本子。一起到军人服务部，我赠他一个日记本，题赠两句话。
他高高兴兴走了。我心情也不坏。因为他说他不想继续打官司了，要去从事实业、集资办个砖窑。我问他可有燃料？有销路？能赚钱吗？他说有，能。还说赚了钱要先使本乡农民富起来；有了更多的盈利时，把钱交给我，帮助为人打官司。
不要再上访，本来是我要向他提出的劝告，不料他不等我劝告就决定放弃上访生涯了。去年以来，我已经劝告过三、四个人，还是去干点实事吧，，不要上访了。冤情和损失怎么办？“暂忍一时吧。”但真正听了我的劝告的，至多只有一人──陕西省铜川矿务局的那位姑娘。她倒是答应了，也接受了我为她写的一封信，但其后下落不明，最近又寄来一份打印的状子，所以很可能并未中止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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