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富而不尊，富而不强
前面已经说过，国人心目中的所谓“崛起”，就是发家致富，并无其他内容。托毛泽东的福，“纲式思维”业已成了“国思”，也就是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今则是以金钱为纲。据说只要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那就“纲举目张”，“一切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只要发了家，其余一切自会水到渠成，GDP搞上去了，民族尊严就会自动提升，国际形象会自动变好，国际威望会自动具备，国力也会自动增强，什么都有了。
这种思维方式也未必如有些网友推测的那样，是过去穷急了形成的，它其实是中国生活方式形成的“普国价值观”。在国内，金钱已经成了衡量世间一切事物的唯一价值标准，有钱就有了一切，丧失金钱就丧失了一切。如今国内已经不再是“笑贫不笑娼”，早就进到了“羡娼”的高级阶段。有的青年女性在网上公开广告，申请二奶位置，直接就把不劳而获、不择手段致富当成了荣耀。
在国人心目中，既然国内如此，国际上当然也会这样。有钱就是大爷，没钱就是孙子。就是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央视主持人芮成钢才会向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提问：“听说你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没哪句话比它更能揭示暴发户那鄙俗、无礼、猥琐、龌龊的心地了。最绝的还是，这种散发着小人得志的恶俗铜臭的话，不但出自代表国家喉舌的“国嘴”，而且发话者竟然丝毫意识不到这话只能羞辱自己，羞辱自己代表的国家媒体，反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自人类有史以来，这大概是最为宏伟壮丽的以耻为荣、以自辱为弘扬国威的壮举吧。
可惜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说：‘天的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合乎事实的。”在国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拿到国际上来就成了令人作呕的伧俗了，因为并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趋炎附势的势利眼。
于是中国人不能不无限懊丧地发现，中国确实有了钱，然而依旧没有尊严，没有光荣，没有威望，没有感召力，并未给她的公民赢得任何尊重与便利。中国的护照至今仍然是世上最没用的护照，除了一般人根本没听说过名字的国家或乱邦危邦外，上哪儿去都要签证（http://quailnest.blogbus.com/logs/49781650.html）。相比之下，中华民国虽然被中国不遗余力地围堵封杀，世界上却有一百多个国家允许其公民免签入境。就连弹丸之地的香港，给予其护照免签优惠的也有145个国家，囊括了所有发达国家。
这就怪了：若说是鬼子搞种族歧视，则港台两地居民都是华人。若说人家嫌贫爱富，如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观光客比中国游客出手更大方？若说人家是嫉妒咱们，为何其他富国大如美国，中如日本，小如挪威、瑞士、奥地利、丹麦等等没有类似困境？若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未死”，是几时起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成了帝国主义？而且，当年德国日本是整个文明世界的死敌，战败后为何非但没有亡国灭种，还迅速迎来经济起飞，不但先于英法等战胜国进入繁荣，而且至今也比那两国富？
处于许多国人视野之外的，是世界上并不只有金钱才是财富的文明常识。王朔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名言广为国人传诵，可惜没有多少人知道，只有钱更是万万不能的。兴许，最可怕可哀的贫穷，还是“穷得只剩下钱了”。有钱的野蛮人比贫穷的野蛮人具有更强大的排斥力。像芮成钢那种“富措大”，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有哪个文明人愿意与之来往。可悲的是，许多大陆人不懂这最粗浅的文明常识，因此非但无法理解香港人对大陆人的反感，还要由孔庆东带头，对港人恶语相加，于是就只能火上加油，越发促进香港的离心倾向。
据港大民研计划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香港回归15周年之际，市民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自豪感，比去年同期下跌4个百分点，只有37%的香港人感到自豪，是2001年以来的新低；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跌至13年以来的新低，29岁或以下群组，更创历年新低。其实也用不着什么民调，光是“强国人”这一绝妙讽刺称呼的发明与流行，就足以说明暴发的野蛮人的排斥力是何等强大了。连同文同种、据说是“血浓于水”的港人都这个态度，您还怎么指望让“非我族类”的洋鬼子倾慕咱们？
