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读年初由江苏文艺出版的《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这本书。该书胡舒立女士主编，是去年年末第二届财新峰会上，各与会者的论文及发言，访谈结集。其中收录了吴敬琏，胡德平，秦晖，陈志武，谢国忠，伯格洛夫等多位名家的文章，多数充满现实关怀之情感和学理论析之理性，实在受益不少。当然，就中也有不少是浮光掠影，老调重弹，不免让人昏昏欲睡；又或是忠心谏言，可感日月，不免让人掩鼻而过，感叹“暑天不是读书天”也。这就需要阅者的眼光见识，细加别择了。
记得有朋友专门作文，表示对结集之书——无论其为个人选集，或是多人文章之辐辏——的冷淡甚至厌恶。以为一本书的视野，品味不应过于驳杂，否则难以卒读。譬如我们买一张唱片，通常以专辑为准，若是如盗版的流行曲汇编，或是手机，MP3中的杂拌，则很容易让聆听者失去整体感，沉潜不下，自己也随之变得零碎浮躁起来。生命之断片化，快餐化，是这个“快”时代，“拼”时代的必然投影，一个懂得珍惜，善于潜泳生命的人，自然应竭力避免之。
身为一个藏书人，我对此相当认同。所以自己的藏书，读书，也不再求多求杂，而是尝试一次只进入一个人的阅读世界里，如探宝山，非得兴尽而返。如此我们才能懂得一个完整的写作者，一段完整的人生，同时也丰厚了自己。由博返约，知己一二，已是大幸，何必看尽繁花，空手而归？只是要补充一点：此论应以文学，艺术，思想，史述类书籍为度，涉及到时政一面，则百家争鸣，四面八方，更能带来思想之激荡，阅读之乐趣。也让我们更充分感受时代脉搏。
《中国20121》，带给我的正是这样的感觉。这是一部将学术理论界之审视眼光，媒体人之敏锐视角与现实世界之深重问题交织而成的，并不轻松却足够美妙的奏鸣曲。继胡舒立女士承认危机之迫在眉睫，并以《危机是我们重塑世界观的机会》为序言以下，全书围绕2012高层人事更迭之年，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这一主题，为读者厘清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这本书，可以说既着眼于高层人事，其意却又远远超越了高层人事。从微观，中观到宏观，既顾及具体问题的实证分析，更如百川入海，直接透视到整个中国模式的制度之殇——当然，由于历来对出版言论自由之钳制，很多意思只能曲折隐晦道出，需要读者意会。
依照会议中讨论的不同议题和各方关注点之不同，全书分为四大主要板块：
A.反思中国模式（一，增长的局限，二，幻影折射的真实）；
B.当前焦点问题（三，地方债务与土地财政、四，宏观调控与金融体制改革、五，汇改与RMB国际化）；
C.寻找改革途径（六，改革攻坚，七，政道创新，八，转型之鉴）；
D.2012最紧要的问题（九，改革需要大智慧）。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本书最后一篇，最后一章，以秦晖教授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困境中的世界与中国》作结，实在饶有深意。在该文中，作者依然秉承俯察芥子之微，仰观宇宙之宏的思想格局，从近几年的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谈起，将上世纪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整个片面畸形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提纲挈领道出。其意着眼于经济全球化与民主非全球化互为扞格下，导致的种种不适与不宁，同时威胁到专制国家和民主世界的多数民众。
对此，我曾在《精英与草根——民主转型路径的新视角》这篇文章里，表示了类似的忧虑：
“事实正是如此：很多民主国家的政府，政党，政客与专家教授学者，媒体，商人，跨国公司等精英阶层都有逐利本性，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片面追求而违背了社会公共伦理责任，背叛了自己宗主国的基本政治道德，也从某种程度上客观帮助维护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孑遗政权。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逐利者只能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而非其他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及其本国大行特行潜规则？为什么他们若不遵行大陆的政治游戏规则就只有被驱赶出去？（如谷歌）甚至得到惩罚？（如2009年后的挪威）不正是这个专制体制以短期，现实的利益诱惑了这些外来者，既使其在大陆无须承受任何法律和道义责任，更进一步迫使他们接受其拖人下水，沆瀣一气的权力意志吗？
专制的毒瘤不仅仅让统治集团千疮百孔，败坏了自身，更是以权力的独占将所有代价都转嫁到了体制外的民间，甚至侵蚀，波及整个民主世界。并且将此种转嫁以暴力维稳，谎言喉舌和利益共享的形式固化下来。其结果就是令我们日复一日，忧愤不已，却无可如何的各种社会乱象，不公不义，人间惨剧。其结果就是从黑社会到社会黑，从中央政治委员到守着最后三分地，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的八十岁的农民，从数亿游离于家乡与城市之间如同孤魂野鬼的农民工，到世界上大多数被中国血汗工厂抢走了工作机会的工人蓝领阶层，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幸免于难。”
