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Ultraviewer
原文链接：《纽约时报》2011年6月24日刊载(作者：爱德华·王)
原题：在中国，还有一个毛主义依旧盛行之地 
王宏斌，一个脸上布满了皱纹的老人，从本月村长当班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带我们参观了南街村——这个中国小麦的中心产区。它不同于以往这些年来我在中国所见到的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充斥着杂乱无序的商业广告的街道，只有一些大肆宣扬着无产阶级陈词滥调和纪念共产党的的广告牌及图标。“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在附近的政府主办公楼上可以看到这样的题字。在村中三家便利店里，女店员们身着橄榄绿制服，会让人想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村广场上，围绕在巨大的毛泽东塑像周围的是4座30英尺高(合9.144m高——译者注)的画像——分别是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
当我问及王宏斌对于斯大林的看法，“人非圣贤”，他说，“即便是圣贤也难免犯错。”
34年来，王宏斌一直是该村的党支书，在他的领导下，南街村迅速地打造了一个复古的红色时代的形象，但与此同时，该国的其他许多地方尝试着或已经完全接受了自由市场经济。村民们每天早晨伴着大喇叭里播放的经典的《东方红》的乐声醒来，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就开始午休，伴随着《社会主义好》的音乐下班。它是全国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风格独立毛派集体之一。
建造摩天大楼和购物商场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抹去了毛氏的影响。近日来，这个国家惊人地发现了一些红色复兴的迹象。党内的保守派较平日气势更盛地捍卫毛氏的遗产。高层官员正推动一些运动来庆祝7月1日建党90周年。各单位被要求组织员工合唱团来高唱“红歌”。
王宏斌非常高兴，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重新在1986年开始搞集体化”，以遏制收入下降，“我们就扪心自问什么样的思想可以指导我们的实践”，王说道，“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科学的理论，它是‘为人民服务’的理论。”
在王的办公室中，书架上放满了共产主义的书籍，凌乱地摆放着毛氏的半身像。他告诉我，村民们并不称呼他为“书记”，因为他更乐意被称为“班长”。他使用这个称呼，他谈到，这是最基层的干部，符合村子平等主义的精神。在村政府掌握财产和企业的体制中，没人会高人一等。接受住房、教育、医疗免费发放的常住村民约莫3400人左右大多数村民居住在村西头单调而风格统一的公寓楼内。
“我们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王宏斌说。
一跨过村界，你便会发现南街村同邻村的差别是如此明显。在其他地方，是私营商店、街市和广告牌。一天晚上，我看到南街村的村民们在北门外，在人潮拥挤的露天集市上闲逛。他们挑选着服装、塑料玩具和烤羊肉串。
南街村实行的社会主义并非看上去那般死板，一天下午走在街上，我偶然碰到一群身着蓝色制服的工人队伍中。一个叫张宝寿(音)的人告诉我，他往来于南街村与附近一个镇上，在这里的一家啤酒厂里工作。他的工资比在工厂工作的村民略高一些——平均每月到手155美元(约合人民币1004元——译者注)。但除了包吃包住(他说他并不需要住宿)之外，没获得任何好处。“他们有好制度，但我们并不在体制内。”，他说道。
三年前，中国最受推崇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直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它说，南街村的经济模式是失败的，仅仅靠着较高层的党政官员的银行贷款审批和廉价引入的外来劳工才得以维持(连村内的干部都承认流动人口是常住人口的两倍)。本文估计，该村的债务为2.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2亿——译者注).王挥手否认这个数字，它说，村里已经和国有银行协商，撤销大部分债务，削减至1500万美元(约合9720万——译者注)。
在我离开王宏斌办公室的路上，我问他是否和妻子父母住在村西头的公寓里。“我有一个房子。”他说。
“有多少村民也真正地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我问道。
“就我吧。”他笑着说。
译注：
1.本文中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均按《纽约时报》报道发出时的货币汇率计算。
2.原文中有“ because he prefers to go by the title ban zhang, which means “squad leader” or “class monitor.” ”一句，出于中文表述的流畅，此处无需按照原文逐词繁复翻译，缩略为“他更喜欢被称呼为”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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