这说的是国民形象，作为一个大国与富国，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威望又如何？甭说与二战中跻身“四强”、二战后一举收回沦陷50年的台湾、沦陷14年的东北、并废除了与除苏俄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华民国相比，就连当年屡战屡败的积弱的大清都不如。
1909年10月11日，在经过紧张的外交谈判与必要的武力显示后，大清与日本签订了东沙问题条约，顺利收回已被日人强占的东沙群岛。1911年5月，墨西哥发生排华运动，当地暴民杀害抢劫华侨，排华运动并播散到古巴等拉美国家。清廷立即向墨西哥政府提出抗议，聘请国际调查员就屠杀惨案提出赔偿要求，并立即电令正在北大西洋海域游弋的重巡洋舰“海圻”号向排华最严重的几个拉美国家进发，8月中旬，“海圻”号驶抵哈瓦那，古巴总统被迫拜谒舰长，签订讨好华侨的城下之盟；清政府向墨西哥发出最后通牒，声称中国海军即将进军该国，迫使墨西哥政府就排华事件正式向清政府赔礼道歉，承诺偿付受害侨民生命财产损失并缉捕暴民。
就连统治因辛亥自爆而碎片化的中国、政令不出北京的北洋政府，也曾在1918年4月16日派巡洋舰“海容”号驶抵海参威，武装保护陷于俄国动乱中的侨民。北洋政府并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撤侨。“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时，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北洋政府还于是年8月22日派出2个团共4000人的兵力，分6批陆续开进西伯利亚，确保海参崴-双城子-绥芬河的撤侨通道。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到1919 年间就抢运出3 万名被困华工。1921年初，海兰泡、伯力等地再度发生排华事件，北洋政府再度在6月份“派军舰江亨赴黑河，利捷驻三江口，利绥、利川赴伯利”，“专备保护侨民之用”（引自雪珥博客）。
这些壮举，“新”中国政府几时做出来过？自1949年以来，全世界排华事件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印尼、缅甸、越南、柬埔寨、俄罗斯……炎黄子孙一次又一次被抢劫、被强奸、被屠杀，而伟大的祖国却视若无睹，甚至把越南侨民称为“越南难民”，听任他们在70年代飘满南太平洋。那时的口号是“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然而它们却绝对不是本国侨民的坚强后盾与可靠后方。伟大祖国为他们安排的命运，就是走投无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默默丧命异国。
如果说那时中国还一穷二白，需要“韬光养晦”，那么“撅起”之后又何如？
2009年2月14日，中国货船“新星号”在俄罗斯纳霍德卡港外遭到俄边防军“海岸”号军舰炮击。在返港途中，货轮因遭受重创而沉没，7名中国船员失踪。外国军舰击沉中国货轮，中国政府却甘之如饴，无只言片语谴责俄方放肆践踏国际公法的罪行，遑论要求惩办祸首并对受害人及其家属作出谢罪与赔偿。连道歉赔偿的要求都是租赁该船的香港吉瑞祥船坞有限公司提出的，堪称开创了世界外交史上之光辉先例。
2009年6月18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将集中销毁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中国“走私”商品，并要求莫斯科市尽快关闭切尔基佐沃市场。俄罗斯中国浙江同乡会会长倪吉祥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表示，此举对中国公民造成的损失根本不止20亿元，总损失估计在30亿-60亿元之间。华商跳楼的跳楼，自杀的自杀。然而中国派出的代表团却表示“支持俄方强力打击不法经营的做法”！
近年来，俄罗斯排华活动越来越猖獗、越来越频繁与惨烈，华侨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压、凌辱、毒打，而中方媒体却把这些事实隐瞒得严严实实，大力宣扬两国人民相互友好信任、俄罗斯中国年、中国俄罗斯年如何成功等等。就连被俄媒体公开报道的华人遭到遣返和不公对待的消息，也被中国当局视为“不合主流、唱反调”。哪怕是在华工因不堪俄国保安欺压而奋起抗暴之后，中国政府仍要侨民要以中俄两国友好大局为重，支持俄罗斯权力机关的执法行为！（详见颜昌海博客）
俄罗斯还可以说是惹不起的大国强国，中国不得不“韬光养晦”。可奇怪的是，就连历来慑服于“天朝”的周边小国弱国，如今也居然会竞相肆无忌惮地羞辱天朝，而天朝也就默默忍辱。这可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咄咄怪事，就连国力最弱的大清、北洋时代也未见过，绝对是共产党领导下才出现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特风景线。
