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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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阳>:生命的厚度—-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这个世界会好吗》札记
(2)<北斗荐书>:读书!读书!!(上)
(3)<七星人物>:从“踢馆门”到“北漂女”—瓢虫君专访杜阿姨
词条简介
高华(1954年-2011年12月26日)是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书作者。[1]
目录
1.人物简介
2.个人经历
3.学术成就
4.社会悼念
5.延伸阅读
6.参考文献
1 人物简介
高华, 男,1954年生于南京,2011年12月26日卒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8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
2004年2-7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
2006年1-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1]
2 个人经历
作为一个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高华曾说,一切都是从70年代出发的。他曾翻看北岛赠他的自选诗集《守夜》和《七十年代》,不由回想起自己的70年代,他常自问:“那时你做了什么?”
1970年,高华16岁,刚刚初中毕业。南京市这一年毕业的初中生全部留城,分配到急需人手的工矿企业,高华也因此成了一名工人。
但因为父亲被划为右派,不得不经常被迫离开人群。
1971年夏,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高华被通知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只能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一个小房间里。高华于是读报纸给大家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来访问,他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与之相反,每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他都被要求去参加。深感不公平,不久,高华就以生病为托辞不再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被搬到离他家仅十米远的一处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成了他流连忘返之地。高华日后曾说,因为有了这处小小图书留守处,他家那间“狭小、阴冷、潮湿的住房,却透着光亮”。
在那几年,高华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许多年后,他依旧能随口说出当时的书目,如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
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高华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
“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高华日后说。
1978年,高华考进南京大学。后来又留校做了老师。
他对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很感兴趣,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他曾坦言:“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发表文章的空间很小,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过去的历史。”
对于自己的选择,高华心里很清楚个中艰难。他曾援引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的话说:“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
1979年在课堂上,高华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激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里,他还津津乐道。他还经常提及范文澜的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从那时起,他萌生一个愿望,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并为此开始搜集资料。
延安整风的公开史料很少,但高华以其敏感、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发现了散乱其间的有机联系。正如学者朱学勤后来说的那样,高华在零散之间建立了自己的历史逻辑,这种逻辑是具有强大的穿透力的。
1991年8月中旬,高华开始动笔写《红太阳》,到1992年下半年,他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2年下半年始,他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他不少精力;二则他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这也颇费精力。
直到1999年春夏之交,这本书才最后全文定稿。
写作这本书的七年间,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从起步到大规模发展的十年。高华却始终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高华在《革命年代》的后序里说:“于是就在这喧嚣、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2000年之后资本和权力的扩张,让高华更觉思考的空间逼仄,他曾说,面对渗入大学校园的项目化、数字化、标准化的压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头读书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也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十多年来,高华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他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他曾说,“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
进入21世纪,高华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外界甚嚣尘上,而他依旧独守书房,做那些持续了很多年的研究和写作。
2007年,高华被检查出肝癌,他当时说这是自己“特别艰难的年份”,随后的日子,他一再经历着“严峻的生命考验”,他将那些前来照顾和支持他的亲朋好友比喻成生命中的盐。而在朋友们眼中,他则是历史研究读者们的盐。
如今这包盐融化了。
2011年即将结束之时,多名学者聚集南京,共同缅怀这位固守清贫的朋友。[2]
3 学术成就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出版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12月出版[3]
4 社会悼念
杨锦麟(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我与高华有数面之缘,我曾经专程到南京他家中采访过他,很有自己坚持的一位学者,为做学问折损了自己的生命。他不齿与谄媚逢迎者为伍的风骨令人尊敬。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我们相处了大约一个月。高华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他在生活中是一个谦谦君子,不像他在学术著作和文章中那样锋芒毕露。那次见面之后,我们一直有电话和邮件往来。他突然去世,我一时难以接受。按照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因为历史学和计算机不一样,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如果高华先活到八九十岁,他的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
朱大可(同济大学教授):无限惊骇!前日高华兄还发来“大可圣诞快乐”的短信。惟愿只是误传……
陈子善(华东师大教授):真的是令人十分难过!仅57岁,比我还年轻啊。我与高华先生仅一面之缘,他来我校,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他已患病,话不多,但还是很有精神,对今后的研究抱有信心。我对他的现代史研究、党史研究是很佩服的。如天假以年,哪怕只给他十年时间,又该有多少精辟的论著问世。
信力建(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惊悉高华教授昨晚去世,十分悲痛!前段时间,我和公明兄还在为高教授的医疗费用募捐,希望他能获得更好治疗,可惜还是英年早逝!高华教授是位值得所有人尊敬和铭记的优秀史学家,他非常热心地担任信孚教育集团客座教授,为信孚师生上课。言犹在耳历历在目。斯人顿逝,痛心不已。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党史的佼佼者。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两方面,他都领风气之先。他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著作,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经典。每一年都会有各种好书的评选,有些年度好书,可能是和当年的一些历史事件和现实关怀有关。但是,能够沉淀下来的不是很多,高华先生的著作,就经受住了考验。[4]
5 参考文献
(1)《著名共产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高华12月26日病逝》 凤凰网 陈芳
(2)《寒士高华》 刘炎迅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2期)
(3)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4)《著名历史学者高华病世 享年57岁》 《新京报》
6 延伸阅读
(1)常成:《高华—–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2)林达:《独特的高华》
(助理:韩宇翔 编辑:高丽 责编:董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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