我们日益深切的感受到，今日世界之不靖不宁，相当程度在冷战从未真正结束。全球化之表面繁荣之下，民主世界与少数孑遗的现代独裁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制度和价值鸿沟——这是被人为割裂开来的两个世界。通观秦晖教授的多年著述，可见他将实现两个世界之双赢，避免两个世界之双输的希望，卒之寄托在独裁世界的民众能适时适法的做出新的制度选择之上。更确切的说是，寄托在中国政治上之制度化变革，俾使吾国吾民，能真正融入世界，化“两个世界”为“一个世界”之上。而实现的方向，自然还是秦晖教授多年来不遗余力呼吁的：“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句话看起来平常，背后却蕴涵作者一生学思所粹。要言之，秦晖教授尝试在精深博大的史学，思想史与政治，经济史的实证分析基础上，超越绵延百多年的左右派之分，在自由与福利，权力与权利，政府与公民之间得到真正的调适。收在本书中的这篇文章，体现的同样是这个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致思理路。
可以说，作者为我们高悬起一个美好的目标，不仅仅适用于今日民众既无丝毫自由，又无丝毫福利，而吾党既有无限权力，又无丝毫责任的中国大陆，更对经济危机不断涌现，左右之争无法善了的民主世界，起到点拨之功。问题在于，理想要落到实处，更需要扎扎实实的推动践行。知道为什么还不够，怎样做才是更为紧要的。在一个成型乃至成熟的民主国家内部，尚且如此，那么在一个前现代的集权国家里，更是临深履薄，步履维艰。在之前的文章里，我曾一再提出对体制内威权派，改良派和要求回到毛时代的极端左派的批判，熟悉的朋友自能了然于心，那么要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除此之外又能指望何人？环视四野，我们不能不从自己，从自己的身边发掘变革的动力。仅仅是理论，道理的说服，已经无法让“中国模式”之下专制制度的受益者妥协，那么在批判的武器之外，我们还需要武器的批判。
需要澄清一点，这里展现的并非革命民主派面对暴政，对暴力抗争的偏激苛求。毕竟没有人愿意暴力笼罩这个世界，让无辜的人包括自己都深受其害。须知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书斋，一个道德的真空世界里，过于追求道德洁癖，独善其身，恐怕只会让世界更加的污浊不堪。既然如有些朋友宣称的，正义没有绝对标准，那么苛求手段和目的的绝对一致的非暴力，是否就代表绝对的正义呢？何况暴力与非暴力之间，本来没有明确的界线。“非暴力”可以是一种面对弱势者逃避责任，无所作为的冷暴力，“暴力”也可以是一种积极联合起来，反抗邪恶的街头政治。并不是一说到暴力就意味着核大战，而一说到非暴力就是纯洁的天使。从非暴力可以导向对专制的姑息纵容，令到恶者尤恶，惨者愈惨；从暴力也可以导向一个民主的新中国，正如美国革命和二战以来集体新生的民主世界那样。即便在《圣经》里，同样有撒旦的存在和随之而来的，上帝对撒旦的惩戒。如果我们混淆一切善恶之别而笼统以非暴力来超越之，那么不过是犬儒哲学和伪善的道学家的另一种流行翻版罢了。
来到今天，随着专制的制度化走向深入，而民众的幻想又一再延误时机，民主转型之路已非多项选择，需要依赖指望的，已不再是《中国2012》第九章所提示的，体制内当权者的大智慧。从历史到现实，从海外到海峡对岸，在在昭示我们：人人梦想的，各方多赢的最优选择永远无解；体制外民间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变革压力，乃是今日制度痼疾积重难返，民心所向势所必然之下的次优选择。
正如浪琴兄几年里一再申说的，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动态维稳云云，不过是大忽悠，没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在野势力，没有民间社会的公民自决，自发自为，那么关于民主中国的设想，终究是纸上谈兵，一场好梦。纸上的推演只能一败涂地，好梦终究要惊醒于残酷的真实世界。没有对暴政之恶的根本性的认识，没有对结束暴政的根本性的要求，那么所谓的反对派和公民社会，自然唯有昙花一现，难产而死。“第一次推动”不来自上帝，也不来自某个欺世盗名的“新政”或“政治强人”，它就潜藏在你我他她的身上。这也是我作此文的用意所在——希望更多朋友从《中国2012》里，寻找和认识一个真实而丑陋的中国，更从自己的生命里，寻找和成就一个真实而美丽的中国。
（终）
附录：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困境中的世界与中国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日期：2011年11月（第二届财新峰会·北京）
回望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最热的话题之一就是危机。2008年在美国发生时说是“次贷危机”，2011年转到欧洲，就叫“欧债危机”，虽然希腊闹得最厉害，实际整个欧洲都不景气。最近去法国，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巴黎的喷泉大都不喷水(凡尔赛宫、卢浮宫，到处皆然)，景观灯也大都不亮。都说是政府没钱，老百姓的福利不敢动，“面子”就先不管了。这与那种即使饿死老百姓也要保住官家面子的体制固然不同，但形势严峻也是明显的。危机在希腊引爆，舆论认为希腊原先有问题，但加入欧元区以后问题才失控。因为货币统一且有转移支付，财政却是各国自主，导致希腊人大肆透支欧洲来掩盖自己既避税又高福利造成的财政窟窿。所以有人说，欧洲一体化如果不再迈一大步，已有的成果就保不住，意思是各国如果不向欧盟上交相当程度的财政主权，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欧元区就可能垮台。
其实不仅欧洲，我曾说过，这次“全球危机”在西方无论美欧日，共同特点就是巨额债务窟窿塌陷，形式上美国以居民消费债务为主，欧洲以国家财政透支即所谓主权债务为主，但这两者的根源是一样的，而且可以互相转换。为什么会这样?现在那里的“左”“右”派互相埋怨，“左派”说是自由放任导致金融乱象，“右派”说是福利国家导致财政透支。但是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各有利弊，如今这种债务爆炸却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弊病的单独结果。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逻辑上都可以平衡财政。然而欧美都是民主政治，这是他们“左”“右”派的共识，所以不会成为左右互攻的靶子。可是恰恰因为在民主政治下“左”“右”派都要“以民为本”，而老百姓喜欢高福利却不喜欢高税收，欢迎减税却不喜欢减福利，所以“左派”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减税容易减福利难，如此循环几次，财政不破产才怪了!