用凯迪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不占领几处中国的领土或岛礁，不抓几个中国的边民或渔民，不从中国搞几十百把亿的无偿援助，你都不好意思说是中国的邻国。”强占中国领土的日本、越南、菲律宾不必说，就连据说是“鲜血凝成的友谊盟邦”朝鲜，也敢派巡逻艇大摇大摆地驶入中国领海，绑架抢劫中国渔民。羞辱中国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一种竞赛。与赛者似乎都心领神会：方今之世，不爬到中国人头上去拉泡屎就不算好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今解）。这么做毫无风险可言，绝对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惩罚。就连虚假的抗议姿态，中国政府都未必会做出来。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悖论：毫无疑问，如今是中国有史以来国力最强大的时期，然而对外（不包括对台）关系却处于最屈辱卑微的时期，堪称“毫无国威的强国大国”。这就是中式撅起：极大增强了的综合国力有如冥币，根本就无处兑现。
五、中国国际形象为何如此糟糕？
中国的国际形象如此糟糕，主要是因为中国是硕果仅存的共产党大国。国内网友不知道，在文明世界，“共产党”这名称非常之臭，与“魔鬼”“邪恶”这类词几乎等价。一般人想到共产党国家，犹如想到当年的纳粹国家一样，觉得那完全是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恶政权。
昨天在国内网上看见，有人非常惊奇地通知大众，诺尔曼•白求恩在他的老家加拿大原来非常之臭，以致他家的人都把他当成了不可外扬的家丑。只是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加关系的改善，白求恩才开始被本国人当成救死扶伤的人道志士纪念。这则新闻本身，就暴露了国人压根儿不知道，在文明社会中，“共产党”这三个字是何等的臭不可闻。
由这种邪恶组织统治的国家，想在国际社会上有好印象，其可得乎？几年前CNN的记者 Jack Cafferty在电视述评中说: “They a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as they were in the past 50 years.”引起爱国愤青大哗，以为那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严重侮辱，迫使CNN作了道歉。但卡夫提不过是说出了一般人的心里话罢了。那儿的they，说的是“the Chinese commies”，并不是泛指所有的中国人。
要说这看法完全是偏见倒也未必。有过1989年那场大屠杀后，要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就难了。至今犹记，1989年年底，所在国的电视台回顾过去一年的新闻，在放出坦克隆隆驶入长安街的镜头时，解说道：“这是一场入侵，一支军队攻占了自己的首都。这是一场战争，一个政府疯狂地屠杀自己的人民。”这话有如说是悲愤或沉痛，莫如说是无限的震惊与厌恶。一个国家的军队和政府竟会对自家国民干出这种事来，完全超出了鬼子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六四之后又如何？中国总是隔三差五地爆出人权丑闻。刘晓波不过写了几篇没人看的文章，就被判了重刑。更别说新疆西藏反复发生的骚乱了。最令鬼子无法忍耐的是，连一个盲人，中国政府都有本事去迫害之。这种丑闻只可能不断强化鬼子的恶感。
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官员（也就是被某个小白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忠诚尊称为“洋共”的人渣们）因为缺乏起码的文明常识与业务能力，专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在国际舞台上丢中国的脸。那位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也不会出一个的前外长李大牙就别提了，中国政府的重大外交决策也威力无穷。1999年，中国因为马其顿同台湾建交，投票否决了联合国向马其顿续派维和部队。当时外国传媒都对此恶心到了极点，认为中国政府什么道义感、什么原则都没有，只是为了泄私愤，竟然不惜滥用大国权力，否决了一个纯粹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个人觉得，事实确实如此，毫无原则就是“负责任的大国”政府的独家商标，在这点上，中国连老大哥都不如——当年中苏虽然成了敌国，人家在联合国讨论驱逐中华民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议案时，可从来是投赞成票的。被中国政府无端干涉内政、辱骂了几十年的南斯拉夫也如此。
最能败坏中国国际形象的，恐怕还是中国实行的“全世界独裁者，联合起来！”的外交政策。凡是敢于并善于屠杀本国人民的第三世界烂污独裁国家政府，必定是中国的友邦，而双手沾满国民鲜血的大屠夫们，必定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这些暴君，中共总是怀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深厚“阶级感情”；对那些国家发生的推翻暴君的人民革命总是怀着入骨的恐惧与敌视，一无例外地把它们谴责为万恶美帝的大阴谋；而对倒台的暴君们总是怀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深刻同情。这种与文明与人道背道而驰的外交定向，当然要引来文明世界的一致反感。
不幸的是，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从上世纪初就成了中国的国症，至今毫无痊愈模样。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外界承认自己的成就，更需要他人的尊重，却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以为尊严是可以靠金钱买来的。于是不但斥巨资兴办奥运会，而且无比慷慨地实行银弹外交。可惜大多数国人不知道，一个不知道尊重自己的人民的政权，只会让文明世界深怀厌恶，绝无可能赢得尊重，却相信了官媒以及疯子郎咸平的疯话，把西方普通人对中国政府的厌恶，看成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大阴谋。他们不知道，其实西方的政客与资本家都是“亲华”的，讨厌中国的是普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本能反射，与一般人对肮脏的厌恶心理差不多。
当然，鬼子也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后毛共与毛共社会的重大区别。但这对中国国际形象反而不利。在暗无天日的毛时代，中国在西方反而有许多同情者，那就是在西方媒体中很有影响的力薄儒们（liberals），这些人多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此语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涵义不同，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高知”吧。因为此语有政治上不正确之嫌，如今已不大用了，改为academics），亦即大学教授、名记者、作家等等。他们把对物质社会的幻灭逆反心理先投射到苏联，后投射到中国，幻想出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东方香格里拉”，报以无限单相思。我作博士后时的系主任与同事，在60年代都是死硬的毛分子，不但颇能背诵毛语录，甚至还看过电影《红旗渠》。但自中国和平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后，就连这批左派的好感也丧失了——他们的“隔河柳色更绿”的幻觉，不可能不被“举国尽是曼哈顿”的山寨美国图景打破。
除了社会制度引来的文明世界的天然反感外，低下的国民素质也能引起大众的恶感。如今西方的观光点特地针对中国游客，立起了中文告示，特别强调“请勿大声喧哗”、“请勿随地吐痰”，让我看了脸上热辣辣的。国人说话声音之大，似乎远超其他地方的华人。我在《台湾一瞥》中就讲过，在台中夜市，我们与一位大陆访客发生了轻微争论，周围的人却都吓呆了，人家似乎从未见过这壮丽景象。大陆人说话就跟吵架一样，似乎音量不到一定程度就没有表达能力。而西方大概只有意大利人与西班牙人有此爱好，但也远没到中国人的程度。
这些都是小事，更严重的问题是，国人似乎有一种引人厌憎的特殊本领。第一是喜欢犯法占小便宜，认为这么做才是聪明伶俐，不这么干就是猪头。第二是喜欢撒谎欺骗捣鬼。第三是极端势利，有点钱就耀武扬威，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第四是粗鲁无礼。这些毛病结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中国人成为极不受欢迎的族群，走到哪儿都让人侧目而视。我想，港人对“强国人”的排斥与反感，多半是这些原因。连本族人都无法容忍，遑论异族？中国的邻国没有一个不将中国恨之入骨，这恐怕不完全是政府造成的。
外蒙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它先后当过中国和俄国的殖民地。论在那儿作的孽，中国人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外蒙是在大清时才首次进入中国版图的，但历来由蒙古王公统治，办事大臣也多是满人，汉族根本就不得往那儿移民，只是到了晚清新政搞改土归流，才鼓励汉族商人上那儿去，但没多久大清就垮台了。老毛子进去以后，扶植傀儡政权，在那儿忠实复制苏维埃暴政，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喇嘛就屠杀了十万人，而当时整个外蒙也就只有70万人。饶是如此，外蒙人却并不痛恨俄国人，却把中国人恨进了骨子里去。华商华工犹如过街老鼠，动辄被当地人暴打。您说这是咋回事？我看跟中国人的贪婪、怯懦、粗俗、势利分不开。最讨人厌憎的恐怕还是势利，就凭汉族对所谓“文化落后”的穷国流露出来的那种赤裸裸的鄙视，走到哪儿都只会变成过街老鼠。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文明世界极大地误解了中国。就连中国人自己，也至今弄不清中国的“国家”与西方的“国家”根本不是一回事。西方其实是按苏联的模式来拟想中国，却不知道中国与苏联内政或许一模一样，外交则有本质不同。其最本质的差别是，苏联是个对外扩张欲永无止境的邪恶的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是个内向的官僚阶级镇压本国平民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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