我是力挺民主政治的，但我不会回避问题。那么以前民主政治为何没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无论今昔，人性中都有喜欢“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但是这样一搞肯定出问题。老百姓不是圣贤，但也不会傻到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地步，他们感觉到问题就会改变诉求，无论接受增税还是同意减福利，在民主政治的既往历史上都是不乏其例的。
但是近20多年来，民族国家民主政治下的治理机制遇到了国际经济高度一体化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背景。这个背景本来不是坏事而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是它也具有强大的“倒逼”效应。因为它不仅造成了通过大规模国际透支长期掩盖债务窟窿的前所未有的可能，同时又找到了愿意让它透支的对象。于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等到掩盖不住、窟窿塌陷时老百姓感觉到已经太晚了，后果已经很难收拾。例如欧洲就是由于货币一体化而财政却不一体化，使希腊这样的国家可以不断透支欧洲，今年终于难以为继。更典型的，则是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发行权通过巨额贸易逆差和金融风险转移透支全球，2008年就难以为继，引起的危机至今还未平息。
美国之所以能把这种透支游戏玩那么久，拥有美元这样一个透支手段固然重要，但透支毕竟是“借”不是抢，如果没人愿意甚至希望“借”给他，游戏也是玩不成的。而近20年来恰恰就有那么一些国家，由于与美国正好相反的政治机制，形成了一种消费率奇低、产能严重过剩、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模式，正“需要”别人来透支自己。这些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就是中国。
这些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政治机制则一直保持“特色”，这种机制与西方截然相反，“左”“右”首先要看“上”意。于是政策一“左”，政府对民众的权力就扩大(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汲取能力”突飞猛进)，但民众对政府问责很难(财政上就是老百姓只能感谢“皇恩”，不能进行福利问责);而政策一“右”，政府又容易推卸责任，要求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但权力仍然不受限制，“市长”可以任意干预市场，找老百姓的麻烦，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这样的机制造成与欧美完全相反的弊病：一方面，由于民众自由、福利双不足而使消费“内需”难以“拉动”(容易拉动的是政府消费)，外贸顺差剧增;另一方面，官家聚敛的钱越来越多，“突击花钱”还用不了，正好可以(甚至需要)借给西方。于是一方要透支，一方要“被透支”，相反相成，周瑜打黄盖，形成了我所谓的“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
这种“互动”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将越来越扭曲。美国的“高消费”越来越病态，而中国的“高增长”也越来越畸形，甚至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借喻，非指“格雷欣定律”)的现象。我曾用“昂纳克寓言”的说法来警示这一点。但实际上，两边的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可持续。而任何一边的变化，都会给另一边带来变革的压力。2008年美国和2011年欧洲发生的事，已经表明他们的游戏很难再做下去，但是下一步走向何方，仍是未定之数。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而财政不一体化”已被目前的危机证明不再行得通，如果不能推进财政一体化，货币一体化最终就得放弃，这就是所谓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全球也是如此，单纯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如果不能“倒逼”出政治上的普遍人权进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方式改进，这种全球化就走不通，危机发生后各国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就是个坏兆头。
而这样的互动对于我们又何尝持续得下去?尽管“低人权优势”下“血汗工厂战胜福利国家”的可能性使我们有些人沾沾自喜，国家机器强大的聚敛能力也使一些人引为自豪，但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比他们少，虽然由于我们独特的体制而更为隐性，但问题的层次却比他们更基本。在高度政治自由的西方今天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远不如当年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激烈，而最发达的“维稳”体制下，我国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越维越不稳”忧虑。不仅西方的不景气对我们也造成了外需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来的威胁，我国经济内在的诸要素成本升高的趋势更在不可遏制地发展。不仅网络时代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意识提高会消解过去那种“低人权优势”，经济上的市场均衡工资和长期强制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拐点”提前降临，也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民工荒”和对民企的金融歧视导致的高利贷压力，加上所谓“国进民退”的逼迫，使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恶化，而垄断国企和国家巨额投资拉动经济的长期副作用，也在“高铁事故”等一系列事件中逐渐显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不适宜地淡化“官民问题”而凸显“劳资问题”，企业界一些人希望政府压制劳工的“过分要求”，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官式宣传让民企成为体制弊病的替罪羊。但是实际上，在我国越来越大的经济蛋糕中，增加最快的份额既不是劳工所得，也不是企业积累，而是财政与财政外的政府收入!无怪乎前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把饼做大还是公平分饼哪个更重要固然是个问题，但是偷饼抢饼的太多对两者都构成威胁，是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人说：“劳资博弈的结果谁得多一些都没问题，但劳资都不能说话，而由劳资都无法问责的人来‘狐狸分饼’，劳资都不可能满意。”话虽尖刻，但引人深思。
事实上，民主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劳资博弈以增加弱者的谈判能力是合理的，但我国特色体制下劳资不能博弈、惟有“狐狸分饼”的效果如何实堪怀疑。一份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如今中国一方面在通货膨胀形势下各种物价都在与发达国家趋近，甚至有的已经超过，只有蓝领劳务价格差距最大，并几乎成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惟一体现。另一些关于企业经营环境的报告也指出，企业对各种负担的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劳资任何一方做出牺牲都已非常困难。然而我国的“狐狸分饼”中份额最大、增长也最快的一块如果能够作出让步，那劳动者权益的增进与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都会有巨大的空间。
这就需要我们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影响中国与中国影响世界的效应都在发生。民众在改革开放年代自由与福利的纵向改进，是中国得以加入全球化的“门票”，而全球化中中国民众在这两个方面的横向差距，也确实在“招商引资”与低价出口方面创造了“血汗工厂胜过福利国家”的“奇迹”。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应当持续，也能够持续，但增速逐渐放慢不可避免，也无需害怕，而增长实效和公平分享应该成为努力的主要方向。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推动前一个“纵向进步”，扭转后一个“横向差距”。“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不仅符合这一方向，而且也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即消除统治者权大责小、有权无责之弊，建立权责对应的现代宪政体制奠定基础。在刚刚过去的“辛亥百年”之际，这也是我们对先贤必须的交代。
总之，今天西方与中国的两种危机，都表明现代文明处于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状态，无论经济还是政治的进步，都是“危”与“机”并存。欧债危机既可能倒逼出货币一体化之后的财政一体化，使通向“欧洲合众国”的道路迈进一大步，为人类“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民主治理模式开先声;也可能由于“片面一体化”之弊导致欧元区瓦解，“欧洲实验”成为悲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是在加入市场经济全球化之后促进全球化的普适人权规则，在提升国人自由与福利的基础上改变“崛起”的方式，为全球文明作出贡献;还是把“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勉为其难地维持下去，以致国际上为避免“昂纳克寓言”成真而重树壁垒，国内也因为不公正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导致混乱，使如今这种单向度全球化终告失败，中国和西方陷入双输之局?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链接：http://www.rmlt.com.cn/News/201201/201201091028003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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